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批判及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

对市民社会理论 ,尤其是对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考察 ,发掘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丰富性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不同涵义 ,对于构筑中国“小而强国家 ,大而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目标模式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中国由于具有与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及它所处现实时代和独特的国情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从多层次、全方位把握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正确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是实现我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所在。     

市民社会:民法本位取向的社会根基

西方古代城邦社会实际上就是以城邦为基础的国家。中国古代社会是根据宗法制度建立起来的宗法社会。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离,导致了两种不同的法权,一是私权,一是公权;并以此为规范对象分别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两大法律部门,即私法和公法。市民社会是一个以市民权利为本位的社会,民法亦当是以私主体权利为本位的私法。现今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健全,大面积城市化引致了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与成熟,亟需民法高扬市民即私主体权利本位。     

中国传统政治体系中的家户与国家——“家户国家”概念的历史反思

中国传统国家形态问题是当今学界研究历久弥新的理论问题。前辈学者以社会的三次大分工为基点,充分挖掘了中国传统国家的家户因素,并将其作为形塑中国传统“家户国家”形态的基础性制度,具有自成一体的理论价值。然而从中国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社会分工并非中国产生家户及其制度的理论缘由。在国家及家户的关系上,本文试图指出是国家权力塑造了家户,而非家户形塑出相应的国家形态,中国传统家户组织在宗族世族的包裹下也缺少相应的力量来影响国家形态。而作为中国传统政治的控制和运行机制,王权主义在事实上起着支撑君主集权政治体系的作用,它以“天盖式的权力体系”全面支配着包括家户在内的中国传统社会,形塑了传统中国的大共同体本位特征。就此而言,中国传统的国家形态应是王权主义国家。     

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

市民社会并非存在于一切社会之中,而是一种与市场经济相关联的现代社会形式。西方的市民社会概念有一个由传统向现代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近代所形成的“天赋人权”、国家起源于“社会契约”以及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存在等重要观念,是市民社会理论的前提性观念,是现代市民社会概念得以建立的基础。黑格尔第一次区分了市民社会与国家,明确地提出了现代涵义的市民社会概念,但是,他过分地抬高国家而贬低市民社会,从而建立了一个“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构架。马克思纠正了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并深化和发展了黑格尔对市民社会的基本规定。在现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形成过程中,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这主要在于他们把握住了作为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     

现代社会下的国学迷思——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争呜

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国学争鸣反映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体认。近期国学争鸣的主题是：国学学科、王权主义、儒家思想、传统文化与民主。发生背景是文化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和世人日益关注“天下亡”、“人类亡”两类问题。争鸣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有亟须注意之处。选取“历史上的学术争鸣”、“思想之弊抑或制度之弊”、“西方文化与西方话语权”、“权利与美德——社群主义视角”四个视角可以检讨我们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和学术争鸣。     

法律至上精神在我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意义

我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的根基迥异,形成了天理、人伦至上与法律至上两种不同的理性精神。在西方,法律至上精神渗透于伦理文化与法律文化的根底中。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法律只是执行天理、人伦的工具而已。法律至上精神是现代法治运行的精神动力,而我国传统社会中又缺乏这种重要的法律至上精神的引导。因此,文章倡导在现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弘扬西方市民社会生成的法律至上精神,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市民社会与法的关联性考察——兼论马克思与葛兰西的市民社会思想

无论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定位于物质交往领域,还是葛兰西将其界定为与国家政治生活并存的上层建筑,都源于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并且由于这两个传统在现代社会的汇合使得市民社会与法的关联,不仅表现为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而且也表现为葛兰西主张的法涉及市民社会这一上层建筑领域。     

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及其在现代的汇合

本文通过对“市民社会”、“市民—公民”、“城堡—城市公社—国家”等三组概念的词源学考察,揭示了西方学者的两种不同的市民社会观念和对市民社会的两种不同的理解趋势,分析了二者赖以产生的社会背景,亦即现代市民社会的两个传统: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城邦或以城市为文明中心的政治国家,以及人们关于它的观念和思想;中世纪末叶以来在西欧涌现出来的自治的城市公社,它在后来的发展,以及人们关于它的观念和思想。作者认为,17、18世纪以来在一些西欧国家产生的现代市民社会实际上可以看作这两种传统的汇合,它既是一个“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又是一个“国家公民”的社会,这一社会在西方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     

东西方近代化比较视野中的王安石变法--以国家问题为中心的新考察

国家问题是传统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颇为重要的问题。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中国面临现代性缘起的积极回应。在一定意义上讲 ,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制度后遗症 ,是传统中国近代化展开的结构性障碍。宋代宗族社会的兴起以及王安石变法以后日渐形成的独特的国家与社会结构 ,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的崛起及影响 ,这一区别昭示了近代化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     

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

市民社会的作用及其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成败朱英一、市民社会的作用关于市民社会的作用问题,西方学者主要根据西方市民社会发展的经验历史特点及思想历史的遗产,比较强调市民社会制衡与对抗国家的作用,并认为这方面的作用是市民社会所独具的最为重要的功能。实际上,这...     

论市民社会对现代国家的作用

在西方历史上,有两种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一种是古希腊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一种是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现代市民社会在现代国家中的作用.     

从地理环境和思维方式的差异看中西法文化的分野

从地理环境和思维方式的差异看中西法文化的分野●田成有●郭海林文明社会之初，东方和西方在氏族公社解体后的一段时间都经历过一个“王权神授”的阶段。但到了后来，东西方朝着两个不同的历史方向发展。在古希腊，王权神授在新的条件下萎缩，并走上城邦民主制的道路。在...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

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是两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概念。西方学者对公共领域等概念的内涵理解不同 ,因而对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也有不同的认识。厘清哈贝马斯、泰勒等学者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市民社会等话语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中国的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话语。     

国家与社会：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是建构在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框架 ,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主流分析框架。从两种路径来阐述这种分析框架 :一是把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作为认识和批判我国社会的分析概念 ;二是从制度分析视角和策略性行动分析视角来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后得出 ,国家与社会框架是典型的从西方经验中引申出来的分析范畴 ,因此 ,在使用时必须保持反思的自觉。     

市民社会与中国法治建设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市民社会是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惟有欧洲独特的文化传统和丰厚的历史土壤才能孕育出市民社会并促其成长。作为一个分析范畴,市民社会是私人活动领域的理论抽象并以此对应于作为公共领域抽象的政治社会或国家。市民社会所源出的CivilSociety一词,自古希腊城邦时代起在西方就有着涵义不尽相同的多种指谓,它既可译为市民社会,又可译为公民社会,还可译为文明社会。当它被思想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加以表述和阐发时,它便恰如其分地指谓着CivilSociety在西方某一特定时代的主要意义。由于市民社会蕴涵着丰富的本土文…     

严复政治思想的两个世界

清末民初，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动时代，如何实现由传统的绝对主义的专制王权政治向近代西方式的宪政政治转换，是当时进步思想家们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严复曾长期留学英国，留英期间他对西方式的宪政政治作过比较深入的研究，确立了牢固的近代宪政政治的理念。由于当时中国缺少一个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文化传统，不能够为中国建立一个西方式的宪政政治提供坚实基础，这便导致了严复思想的内在矛盾；即：在理念世界严氏追求宪政，在现实世界则将宪政悬置了。理念与现实这两个世界的冲突，常常使严氏陷入两难的尴尬境地。这两个世界…     

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的理论与方法

刘泽华先生是国内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家,不仅提出了系统的王权主义批判理论,而且为中国学术界培育了一个王权主义反思学派。王权主义批判理论以"王权"和"王权主义"为核心概念,以"权力支配社会"为核心命题,以"在矛盾中陈述"的"阴阳组合命题研究法"和"实践的辩证法"为根本方法论,以强烈的历史批判意识和现实关怀为基本价值取向,为中国古代史以及传统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切实可用的宏观阐释框架和一套能够把文化观念、思想理论与社会现象融为一体的整体性研究方法。王权既是传统社会的结构形式,也是其组织和运作社会资源的机制,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系统之核心的王权主义是君主专制合法性论证的来源和依据。     

西方市民社会理论模式论析——以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为主线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理论的历史演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正是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西方市民社会理论可划分为古典主义的、近代自由主义的、现代国家主义的以及当代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等六大模式。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市民社会的基本原理对之加以审视,可以为理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新型关系提供一种维度,从而对科学把握中国特色市民社会有所助益。     

市民社会? 法团主义?——海外中国学关于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述评

改革开放以来,利益多元分化重塑了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被越来越多地用于认识这一重塑过程。前者预设了多元主义的前提,强调独立于国家之外的社会空间及其对国家权力的制衡与约束。后者则认为社会的自主活动不足以形成秩序,强调国家对于市民社会的参与、控制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其实,市民社会理论与法团主义框架均延续了极权主义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所开创的"连续统"思维模式,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结构。对改革后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解释框架必须来源于其自身的经验;即使将西方的概念框架应用于解释中国,也应当是一种"概念再造"。     

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特色市民社会

概览西方市民社会的悠长发展历程,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之发育、发展、生成始终与西方国家社会转型保持着相互照映的密切关系。其经验、理念中的一般性内容,可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经验参考,可为中国市民社会生成所借鉴。中国作为后发展中国家,特殊的历史背景、制度环境和当下社会境况,注定中国社会转型与中国市民社会必将依循一条符合现实国情的道路,即中国社会转型所生发的现代因素催生市民社会的自身发育、市民社会的成长为中国社会转型提供动力,二者互动发展,共生共强,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共同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