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融论

<正> (一) 曹丕把孔融列为“七子”之一,看上去是很古怪的,因为其余六人都可算是曹氐集团的文学侍从之臣,而孔融则是一个反对派。鲁迅先生早已指出: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欢和曹操捣乱。曹丕在《典论》里有说孔融的,因此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更早的是明朝人杨德周,他辑印《汇刻建安七子集》,即剔出孔融,另加曹植以凑足七人之数。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夜杀掉孔融,跟后代某些帝王大兴文字狱随便杀戮文人不尽相同。对     

明代前七子派形成时间考

明代前七子派成员主要有"四杰"、"七子"、"七才子"、"十才子"等并称,由这些并称可知前七子派以"四杰"为中坚,其中李梦阳、何景明为首,边贡、徐祯卿次之,其他皆为羽翼。而前七子派的形成可以说是一个其他成员向李梦阳聚拢,与其交接,彼此影响的过程,因此以其领袖之一何景明和七子中最后登场的徐祯卿的加入为关键点,通过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考察得出前七子派初步形成于弘治十六年(1503),最终形成于弘治十八年(1505)。     

论明代的内阁与党争

中国历史上对朋党打击最厉害的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他为了强化皇权,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安置.”尽管如此,并未起到多大作用,相反,明朝党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是何原因造成此种状况呢?稽考史实,笔者认为,党争和明朝废相后建立内阁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关于张献忠降明问题

<正> 如何看待张献忠的降明问题?这不只关系到张献忠的历史评价,同时也将影响到对明末农民起义过程中其他方面一些问题的认识,实有再作进一步探讨之必要。一、关于张献忠降明问题的考察张献忠是明朝末年著名的反抗封建强暴的英雄,农民起义的杰出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是,他在历史上曾经两次投降明朝。崇祯四年(1631年)冬,“就抚”于明将洪承     

论明代允许地方自己制造火铳的时间和地点

明朝政府于何时批准地方卫所制造火铳以及第一个制造火铳的地点在何处 ,史学界一直没有明确的定论。本文通过对这一问题的论述提出了与《明史》记载不同的观点 :批准制造火铳的时间是正统七年 ( 14 42年 ) ;第一个制造火铳的地点是宁夏     

先秦儒家人性论批判

自孔子以后,至战国末期,是我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时代。所謂“人性”問題,在当时曾引起了广泛注意。先秦儒家諸子对人性的爭論,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思想家是孔子;第二阶段的代表的思想家是七十子之弟子的世子、密子、漆雕、公孙尼子;第三阶段的代表的思想家有孟子、告子;第四阶段的代表的思想家是荀子。孔子是中国最早一个談到人性的思想家。孔子說:“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的这一句話,說得极明白。各人的先天(所謂性)差之不多;而后天(所謂习)則相差甚多。孔子是位思想家,又是位教育家。这句話,是为他的教育主张立說的。由于时代和阶級的限制,孔子沒有把这一思想加以发揮和光大。     

试论叶向高之《四夷考》内容、版本和史料价值

《四夷考》是明末重臣叶向高所撰写的关于本朝周边各民族和国家情况及其与明朝关系的史书，流传至今有七种版本，取材丰富，叙述条贯，史料价值颇高。     

论黑龙江流域上、中游各族与明清两朝的隶属关系

(一) 黑龙江上游鄂嫩河和尼布楚河下游一带,这里居住着我国蒙古族的茂明安,布利亚特、喀尔喀等部。他们历来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和中原始终保持着密切关系。明朝政府管辖这里蒙古族主要通过在鄂嫩河流域设立的斡难河卫,管辖鄂嫩河流域一带的喀尔喀等部。随着明朝对故元残余的征服,明成祖永乐帝四次远征的成功,在鄂嫩河地区击败本雅失比,蒙古汗阿鲁台遣使至明献马,并亲自来北京入贡,明政府封他为和宁王,每年向明朝贡,从而使明朝政府在该地区的统治更加巩固。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海外交通政策

海外穆斯林商人与明朝前期(1368-1505)的海外交通政策曾相互影响。洪武时期,由于明太祖在海外交通政策上推行勘合制度,曾促使海外穆斯林商人借助官方使节的身份开展对华贸易活动;永乐时期,海外穆斯林商人则把明成祖的“通四夷”政策引向西洋(印度洋)地区,郑和正是凭借了海外穆斯林的商业网络而使下西洋活动获得成功;宣德以后,明朝停止主动派遣使节下西洋,海外华人穆斯林则在中外海上交往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通过与海外穆斯林的交往,明朝社会也形成了一个诚信守规、扶贫济苦、清洁卫生的的伊斯兰文明观。     

王廷相的“文以阐道”论

王廷相(1474——1544)是明代一位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也是一位有影响的文学家。在文学上,他力排“台阁体”,是明中期“前七子”的重要成员。他不仅撰有许多诗文,而且提出了“文以阐道”的文学理论,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     

王粲赋论

建安时代不仅是一个文人五言诗成熟与繁荣的时代,而且也是一个抒情小赋成熟与繁荣的时代。当时的赋家,以曹植、曹丕、王粲、徐干最负盛名,留存至今的作品也最多,大抵都是抒情咏物小赋。四人中,王粲作赋较早,成名较早,对曹丕、曹植的小赋创作有直接影响。曹丕《与吴质书》说“仲宣独自善于辞赋”,又在《典论·论文》里推赏他的《初征赋》、《登楼赋》、《槐赋》、《征思赋》等作“虽张(衡)、蔡(邕)不过也”;刘勰《文心雕龙·才略》说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在《诠赋》中,又将他列为“魏晋之赋首”的八家之首:从这些与王粲同时及稍后的著名文论家的评论中,不难看出王粲在当时赋坛所具有的特出地位和影响。     

王粲生平、创作中两个问题的考辨

王粲生平、创作中两个问题的考辨王怀让王粲是文学史上建安时期的一个重要作家，被刘勰称之为＂七子之冠冕＂。他的《七哀诗》和《登楼赋》是文学史上久为传诵，很有影响的名篇。关于王粲离长安去荆州的时间和《七哀诗》第一首的创作时间问题，是王粲生平和创作中的两件大...     

艾南英的散文理论与实践

艾南英(1583—1646),字千子,号天佣,明东乡(今江西东乡县)人。天启四年(1624)始举于乡,因对策有讥刺魏忠贤语,罚停三科。崇祯初诏许会试,终不第,然文名日振。他曾组织文学社团豫章社,倡导效法唐宋派的散文,反对前后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为文曲尽形容,笔触犀利,平易通达,以其理论与实践为明代散文的发展作了系统的总结,成为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先声。 一、学秦汉以唐宋为桥梁 明代由(?)。阶级矛盾的尖锐复杂,市民     

李梦阳《空同集》人名笺证(之一)

〔说明〕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甘肃庆阳县)人,徙居开封(今河南开封市)。明弘治七年(1494)进士。历官户部主事、员外郎、郎中。曾因代尚书韩文草弹劾官刘瑾,被下狱、瑾诛后,正德六年(1511)起为江西提学副使,九年以事夺职家居。李梦阳是倡导文学复古运动“前七子”的代表人物,因此,考证他的人事关系及交游动向,对研究其一生的政治、文学活动特别是文学复古运动,至为重要。现仅以《空同集》(明万历壬寅本)所载之友朋交往,择其重要者予以笺证,所引诗文在括号内标明《空同集》卷数,以便考稽。     

试论宋应星的自然哲学思想

今年,是我国明朝末年杰出的科学家宋应星(1587年——1661年)四百周年诞辰,也是他撰写的科技巨著《天工开物》初版的三百五十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不但重新认识到宋应星的科学成就,同时也将追索到他作为一个杰出科学家所具有的自然哲学思想。宋应星的自然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他的《天工开物》、《论气》、《谈天》等著作中。     

从《春江花月夜》诗的形式演变谈中国古代诗歌形式与音乐的关系

打开《乐府诗集》,会发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在《春江花月夜》这个题目下共收了隋、唐五位作者的七首诗。而七首诗却采用了四种不同的形式。隋代杨广二首和诸葛颖一首是五言四句,唐代张子容二首是五言六句,张若虚一首是七言三十六句,温庭筠一首是七言二十句。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古代诗歌形式演变的一条规律。     

薛瑄在湖南

<正> 薛瑄(1389——1464)字德瑄,号敬轩,谥文清。河津(今属山西)人。他曾于明宣宗德宣四年(1429)至七年(1432)任湖广道监察御史、出使辰州。他“在沅凡三年余,所至多惠政。     

“前后七子”新论

在一般人观念中,明代“前后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和以李攀龙、王士祯为代表的“后七子”)的复古似乎是中国文学史上色彩黯淡的一页,评论家们每每提及,也多流露出鄙薄的神情,以为充其量是一陈腐的形式化运动而已,无甚可观处。然而,这种倾向性的评断与实际情况却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下面,拟就自己的研究体会,谈谈对“前后七子”的看法。     

论孔子的正名思想

正名是孔子政治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正式提出正名是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是年孔子自楚返卫,子路向他提出“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的问题,他回答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下引《论语》只注篇名)卫君即卫出公辄,当时他正与其父蒯聩为争夺卫国政权而兵戎相见。孔子的正名即针对这一事件而发。但正如谢良佐所说:“正名虽为卫君而言,然为政之道,皆当以此为先。”(《论语集注》卷七)谢良佐认为,孔子的正名不仅是针对卫国特殊国情而提出的政治措施,而且是一般政治原则,这是正确的。我们即把正名作为孔子提出的一般政治原则加以探讨。     

明代贵州彝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奢香

(一) 奢香,是十四世纪贵州西北部彝族“默部”第六十六世霭翠的妻子。霭翠是元末明初贵州彝族的各部落中权势较大的一个土司。早在元朝末年,霭翠就被封为顺元宣抚使、八番顺元沿边宣慰使。朱元璋于1368年在金陵(南京)建立明朝中央政权后,霭翠便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与宋蒙古歹,普定女总管适尔等先后归附”明朝。朱元璋“皆予以原官世袭”,“赋税听其输纳”。当时霭翠一度为了本部落的利益,曾请求明朝政府出兵讨伐陇居部落。朱元璋不同意,说“中国之兵,岂外夷报怨之具”。洪武六年(公元1373年),明朝政府鉴于霭翠在西南的重要地位,决定“升贵州宣抚司为宣慰司,以霭翠为宣慰司使,宋钦为宣慰同知。令霭翠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