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月报》的改革与五四新文学的发展

《小说月报》是中国新文学史上重要的大型文学月刊。沈雁冰担任主编后，对《小说月报》进行大胆改革，使之成为发表新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新文学史上许多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翻译家都在该刊上发表过文章。《小说月报》的改革成功，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编辑主张与改革前《小说月报》的风格

作为民初重要的文学杂志,改革前的<小说月报>在中国文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本文以媒介主体探讨为入口,考察了不同的编辑及其主张对改革前的<小说月报>风格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王蕴章和恽铁樵这两位编辑主张对<小说月报>的封面和插图,栏目设置,杂志定位和内容取舍几个方面的影响.它们使改革前的<小说月报>风格也经由了由介于雅俗之间到以雅为主的变化.     

文人社团与五四新文学

文人社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特有的文学现象,文人集结以“社团”的形式对旧文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为新文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以“社团”形式的新文学创作迅速地巩固了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使得新文学在很短的时间内站稳了脚步,促进了现代文学成型;在社团与社团的“对话”之中拓展开了新文学的形式、内容、发展方向及其艺术表现手法,构建出新文学的主体轮廓,“社团”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新文学作家的心理障碍,加速了新文学的发展与繁荣,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然而社团也以“集体”的形式遏制了社团同仁有可能的自我发展潜力,在不自觉中形成“社团暴力”。     

论辜鸿铭与五四新文学

作为批评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话语之一,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批评实践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文学批评对辜鸿铭的话语资源背景不熟悉,对其话语理论缺乏了解,以及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文章大多用英文写成而且刊发于口岸外文报刊.迟至今日,仍然没有"注意"到或者没有必要地"强调"辜鸿铭对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的批评,则显示出文学史研究的一个不应有的"盲点"或文学-文化视野上的缺陷.辜鸿铭的文学-文化批评理论,与欧文·白璧德、<学衡>知识分子群体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在批评的话语资源背景以及实践语境诸方面具有相当程度的契合.这种思想的关联性的被"发现",不仅将有效地平衡"学衡"派知识分子对于五四新文学-文化批评的历史叙述,而且还将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反自由主义"思潮上推到19世纪80年代前后的辜鸿铭那里,并使得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文化批评已经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世界性"和"现代性"特性.     

论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思想对新文学影响深远,晚清至民初真正打破群与国的局限、将个人的独异价值凸现出来的是鲁迅,将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相结合则来自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同年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出现。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存在于五四一代作家中,自我意识的出现使新文学呈现出自我表现的特点。同时五四初期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并非矛盾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文学作品中的自我与民族国家形成二位一体的关系。五四新文学发生期个人主义所强调的个人的发现、个人意志和自我实现所带给作家的情感经历是从乐观、浪漫到苦闷、彷徨。     

华兹华斯的情感诗论与五四新文学

主要探析了华兹华斯的情感范畴,以及华氏诗学观念和诗艺特质对我国五四新文学作家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从而证实了华氏诗学理论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试论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性

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五四新文学 ,并对五四时期一些重要作家的创作进行分析 ,进而认为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在于消解以儒家文化为表征的父权文化 ,而力图建构女性神话。正是对女性个性生命欲望的关注 ,才极大地赋予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由于五四新文学的这种现代品格 ,使五四文学话语迥异于以往旧的文化话语 ,五四文学话语不仅以白话文出现 ,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欲望话语     

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关系研究述评

在如何理解五四新文学与革命文学之间的关系上,建国后"十七年"与新时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十七年"中,五四新文学传统逐渐被革命化,革命文学传统逐渐被强化,从而在二者之间建立起一种"继承与发展"的历史联系;在新时期,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革命色彩逐渐被淡化,其地位一路飙升,革命文学传统逐渐被消解,从而在二者之间形成了"背叛与倒退"的历史联系.但两个时期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只是在学术界不占主流地位而已.这一变化可以从两个时期的意识形态结构的变化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五四新文学源流再追溯

关于五四新文学的源头,历来众说纷纭。在充分考虑文学历时性因素的基础上可以认为五四新文学的源头应该追溯到明朝中后期的思想解放,原因如下:第一,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看,明朝中后期传统的文学观念开始受到冲击;第二,从价值观念看,明朝后期以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的兴起预告了一个思想大解放时代的到来;第三,从中西方文化交流看,中国从明朝中后期开始接触西方文学,到近代翻译文学的兴起,直接影响了五四一代对西方的态度;第四,从人本意识层面看,明朝中后期王阳明、李贽等人思想的解放给文学界带来了一股人文主义思潮,人之子开始逐渐觉醒。     

"进化论"与五四新文学

进化论在近代传入中国时,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新文学先驱们的救亡情结使得西方进化论的渐变思想发展成了近代中国"单向直线的一元整体思维".在这种新胜于旧、"后胜于今"的思维模式之下,五四时期的政治、文化和文学都染上了浓重的激进色彩,其中文学表现得尤为突出.从作家到作品,从理论到实践,从现实主义到浪漫主义,我们都能感受到新文学激进昂扬的主旋.     

五四文学与存在主义

"存在主义与五四文学"是个在学界尚未得到正视的话题,对其进行必要的探究是对这一话题具有实质意义的学术话语建构.首先,由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实质上是文化启蒙运动,所以启蒙主义语境中的存在主义价值选择,成为五四文学的时代必然.其次,从"新浪漫主义"--"现代主义"--"非理性主义"的话语意义链来审度,所谓"新浪漫主义"话语不啻为一种存在主义的艺术表述.其三,由生命哲学的视角切入,五四文学的生命诗学及创作形态,在将西方生命哲学本土化吸纳的基础上,显示出其存在主义文学的创作本体论的意义.     

文学的胸襟：关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

五四新文学和新时期文学都是政治大动荡中,为寻求文学的解放和自由而发生的,都是大变革、大转型之中的文学,且都具有开局的性质。但是,前者具有政治、思想、文化、历史全方位的视野,而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却是囿于政治的眼光,缺乏历史的观照。寻根文学和朦胧诗虽有历史的视野和中西方的观照,却又缺乏政治的热情和参与精神;前者描写的是具有历史和社会意义的问题、性格和心态,后者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的视点却只是政治路线,而寻根文学和朦胧诗却又往往囿于文化方面。总的说来,五四新文学的胸襟要比新时期文学宽阔得多,因而它的影响也要大得多。由此说明,我们的作家不但要有对于国家前途的牵念。还要有纵观历史、眼望世界的气概,当然还要坚持文学的自觉性和自主性。     

民粹主义思想与“五四”文学

“五四”思想的民粹主义因子是温和而潜隐的,但从后来它的极端化引发的历史文化进程的灾难性后果来看,对民粹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早期所呈现出的面貌做一些本质性的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它会帮助我们理解本世纪历史叙事中的主能指及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学创作和相应的文学观念是“五四”民粹主义思想渗透的一个独特又重要的纬度,也是民粹主义在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重要体现,从“五四”文学这一视角入手,做这样的梳理将有助于许多观念的澄清和理解。     

五四文学革命的反思

五四文学革命的科学主义倾向,造就了再现论、认识说的文学观,同时也造成了文学审美本质的失落。进化论的文学观强调了文学的历时性但抹煞了文学的共时性,尤其是激进的革命进化论,为五四文学革命的被否定设下了伏笔。人道主义肯定文学的人性本质,但它对五四引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开火,摧毁了自己的基础,从而导致自身被革命文学取代。倡导平民文学应予肯定,但对贵族文学与士大夫文学的极度排斥,却导致了文学的极端平民化。现实主义倡导者无法接受欧洲现实主义的客观主义,则使现实主义与古典主义界限模糊,最后滑向新古典主义。五四文学革命不是从文学性质的角度批判“文以载道”,导致自身陷于反对文以载道和要以文载革命之道的矛盾之中。世界文学意识打破了中国传统文学的封闭意识和自我中心主义,使中国文学思想与世界文学思想相沟通、融汇。但这种世界化是以激进的反传统立场推行的,引起了民族本位主义的反拨,客观上为否定五四文学革命铺平了道路。     

周作人之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诞生于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学 ,以其全新的价值观念、表现形态和审美品格 ,显示出鲜明的现代特质。在这一文学历史的巨大变革中 ,周作人以其对新文学理论的倡导、对外国文学的译价、以及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实绩 ,参与了新文学基本特质和大致走向的规范与制订 ,为“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走向大众:五四新文艺不可忽视的政治价值维度

五四新文艺存在着走向大众的政治价值维度,它表现在五四时期开展的白话文运动、各种文学的"主义"和国民性批判理论等方面。这一维度不仅为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换埋下了大众的伏笔,而且也为"大众化"讨论以及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提供了思想资源,五四之后文学观念的骤变实际上由此肇始。     

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发生与发展

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发展顺利并取得很大成功,或者说,使白话代文言成为国人的主要言论表达和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媒体,并非是自然而然发生,它占据了三个关键要素:一是晚清白话文的发展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做了大量的铺垫;二是由清末与民初两个不同体制的政府推出的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的合流推动了白话文运动;三是五四时期现代知识分子不断尝试创新,以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份和独立的价值标准,借助知识、文化、思想和精神的力量,来表现自身对于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思考和鲜明的"公共关怀",使得五四白话文运动最后的结果远远超出了胡适等人的预设而发生了思想革命以至现代文化和文学的转型。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在学术界 ,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 ,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 ,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 ,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 ,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 ,相反 ,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诩 ,并对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 ,梁漱溟没有限于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争 ,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 ,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 ,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 ,这不能不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义关联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倾向是复杂的,它以个人为本位,同时又带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色彩,但仍然与民族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关联。从兴起的原因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民族危机的产物;从发展的结果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民族主义的高涨;从运动的特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个人为本位,并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倾向,但它所推崇的"个人"和"自我",绝对不是执著于一己痛痒的"个人"和"自我",它所关注的"世界"和"人类",也绝对不是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世界"和"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