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诗学与理学关系的一个范例: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江西诗学是宋代诗学的代表,方回是江西诗学的最后总结者.方回的诗学思想与其所接受的朱熹理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学诗如学道的观点,格高之说的人格内涵,圆熟平淡之论与理学人生境界,以及其诗法理论的深层意蕴,都表明他的诗学理论与理学有深层的关联.通过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理学与诗学的具体内在联系.     

杨慈湖与南宋后期的儒学格局

陆象山门人杨简(号慈湖)是南宋后期最有影响的儒者,慈湖心学在南宋后期儒学格局中的主导地位,一方面与南宋中后期掌握政局枢机的史氏家族的支持有相当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慈湖心学在政治、文化中心地域的广泛传布.慈湖去世之后,在浙江一带兴盛一时的陆学,逐渐失势让位于朱学.     

理学对南宋后期辞赋审美风范的规范与重塑

理学确立了一种新的审美理想,它给古代文人崇尚的出世之趣注入了匡时济俗的内涵,塑造了一种醇和淡雅的情调,南宋后期的辞赋,则深受这种审美理想的影响,展示了一幅幅恬静温馨的社会图画.道德至上的理学思想排斥调笑和谐趣,这使得辞赋固有的娱乐精神被排斥,辞赋趋向于严正庄肃的情感基调.场屋诗赋格法,古文评点,为读书人提供了一整套科考为文的规范.因此辞赋行文趋于拘谨,气势内敛,表现出整饬规矩的辞章特色.南宋后期,是辞赋转变的一个关键时期,是辞赋行文上趋于古文、审美情感上趋于理学道德观的一个转变时期.     

南宋书院与祠官关系的文化考察

南宋祠官寄居书院讲学或兼任书院山长,是宋代士大夫文化值得关注的现象。祠官寄居书院讲学兼任书院山长,透露出书院私学精神与官学制度的结合与矛盾,也反映了南宋士大夫在政治之外对经世之志和生命意义的另一种实践与诠释。     

南宋后期荐举官制与四六启文的交际性

南宋后期荐举制度为四六启文提供了广阔的应用空间,启文在官场礼仪中发挥了充分的交际性。首先,启文在南宋后期呈现出功能多样化、职能专门化的趋势,表现为写作人群的扩大、交际仪节的细化、文本载体的丰富。第二,荐举制度在南宋后期呈现出关系化的趋势,加速了官场人际网络的建构,推动了荐举类启文的流行。第三,启文对古今人物关系的比拟,增强了荐举双方的交互性,营造出贤官与贤才相互遇合的表达效果。第四,启文保持了不谄不倨的叙述立场,注重独立人格的呈现,实现了人际关系的超越。     

南宋后期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措施

宋代建立了以各级官府为主导、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南宋后期,中央政府仍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采取了医学、经济、政治等措施加以应对;地方官吏是宋代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采取了赈济灾民、医疗救治和加强社会管控等措施;民间医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坚力量,大多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杂,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是多种多样。受宋金、宋蒙战争的影响,南宋后期军中和边境地区瘟疫流行的次数显著增加。在政府的重视和引导下,南宋后期社会各阶层继续沿袭了宋朝防疫体系的传统,其中派医诊治、施散药物、建立病房、隔离病人、掩埋尸体等依旧是防治疫病的有效措施。     

南宋士僧礼物酬赠诗的禅理意趣与诗学特征

宋代礼物酬赠诗相较前代数量显著增多,编纂于南宋的许多诗集中出现了“惠贶”一门,可见礼物酬赠诗已成为当时常见的诗歌题材。从士僧交往的视角下,南宋士僧之间礼物酬赠诗作呈现出新的特征,在寄赠的礼物类型上分为雅趣之物与日用之物;在内容上以禅理赋世俗寻常之物以新意与机趣。南宋士僧礼物酬赠诗是士僧日常交往的诗意显现,反映了宋诗长于叙事、贴近生活的特征,并且以物为媒介,构建出新的诗物关系与抒情方式。     

南宋祠禄官制与地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

祠禄官制对宋代社会文化特别是南宋士人阶层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南宋士人的居乡提供了有效的制度通道,从而促成了南宋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繁荣。从方信孺为核心的福建莆田诗人群体形成过程中,可以窥见作为祠官的核心文学家凭借一定经济基础和身份认同感,在地域诗人群体形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奉祠状态相关的文学创作可称作祠官文学,它承载了南宋士人阶层的集体经验与文化记忆,折射出地域诗人群体的复杂心态,影响了南宋文学独特风貌的塑成。     

讲道以化科举：南宋书院建设的目标与理想——以朱熹、张栻等理学家为中心的讨论

南宋时期,针对相当一部分士人在国家与民族命运危急关头表现出来的廉耻之心丧失殆尽的问题,以朱熹和张栻为代表的理学家认为科举制度到了改革、社会到了重建伦常、用新的价值观念维系世道民心的时候了,他们以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承担起＂讲道＂＂传道＂的历史使命,掀起了书院复兴运动,以讲道而化科举为建设书院的目标和理想。其＂讲道＂大要在＂续洙泗之正传＂,而＂淑诸人者＂,无外乎为＂忠君、孝亲、诚身、信友,用则泽及天下,不用则无愧俯仰,如是而已＂。至于讲学的内容,则各家各派已呈现不同特色,张栻、朱熹的长处是＂天理人欲之分＂之剖析彰明;而＂喻义喻利之论＂敷阐精至,则是陆九渊的强项。     

南宋时期的《中庸》与道统——历史与学术背景

由于“中”“庸”两词语义上的模糊性,其哲学含义颇为复杂。从郑玄到二程、吕祖谦,尤其是朱熹,都对“中庸”进行了解释,现代学者对《中庸》书名的释义更是多种多样。对于《中庸》的时代以及与子思的关系问题,中国历代学者以及西方的汉学家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论晚宋送谒诗的三重维度

送谒诗集中出现于晚宋,揭示了一种不务科举、以干谒为生计,且得到社会默许与士人认可的社会情态。作为传统送别诗的旁支,晚宋送谒诗以其创作目的的预设,兼顾作者、谒客、谒主的三重维度,从一开始就突破了私人交流的范畴,呈现出较为复杂的面相。一方面,作者会从谒客的立场出发,述说其过人才华与生计之煎迫,并期待其游谒之举能有满意的结果;另一方面,作者又会竭力推崇谒主之才德,偶尔也会为其推介合适的谒主。除此之外,作者本人有时又不免借机流露出博取谒主顾盼自己的江湖习气。凡此种种,皆透露出晚宋士人行谒的普遍风气、送谒诗深具务实的交际功能和更为丰富的思想抒发。     

清末“纪年”论争的历史考察

清末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皇帝年号纪年方式提出了挑战,围绕着解决当时现实政治困境和遵循世界发展＂公理＂的思想内核展开了论争,展现了不同群体知识分子的政治主张,加深了知识分子对纪年的基本功用及纪年必然会趋同于世界标准的认识。清末的纪年论争对之后中国纪年的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宫词刍论

宋代是宫词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在特定时代背景和诗学氛围中,宋人形成了颂美与讽谏的宫词观;宋代宫词的内容有明显的翻新,突出表现在对宫中文化活动、边疆战事、自然景物等的描写上,同时其内容重心呈现出向宫廷政事性活动的偏移。艺术上,宋代宫词取得了诸多拓展,在字句锤炼、诉诸视觉效果的描写技巧、"清"的风味等方面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对宋代宫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宋诗精华录》与《宋诗选注》比较研究

陈衍编选的《宋诗精华录》和钱钟书编选的《宋诗选注》是两个很重要的宋诗选本,将二者进行对比后可以发现它们在选目、评注、宋诗观这三个方面均有同异之处。首先是选目,相同点在于选取诗人诗歌的全面性、近体诗选取众多,相异之处是在诗歌分期和诗人排列两个方面。其次是评注,两个选本都有评有注,但评注的方式和内容不同。最后是宋诗观,两个选本都推崇情真之作和不俗之作,但不同之处在于,陈选较看重音律和谐,钱选更在意诗与史的关系。     

宋诗的"开山祖师"--梅尧臣

北宋宣城诗人梅尧臣,早年受西昆体诗派的影响,后突破西昆窠臼,积极参与欧阳修领导的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写了不少关注国计民生、抨击社会时政的好诗,后被陆游誉为"名家",更被刘克庄尊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向来枉费推移力,今日水中自在行--宋诗中禅的理趣

有宋数百年间,理学独尊天下,禅风如火如荼,宋代文人,释也罢,儒也好,或身居庙堂之高,或浪迹江湖之远,他们的诗歌创作,重说理,尚议论,并以"悟"为入理、入道的途径,在形式上不主故常,有明显的散文化的倾向.诗亦偈,诗亦文,重理而以意胜的宋诗,无处不洋溢着禅的理趣.     

《全宋诗》误收唐诗考辨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是规模最大的中国古典诗歌总集,是20世纪古文献整理的代表性成果;《全唐诗》更是诗歌总集整理的典范。但《全宋诗》、《全唐诗》重出、误收、重见的诗歌数量庞大,除前人所论,又有300余组,可粗略分为作者两收诗歌重录、《全唐诗》误收、《全宋诗》误收、诗歌重见不能考订时代等四种情况。《全宋诗》误收唐诗的部分,共计24组59例诗歌,或重录于近同,或误收于相关,或错讹于无绪,缘例释证,甄别真伪,可资参考。     

宋代闻喜宴诗研究

宋代闻喜宴诗,是专门为新科进士而设的国家级宴会中形成的诗歌,是宋诗之林中的一种。研究宋代闻喜宴诗,分析其类型,知其有会中诗、会外诗、回忆诗等,辑录了一批会中皇帝的赐诗;这些诗篇具有文学史料价值,可补《全宋诗》之漏。     

论宋人杂体诗

杂体诗源远流长,是一笔不小的文学遗产.本文从杂体诗发育较成熟的宋代切入,论述了来前和宋代的杂体诗,宋人的杂体诗创作理论,分析了杂体诗在宋代盛行的原因及影响,认为杂体诗是汉语言文字自身特征的充分体现和巧妙运用,它的部分作法确为"文字游戏",但其优秀作品却是艺术品,不必一笔抹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