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牌榜单里的中国文学问题——以“中国作家富豪榜”为例

随着媒体、市场与文学日趋紧密的结合,各种文学榜单通过媒体的发布和炒作对中国当下文坛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其中,＂中国作家富豪榜＂通过商标注册的形式,正式成为了文学榜单领域标志性的文化品牌。这一榜单不仅较为真实地体现了部分作家的财富面貌,而且也直观地反映出当前中国文学发展面临的诸多问题：如网络媒介对文学生产及其发展模式产生了强烈冲击与深度介入;文学创造的＂内视世界＂和影视创造的＂图像世界＂互相生发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读者阅读兴趣呈类型化发展是当前文学消费的基本取向;市场因素和媒体因素紧密结合不断演绎着文学资源产业化神话。对这些问题,我们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虽有所关注,但在深度和广度上仍需进一步加强研究。     

论梁实秋著译题材的“审美自律”特征

梁实秋先生的＂雅舍＂系列散文和汉译《莎士比亚全集》日渐受到读者和学术界的重视。他的著译题材以＂人的文学＂、＂自由的文学＂和＂伦理的文学＂为主要内涵,反映了文学作品的＂审美自律＂特征。他以展示普遍的、永恒的人性为宗旨,探索人性特点而又回归传统古典;他坚定地维护着文学的独立和尊严,著译选材交织着＂平民意识＂和＂绅士意识＂;他注重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道德意义,提倡关注现实人生又要胸怀淡泊。梁实秋＂审美自律＂的著译题材观蕴含了他对于＂时代文学＂的理解,呈现出与当时主流文学价值相悖的边缘性文学价值,对提升文学作品的艺术品位、彰显文学活动的＂审美＂本质和＂人学＂本义等方面起到了重要导向作用。     

“‘甘肃文学八骏’东部行”与社会转型期的东西部文学关系

社会转型期文学生态的变化使得东西部文学关系出现了新的面向,东西部之间文学意义的互见成为可能。＂甘肃文学八骏＂能够成为文学界颇有影响的品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突破自我、主动寻求与＂他者＂＂对话＂的路径选择,通过＂进上海＂、＂进北京＂等＂东部行＂的文学活动,在东部和西部文学界之间找到了一种共同维护文学理想的话语方式。透过＂‘甘肃文学八骏’东部行＂的表象,就会发现它在东部与西部、都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以及地域性与差异性等文学关系上有着意义丰富的涵盖。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现状

一部客观完整的＂民国文学史＂既需要关注＂新文学＂,也需要关注＂旧文学＂,对近年来＂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过程进行梳理,对民国时期作为古代文学延续的旧体文学如诗词、戏剧、小说等的研究现状和前景进行分析,都将有利于我国文学研究的全面深入开展和繁荣。     

“百花文学”思潮中的“苏联”质素——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百花文学＂思潮的出现深受＂双百方针＂和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的影响。鉴于中苏当时的特殊政治联盟关系,文艺政策的执行与调整也多倾向于苏联,因而＂百花文学＂作品自然耦合了苏联＂解冻文学＂的写作模式,尤在当时＂干预生活＂的相关作品中表现明显。但因不同的国内形势,苏联的＂解冻文学＂繁荣发展,而国内的＂百花文学＂却在政治的强力下被迫中断。尽管＂百花文学＂思潮是短暂的,但毕竟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生态的新变,与新时期文学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翻译文学”研究

＂翻译文学＂研究是一门新学科,其本体认知和学科范畴属于新的研究领域。＂翻译文学＂是承载着异质文化特征,是植根于本土文化语境的文学形态学。重新审视＂翻译文学＂的批评性研究,提出＂翻译文学＂研究已基本形成学界普遍承认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模式,但也存在分歧和争论。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历史误读及其方法论批评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纠葛,使国内学者对＂自由主义＂及其文学派别的定位和评价经历了一个由＂政治本位＂向＂文学本体＂的回归过程。对＂自由主义＂概念的认知偏差和多元阐释塑成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多重面孔,使之成为一种颇耐人寻味的研究现象。文章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端、命名及其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关系、＂文学自由论＂产生的根源和流变过程,以及当下研究中＂泛自由主义＂的过度阐释倾向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究和方法论思考。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论"文学自觉"始于春秋——兼与赵敏俐先生《"魏晋文学自觉说"反思》商榷

在春秋时期人性觉醒和艺术觉醒的滋养下,文学开始自觉。六经对形式技巧和审美意识的自觉追求、六经的文体分类、在经学研究中形成的自觉的文学理论意识、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修饰辞令、孔子对文的重视及《左传》的＂有意为文＂,均可作为春秋文学自觉的明证。＂春秋文学自觉＂是本是源,＂汉代文学自觉＂及＂魏晋文学自觉＂是末是流,是文学发展史上的规律性的＂再醒觉＂。探讨中国文学自觉应该从本源探讨起,这对弘扬中华民族悠久而优秀的文化传统意义重大。     

“文学的终结”还是“文学时代的终结”

一般人容易把＂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时代的终结＂混为一谈。实际上文学不会终结,而文学时代的终结是传统意义的文字表达方式的衰落,代之而起的是新的传媒手段的崛起,成为文学新的表达方式。     

西方教育改革“市场化路径”的后现代生态学批判

工业文明以来，在由知识和创新驱动的高度竞争的市场经济中，各国都面临着维持经济繁荣和国家安全的全新挑战。西方教育改革经历了从政府主导向“市场接管”的演进路径，市场行为的自发和自利性必将导致教育中人的“异化”。后现代生态理论范式主张人类对自然的认识从“祛魅”到“返魅”的世界观转变，反映在教育改革中，要用有机的整体性的生态世界观，设计和建构新的生态教育模式，把教育从“机器”的隐喻转变到有机的生物体的隐喻中来。     

中国计算机整机制造业产业组织分析

以产业组织理论中的＂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为分析框架,考察了中国计算机整机制造业产业组织的演进状况,指出了整机制造业产业集中度不断提高,笔记本电脑对台式机替代效应明显,农村市场将成为主战场等趋势,以及在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中国计算机整机制造厂商所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建议。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市场结构与绩效

运用现代产业组织的“有效结构假说”等相关理论,对形成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不良资产的结构性因素包括市场份额、市场集中度和市场壁垒等项关联指标进行分析,同时对财政部经营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分析认为,垄断型的市场结构是制约资产管理公司提高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要不断提升资产管理公司的经营绩效必须改变其市场结构,加强公司的约束机制与激励机制建设。     

论文革地下文学的价值

＂文革＂期间,浓重极＂左＂色彩的地上文学沦为了政治权利的工具,作品造假、夸大、溜须拍马的踪迹甚多,很多几乎没有艺术阅读价值。而与其相对立的地下文学,具有＂情绪和心声的真实吐露＂、＂人性与艺术的觉醒＂和＂打破政治禁忌＂的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     

产业承接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力分析——以陕西第二产业为例

借助波特的"钻石模型",将产业承接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以2009年陕西工业产业相关资料为基础,通过EVIEWS回归分析,得出生产要素丰裕度、市场需求大小、产业发展状况、经济条件等都对陕西第二产业承接有重要影响,提出应当理性认知产业承接的影响因素等建议。     

建设工程交易费用研究综述

由于项目的复杂性、人的有限理性和合同的不完备性,会造成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业主和承包人在信息上的不对称性,承包人的利益目标与业主的利益目标不完全一致,承包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难以避免,因此在工程交易过程的交易费用不可忽略。从建设工程项目交易市场,生产方式与生产产品,招标机制与合同设计,项目治理,工程交易费用的分类与实证研究等五个方面总结了建设工程交易费用的研究现状,在对研究现状评述的基础上指明了今后的研究方向。     

关于中国文论现代转换的再思考

"失语症"是我国当代文学理论所面临的困境,要想走出这一困境,唯一的途径便是实现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本文站在转换支持者的立场,对这一话题的批判者进行反驳,试图从分析"失语症"原因入手,寻找解决困境的途径和具体方法。     

“文从道中流出”:朱熹对文道关系的新理解

在文道关系上，朱熹针对此前的“文以明道”、“文以贯道”的主流观点，提出了“文从道中流出”的新文道观。两种命题字面差异不大，实质却大异其趣。“文从道中流出”更加坚定地站在道理的立场，更加强调文道的一体性，说到底是“理一分殊”哲学思想在文学领域中的反映。它是理学的扩展，对文学有压抑，但从某个角度来说又对散文学有所提升。这种在理论上十分完满、周延而不免矛盾的文道范式的出现，是传统文道理论的一个重要绾结。     

土地道德的辛勤耕耘者——苇岸散文及思想研究

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不断驱逐，当代作家对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表现出他们独特的思考。在这样的背景下，苇岸散文所表现出的“土地道德”这一主题应运而生。他通过对“大地的敬畏”、“生态意识的觉醒”、“理想人格的重建”这三大要素的诉求，试图在工业文明的范畴中开掘精神家园。苇岸的散文本质上是对现代文学史上乡土文学的继承，并表现出自己的独创性。     

转型时期纺织行业隐性强制劳动研究——以苏南某大型股份制国有纺织企业为个案

经过对苏南一家纺织工厂的观察、访谈发现,工人自愿性超长时间加班并不是工厂直接强制劳动的结果,而是在深富霸权性格的工厂体制里推行的一种更巧妙更隐秘的强制劳动——精心设计的薪酬制度、虚有其名的计件制。具体体现为计件的价格完全由工厂决定,工厂实施一种“浮动价格”、“浮动产量”与“固定工资”相关联的策略,计件工资操作的模糊性和封闭性。中国政府、劳工与全球资本利益博弈的结果,造就了当下中国特殊的横向和纵向分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从纵向“工龄”角度分割为旧体制下的“老人”和市场体制下的“新人”,从横向户籍身份分割为本地劳工和外地劳工。以赋权为核心的“行动社会学”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