南北朝时尚文化之地域观照

南北朝时期 ,儒学“独尊”的一元文化格局崩裂 ,文化发展趋向多元。以地域的视角来观照 ,南北文化在时尚文化层面各呈异彩 :审美时尚方面 ,南方是尚柔守雌 ,北方则崇刚守拙 ;生活消费时尚方面 ,南方是崇奢斥俭、追新逐异 ,北方却尚俭黜奢、进取务实。南北时尚文化之地域分流 ,透视出南北深层文化意蕴之歧异 ,大凡文化精神、价值取向和社会风尚诸隐性层面 ,南北意趣殊异。这一切基因于南北文化之地域生存背景的大相异趣。     

论宗教时代的文明分野问题

论宗教时代的文明分野问题赵林宗教时代的文化特性英雄时代以罗马帝国的灭亡作为终结的标志，罗马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征服者在公元５世纪反被野蛮的日耳曼人所征服。罗马的悲剧只是一场世界性的重大历史转折过程的一个典型例证，事实上，在从东到西的所有古典文明中，在大...     

鲧之传说的地域分野与鲧生高密的历史地理学解析

先秦文献中有关鲧的诸多传说的记载,均包含有大量可信的历史素材,较为真实地反映出文明社会前夕的若干史影。战国、秦汉时期,黄河下游地区,堤防建筑,颇为普遍。这些数量众多的堤防正是衍生出今豫东北、鲁西北、冀东南大量"鲧堤"遗迹的素地和产生丰富的鲧的传说的沃土。《世本.帝系篇》"鲧生高密"的传说,大体上反映了远古时期鲧及其治水的传说,发生在地势较高的今天河南嵩山一带,《世本》作者硬是将"生活"之意的"生",机械地理解为"生育"的生,从而主观地杜撰出"颛顼生鲧,鲧生高密,是为禹"的帝王家谱式的世系,其与历史实际完全大相径庭。     

地域文化与庾信创作之关系

金陵（江左）、江陵（荆楚）、长安（关陇）画出了庾信人生之旅中的三个路标,江左文化使庾信的创作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艳丽底色,荆楚文化则为庾信的创作打上了明显的楚地文化的印迹,关陇文化更使庾信的创作具有了“胡化”的特征。三地的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庾信创作,从而使庾信成为了穷南北之胜的作家。     

史官文化与巫官文化及宗教神话之关系

最初的史官是巫祝的一部分，属神职人员。交官从巫祝分离是在春秋战国开始到汉代完成，史官文化延生于王官文化的母体之中。史官文化表现出与巫祝文化不同的追求，由于时代的限制，交官文化追求的是对人事的重视，当然它屯不能摆脱对神的尊敬态度。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士阶层直接参预史官文化的序列，从而开创了史学文化的新局面，史学从史官的手中解放出未，直接强调文学为现实政治服各，以史为鉴，把历史的研究置于统一的文化氛围之中。以司马迁为代表的新史官文化是在全面检讨先秦旧史官文化，对巫祝文化的扬弃基础上实现的。     

士文化与知识分子文化的价值分野

在当代教育和文化研究中 ,我们始终没有澄清意识上的混同 ,这种混同在文化定位上主要表现为三个问题 :把中国传统的士视同今天的知识分子 ;将文化定义为有价值的人工创造 ;视西方文化为人类文化的最高形式甚至唯一形式。只有澄清这三个问题 ,我们才能发掘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生机与活力的成分 ,进而高举中国文化中人文主义的旗帜 ,为人类摆脱现代科技理性精神危机 ,做出我们的贡献     

发掘地域文化内涵强化地域文化特色

发掘地域文化内涵强化地域文化特色傅谨自从秦始皇下令“书同文，车同轨”以来，辽阔的中国大地上，原本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就表现出它的趋同性。至少是在典籍的层面上，这种趋同性表现得越来越突出。趋同是一件好事，因为趋同能够方便于交流沟通；趋同也是一件坏事，因...     

解开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之锁──读《当代文学与地域文化》

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学批评意识的日渐自觉，在文学批评实践和文学批评理论建设中，众多批评家都表现出了一个很明显的特点，这就是努力寻找进行批评的属于自己的理论支点，一些卓有成就的批评家都各自运用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语言学以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等有关理论或相关命题，选择适合于自己的批评疆域，在经年累月的批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批评特色，建构了自己的批评框架，并结成一股合力，共同支撑这些年来文学批评逐步走向发展繁荣的一片绿荫。青年批评家樊星多年来专心和致力于从地域文化…     

南北朝

北魏长陵位于洛阳城西北约15公里处孟津县朝阳乡官村邙山之颠。此处存大小冢各一，大者高35米，底部周长141米；小者高23米，低部周长110米。两冢相距约100米，当地俗称“大小冢”。分别为高祖孝文帝长陵和文昭皇太后之陵。孝文帝拓跋于太和十长年（493）率军南下，翌年决定由平城（今大同）迁都洛阳。他实习汉化政策，并规定死后葬洛阳。     

南北朝隋唐时期室韦地域考——室韦史研究之一

一、南北朝时期的失韦地域 南北朝时期的失韦大致方位,可从《魏书》所记失韦四邻部族的地域确定。 据《魏书》卷100记载,“失韦国,在勿吉北千里,去洛六千里。”“豆莫娄国,在勿吉国北千里,去洛六千里,旧北扶余也。在失韦之东,……于东夷之域最为平敞”。“地豆于国,在失韦西千余里”。“乌洛侯国,在地豆于之北”。据此,失韦、豆莫娄、地豆于大致在同一横向地带,乌洛侯则在失韦西北。关于勿吉地域,《魏书·勿吉传》说其“国有大水,阔三里余,名速末水(今第二松花江),”“国南有徒太山,魏言‘大白’(今长白山)”,则勿吉南起长白山,缘第二松花江流域而居。豆莫娄,《新唐书·东夷传》载曰:“高丽灭其国,遗人渡那河,因居之”。那河,即今嫩江及第一松花江。豆莫娄人当北渡第     

地域文化视角

地域文化视角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吴福辉近年来我一直在做京派文学和海派文学的题目，或许对于文学的地域文化研究问题，有些话可以说说。文学内部的文化含量，及这个含量的重要性、丰富性，自不待言。我认为，表现人类多彩的生活样式和心灵，是文学承载的两大要素，而生...     

南北朝时期项羽神信仰的文化内涵

南北朝时期项羽神信仰已存在,就文献来说,多分布在史书和志怪小说等古籍中。由于南北朝特殊的社会环境、民众对项羽崇拜、同情和恐惧心理以及封建统治者皇权意识等因素的影响,项羽神信仰呈现出区域性的特征,以及民间信仰和官方信仰并存的状态。     

云南宗教文化研究的拓新之作

80年代以来,我国的宗教文化研究在经历了多年停顿之后得以正常进行。由于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许多领域都有待开辟。其中,对于当今少数民族中活生生的宗教文化现象的调查研究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云南学者杨学政等人主编的“云南宗教文化研究丛书”中的《原始宗教论》、《宗教美术意象》、《火塘文化录》三本书就做了这样的工作,它们对于云南的有关宗教文化现象进行了调查整理、解释分析和一定的理论抽象,其选题具有开拓性,所载丰富的经验材料更值得珍视。     

冰心和宗教文化

冰心从不隐讳自己同宗教的关系。她对待自己所受洗的基督教虽不重视其仪式,却稔知《圣经》,尊重教义。她总自觉不自觉地将自然神论和自由主义神学融合在一起。她对基督的“爱的人格”尤为钟情;由她自己提出的“爱的哲学”,其核心正在于“爱的人格”。20世纪下半叶,冰心的宗教意识淡出,但她以调和之态对待其他宗教,并视宗教为文化,在国际文化交流中作出杰出贡献。冰心文学的审美,倾向于上帝-自然-艺术三位一体的建构,她相信艺术创造有“神助”之力,由她主张的语体、所呈现的艺术风格,也都烙有《圣经》的投影。     

浅析青海伊斯兰教派之分野融合

本文从穆斯林地域差异入手,叙述了青海伊斯兰教派关系的现状以及持续分化和纠纷不断的现象,分析了教派纠纷的种种直接起因,追溯了教派纠纷的历史成因,最后论证实现穆斯林整合的可能性和必然性。     

试论地域、地域文化与文学

地域文学研究领域中理论和操作层面的诸多问题有待研讨。首先是地域的概念及其理解 ,地域是一个空间的、文化的概念 ,因此必须具有相对明确而稳定的空间形态和文化形态 ,这是理解地域和地域文化的基点 ;地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 ,因而涉及到时间和传统 ;地域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 ,因此必定要有某种可资比较的参照物或参照系 ;地域又是一个立体的概念 ,自然地理或自然经济地理之类可能是其最外在最表层的东西 ,再深一层如风俗习惯、礼仪制度等 ,而处于核心的、深层 (内在 )的则是心理、价值观念。在进行研究时 ,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上的认识和理解从根本上纠正了目前地域文学研究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其次 ,应进一步讨论地域的划分 ,行政区划与文化区划既不相同 ,又密切相关 ,行政区划有时也可转化为文化区划。第三 ,地域与文学之关系值得深入探讨 ,尤其是对地域文学研究中的具体操作问题 ,这里第一次提出“地域文学场”概念 ,对解决地域文学研究中的具体问题有一些启示和帮助     

古希腊宗教与希伯莱宗教之比较

在起源、观念以及政教关系等方面,古希腊宗教和希伯莱宗教之间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使得希伯莱人在信仰方面,希腊人则在理性和科学方面,分别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各自特殊的贡献。二者后来通过基督教汇合成为影响深远的西方传统。     

南北朝时期佛教对法律文化的影响

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佛教及法律文化的发展为佛教对法律文化产生广泛影响创造了历史条件。本土法律与佛教之间发生猛烈的撞击,进而互相渗透。在这一过程中,佛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南北朝时期包括法律思想、法律规范、法律设施和法律艺术在内的传统法律文化。     

南北朝诗风交融的文化基础论略

以共同的文化传统为前提 ,南北朝诗风依赖佛教、音乐的交流和北人对南方文化的崇尚诸条件得以交融。佛教的流传为南方“声病说”的北传创造了条件 ;音乐的交流是沟通南北诗人心理的桥梁 ,并促进了拟乐府的创作 ;北人对南方文化的崇尚是诗风交融的内在动因     

神圣与教化——岳麓书院文化之宗教精神探微

书院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岳麓书院作为古代四大书院之首,其学术思想传统绵延千年,乃岳麓山儒、佛、道文化融合之结晶,亦先哲圣贤振英声于兹之产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岳麓书院形成了一种以儒教正统为主体,综合佛道思想的书院文化,完成了儒学的思辨化转型。自两宋至清末以降,岳麓书院以书院教育制度为核心,大力培养儒生,举行各种儒教仪式、祭孔大典,树立国家儒教信仰,以促进儒教的组织化,对引导古代中国社会提升德性,净化人心,和谐发展,担负过重要的文化使命。系统梳理岳麓书院文化中之宗教性,尤其是儒教功能之体现,对于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凝聚民族情结,提高道德水平,促进公民道德建设,复兴中华文化的文化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深远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