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和太平天国只学西方宗教说辨白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中断言:“如果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就要把中国拉回到西方的中世纪”,“把中国历史拉向后退”。这一论断的依据是:在洪秀全心目中,“西方的‘长技’是基督教”,因此,虽然“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是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但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宗教”,搞“神权政治”,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实现“近代化”这一中国近代史的主流背道而驰”。冯先生的上述论断及其依据大有商榷余地。关于太平天国”搞“神权政治”一说,朱东安先生已在《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上著文进行了有力辨驳;但关于洪秀全和太平天国     

洪秀全的天命论与太平天国的政权建构

洪秀全的天命论是太平天国的宗教与政权建构的核心观念。本文试就神启权威与世俗理性的悖论、西方传教士与洪秀全就此论争议所折射的政权理念差异 ,以及洪仁在突破此论上所作的失败尝试 ,分析此论对于洪秀全的领袖心理以及对于太平天国的政权近代化所产生的消极效应。     

“拜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的兴亡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可是旧式农民战争高峰的太平天国,偏偏以宗教的旗帜作号召。有人说: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是基督教“神学的异端。”就算是横逸旁出的“异端邪说”,也仍然是宗教神学。洪秀全正是把贫苦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阶级利益、需要和要求,隐蔽在这种“异端”     

太平天国的宗教实践散论

就发动和组织起义而言 ,洪秀全的宗教实践是成功的。然而 ,由于自身理论上的种种缺陷 ,当上帝教上升为统治人们思想的意识形态时 ,它便日渐暴露出其先天不足的一面 ,既无力继续胜任太平天国精神支柱的角色 ,也无法阻遏太平天国内部自相残杀、上下离心等现象的出现。尤其是到了后期 ,洪秀全的宗教活动已不像前期那样含有丰富的社会内容 ,而是一味强化自己作为真命天子的权威 ,故而无法挽救其内部的信仰危机。另一方面 ,在拒绝认同基督教的同时 ,洪秀全又激烈反孔 ,这就使得他的宗教在洋人和国人眼里都成了“异端”。总的说来 ,洪秀全的宗教实践是失败的 ,其理论更多吸收的是中西文化中的弱点或缺点 ,而不是双方的优点。太平天国覆亡后 ,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随之消亡。     

剖析明清“邪教”

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宗教、秘密宗教、邪教 ,不管其显露的政治倾向如何 ,其教首创教传教的原始动机一般都是利益的驱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以宗法制度为基础 ,以“宗教信仰”相号召 ,是明清邪教家族性传教的基本形式。明清时期难以计数的大小邪教教主会首借传教以致富 ,大肆攫取现世利益 ,其财产之积累 ,甚至富埒王侯公卿。     

儒学在太平天国

本文对儒学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命运进行了探讨,作者指出:早年的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初期,曾在一定程度上尊崇儒学,常引用儒学经典以论证他们的宗教和社会、伦理思想.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洪秀全改变了政策,焚禁儒书,否定儒学.但杨秀清对此有强烈异议,他以天父名义肯定儒学经典和史书的价值;于是洪秀全被迫下诏删改四书五经,宣布删改后准许人民阅读.然而,此事历十余年而未完成,因此,儒学书籍在太平天国一直处于不合法地位.     

“天王”?“太平王”?——洪秀全称号的历史新探讨

文章通过对长沙发现的文献资料———《<太平王洪秀全檄文>公告文书》的解读,对长久以来教科书里认定洪秀全从金田起义伊始,就称为“天王”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结合大量清史资料、太平天国文物,分析讨论了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封号演变,认为洪秀全在金田起义开始,就是用“太平王”这个称号,直到咸丰二年(185 2年) 10月时还在沿用。     

病因与“上帝召见”——洪秀全“异梦”内容新说

1837年,洪秀全第三次考秀才落第后,曾大病40余日.生病期间,他做了许多奇怪的梦,时常胡言乱语.这就是太平天国历史上著名的“异梦”.据洪仁玕的记述和太平天国的文献记载,洪秀全在梦中被上帝召上天堂,授以“除妖”大任.此说是否真由梦境而来,史界有不同的看     

试论反邪教法的理论瓶颈及其突破--兼评《邪教的法律治理》

邪教是否属于宗教？反邪教与宗教信仰是否冲突？如果两者不冲突又如何实现两者的“两全”？这些是我国反邪教法的理论瓶颈，也是我国在反邪教国际斗争中的软肋。刘正峰、周新国两位教授合著的《邪教的法律治理》在宗教事实评价标准基础上提出的邪教事实宗教说、国际宗教自由有限自由说及其反邪教立法建议，突破了我国反邪教法学的三大理论瓶颈，极大地推进了我国的反邪教法研究。     

当代邪教探析

邪教这一人类文明与进步的大敌,虽然披着宗教的外衣,实质上是从事反人类、反社会、反宗教的犯罪组织。本文着重对邪教的来源、特点与本质、邓教泛滥的原因与危害等进行了探讨,并就如何防范和处置邪教提出了几点看法。     

太平天国失败新说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原因当是太平天国政权对儒家积极思想的背叛,是洪秀全思想中的矛盾性:他既反儒教又对儒家思想中的糟粕予以认同,他崇奉基督新教又对新教教义一知半解。这种矛盾性使太平天国始终没能建立起一个指导思想,没有在整个太平天国内部形成一种向心力。对儒家传统思想和知识分子的排斥又使太平天国处于极为孤立的境地。而曾国藩却不失时机地打出了维护儒教和传统文化的旗帜,并且用儒家思想牢牢控制军队,把道德说教与儒家功利主义有机结合起来。从本质上说,太平天国的失败是外来基督新教对中国本土儒教的失败。     

太平天国"人无私财"问题辨析

金田起义前后,太平天国未实行废除私产制度;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八月初十日,洪秀全在长沙附近发出天王诏令,明确从此以后"不得再私藏私带金宝",开始限制个人拥有私财的数量。定都天京以后,个人私财被限定于银五两之内。     

上帝教与太平天国的兴衰——以萧朝贵神化历程为中心的考察

上帝教世俗化了基督,同时神化了萧朝贵。萧朝贵生前的自我神化,所依托的重要手段是出色的＂巫术＂表演,主要为催眠术。他在死后才真正获得神格,洪秀全授其为太平天国至高神。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杨秀清、萧朝贵代天父、天兄传言的神圣身份,有着互相印证各自神性和维护上帝教神学理论体系的意义;一方面则出于一个死神制衡另一个死神的阴谋。萧朝贵的神化历程是反映上帝教兴衰始末的典例,也是太平天国历史发展变迁的缩影。     

罗尔纲先生与太平天国历法及纪年研究

罗尔纲先生数十年锲而不舍地研究太平天国历法及纪年,细心排比,用翔实的史料证明了太平天国历法纪日干支、礼拜较阴、阳历"差一天"的事实;"差一天"的原因,则应该"悬而不断";太平天国纪年下限,应定为太平天国己巳十九年(1869)四月十一日。     

太平天国意识形态与中西文化的关系

通过比较《劝世良言》与洪秀全的思想,找到两者对基督教最基本的三个观念:"三位一体说"、"原罪论"、"平等观"解释的差别,来阐述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与中西文化的关系。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核心仍来源于儒家文化,之所以其中会出现一些基督教文化的影子,是因为文化之间的共通性。     

洪仁玕与太平天国历法的“改订”

洪仁玕阐述了太平天国颁行天历主要有“醒愚俗”、“定民志”、“正农时”三个目的。针对天历不合天象、有失农时的缺陷,洪仁玕对天历作了一次较大的“改订”：一是改订“岁实”,二是欲制定一标准物候历来“裁定耕种”。洪仁玕对天历的“改订”是不成功的。     

洪秀全的社会理想与太平天国的兴衰

通过分析洪秀全的社会理想、太平天国的社会政策,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考察了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洪秀全的封建情结及其恶果

本文拟以洪秀全的内心世界为视角 ,从洪秀全的封建情结所导致的太平天国内部诸多理论和实践、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对立现象中 ,探讨一下这种情结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及其与太平天国失败的关系。     

天京事变后洪秀全重建君主权力的努力

天京事变后,试图重建君主权力的洪秀全,虽然在李秀成等的帮助下建立起一个运行效果良好的、以掌率会议嫁接五军主将集体为内容的权力结构,但他仍然煞费苦心地构建以他的宗族为核心的上帝家庭,使之凌驾于本来行之有效的权力结构之上,试图以此支配以李秀成为首的地方实力派。洪秀全狭窄的气量促使他始终把目光局限在个人权力的张扬这一有限目标上。为了这个有限目标的实现,他忽略了维护体制内各要素动态平衡的重要性。     

太平天国时期浙江会党运动的几个问题

太平天国时期的浙江，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都处于关系全局的重要战略地位，浙江是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战略基地和太平军与清军做战的主战场之一。此时，爆发于浙江的会党运动风起云涌，此起彼伏，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一时期会党运动在浙江的孕育演变及特点的深入研究，对于理解和把握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浙江社会的变革与变迁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