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之痛与超越之难——论“知青作家”的苦难意识

“新时期文学”发端于对苦难的叙述和反思;其中,“知青作家”表现出独属于这一代人的苦难意识。以“动荡的青春”为叙述背景,面对理想的迷失,作家们以各自不同的叙述策略传达出了共同的苦痛与焦虑,同时也昭示了超越苦难的艰巨性和必要性。     

再现·表现·还原——论韩少功小说对“知青”记忆的抒写方式

纵观韩少功30多年来的写作历程,知青记忆始终是其小说的根素材。对于这些记忆的抒写方式呈现出由记忆再现式抒写,到对记忆的表现式重构,再到碎片式记忆状态还原的写作姿态。不断更新的思想和对新的文学形式的不断探索,是韩少功新时期以来的创作不断地给读者带来惊讶和惊喜的根本原因。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叙述“后知青”故事的丰富复杂——解读韩少功的长篇小说《日夜书》《修改过程》

《日夜书》和《修改过程》通过对知青的生活史叙述,审视了知青一代的命运与思想。韩少功以复杂的文本和叙述回应复杂的一言难尽的生存现实,他自觉远离80年代以来知青叙述的叙述成规,表现对已成定势的80年代历史记忆的重审和批判,从而将思考延伸进当下纷繁复杂的时代命题中,体现出犹豫不决和一言难尽的姿态。     

论张学良对“不抵抗”政策的“不辩”之辩

九一八事变,让张学良背上"不抵抗"的骂名,张学良对此曾表示:不辩不争,毁誉由人。而在张学良的口述中,他谈的最多的是九一八事变中有关"不抵抗"问题,他既反省自我,也为己辩护;他辩驳细节问题,对还原历史至关重要;他承认"判断错误",却否认"不抵抗"。这种"不辩"之辩,不仅颠覆诸多历史观点,化解重要历史疑点,也让人们看清了张学良作为当事人的心路历程。     

金融监管的“宽柔之手”与“大手覆盖”

在金融监管的历史上,每当发生严重的银行或金融危机,政府就从金融监管的“宽柔之手”转向“大手覆盖”。目前,在爆发金融危机之时,各国政府从倡导金融自由化,向谨慎监管的理性回归。事实证明,在一个现代金融服务的复杂化程度日益提高,以及金融风险无处不在的金融世界里,更多地使用“大手覆盖”而较少地使用“宽柔之手”,更有利于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上海市“三支一扶”计划介绍

“三支一扶”是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的简称。上海从2006年开始，连续5年，每年招募一批高校毕业生，主要安排到乡镇及农村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扶贫工作。服务期限一般为2年～3年，服务期满后，这批毕业生在就业方面可享受一定的优惠。“三支一扶”的招募对象主要是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和外省市高校上海生源应届毕业生。     

“全面二孩”政策实践对“三孩”政策的启示

本研究通过分析“全面二孩”政策的实践效果,探索实现“三孩”政策目标的经验和路径。通过建立两分类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对CGSS2015年和2017年数据分析发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影响不大,但会影响子女性别偏好;该政策实施后,育龄群体生育女孩意愿明显提高。此外,年龄、受教育程度、户籍和社会保障状况对城市育龄群体生育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提高城市育龄群体的生育意愿,除了人口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和完善配套性措施,降低育龄群体生育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从托管、就业、医疗、住房以及养老等多个领域综合施策。     

在“风暴”中站稳脚跟——聚焦2009年中职校毕业生就业

“金三银十”,按照往年规律,每年3月是应届大学毕业生求职择业的高峰期,而今年的情况与往年有所不同。2008年末,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波及全球各个领域,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国内外许多企业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寒流”,人才市场出现了严重的供大于求的局面,这也使得今年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就业压力。     

“战争路径”与新西兰防务政策

战争路径引导新西兰国家防务政策近百年。从19世纪80年代起,相伴于新西兰社会的变化与需要,它从一种战略设想逐渐成为一项基本国策,至20世纪中期因事过境迁而终结,其作用巨大,影响深远。它的历史从一个侧面体现出新西兰民族意识与国家概念的形成与演进的过程,即新西兰民族正逐渐脱胎于英吉利民族,新西兰社会正由英属移民殖民地转型为民族国家。     

试论“文化寻根”与“知青”作家的身份建构

"知青"作家经由"文化寻根",远离了"政治反思"的主流话语,走向乡村和民间,重获对历史和现实言说的权力,从而建构了自我身份的合法性。但是,个人的乡土"记忆"在提供给"寻根派"写作资源的同时,也使他们距离真实的历史渐行渐远。不管他们是以温情的目光重建自我的"历史"记忆,还是以精英姿态彰显自我的"启蒙"情怀,这种剥离了"个体"的真实历史境遇和拒绝历史承担的群体式身份认同,也构成了对"自我"和"群体"真实"身份"的遮蔽。     

从“知青”下乡到大学生“村官”的历史考察和比较研究

20世纪中期开始的中国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从一项解决城镇就业困难的措施演变成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前后历经＂文革＂前和＂文革＂中两个阶段。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到现在的大学生当＂村官＂,也从初期的星星之火发展为燎原之势。从＂文革＂前＂知青＂循序渐进的上山下乡到＂文革＂中上山下乡成为运动,再到新时期大学生当＂村官＂,对此进行分段的历史考察和相互的比较研究,可以更好地指导当前的大学生＂村官＂实践活动。     

列宁的“退却”思想与新经济政策

新经济政策是列宁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尝试，它是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失败后，列宁根据当时国内的具体实际和广大农民群众的要求，被迫采取的“退却”的政策。因此，新经济政策与列宁的“退却”思想密切相关，是“退却”政策的结果。同时，新经济政策也标志着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奖励扶助政策重构

奖励扶助政策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生育政策由“提倡一孩”到“全面两孩”是一个重大调整,客观上要求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或重构,这既是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完整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奖励规定、保障群众按政策生育的客观需要。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调整或重构,应当坚持合理衔接、公平公正、统一政策、按需帮扶的原则,注意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全面性和资源的社会性,构建政府为主、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的帮扶体系;抓住重点问题,解决群众关切,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达到鼓励和帮助群众按政策生育的目的。     

经济援助与肯尼迪政府的“新非洲”政策

为遏制苏联对非洲新独立国家的影响,加强冷战争夺,肯尼迪政府大力调整美国对非洲的政策,经济援助成为肯尼迪政府“新非洲”政策的主要内容。通过扩大援助规模、丰富援助种类、扩展援助国别分布等方法,肯尼迪时期美国加强了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和对它们的影响。     

布莱希罗德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

布莱希罗德是著名的柏林银行家,也是俾斯麦的私人银行家、亲密的朋友。由于与俾斯麦的特殊关系,在俾斯麦领导的德意志人民争取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布莱希罗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俾斯麦的“铁血”政策的坚强经济后盾。他帮助俾斯麦缓和了财政上的拮据,壮大了普鲁士的军事实力,进而促进了国家的统一。     

“混合型”政策创新:我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解释框架——以J市“老楼加梯”为例

近年来,以原创性和自主性的双重折衷为主要特征的“混合型”政策创新,成为我国地方政府政策创新的常见模式,系统阐释其内涵、情境、动因、策略,有助于丰富我国政策创新的理论谱系。从情境来看,“混合型”政策创新源于创新风险与治理需求的结构性冲突、压力型体制下创新激励与问责风险的并行、相对沉寂的场域下创新信号的释放。创新绩效的竞争驱动、先行地区的示范效应、属地管理的职责归属、创新“收支”的综合考量,是“混合型”政策创新的动因。审慎学习与折衷式再生产是“混合型”政策创新的基本行动策略,具体包括：在回应百姓关切和上级政府要求基础上基于绩效预期的议题选取、基于创新突破的反复调研、基于风险把控的审慎评估、基于折衷变通的方案设计、基于由易到难的边试边行、基于亮点深挖的对标提炼。     

“80后”大学毕业生职场表现调查与分析

文章通过对"80后"大学毕业生在职人员的抽样问卷调查和对企事业单位人事部门主管的访谈,发现"80后"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后择业观念比较普遍、跳槽现象较多,职业适应能力较好,自我意识较强,对升迁、前途十分关注;同时在用人单位的评价中也存在缺乏经验、团队意识不强等不足。这些问题的形成有"80后"大学毕业生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因此我们应该用积极的眼光看待"80后"大学毕业生的职场表现。     

政策与时空——兼论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时间和空间是政策运动的存在形式。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都具有自己的时空边界、时空周期和时空效力。在一定时空能产生积极作用的政策,在另一时空会产生消极作用。因此,政策必须与时俱进,随空变化。建议应以深刻地揭示了政策时空运动规律的“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时空政策学。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政策的创新与发展

张文礼在《中国经济史研究》2005年第2期撰文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转折点，而“三农”问题是贯穿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这一问题在改革开放后亦有了新的诠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农”思想和政策的创新与发展集中体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六个“一号文件”中。从中央六个“一号文件”所体现的“三农”思想与政策来看，我国的“三农”问题有如下特征：一是长期性。由于我国农业人口超过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70％左右，这决定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任务任重道远，而且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所需要的资本积累需要很长的时间，要改革我国现有的制度模式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是复杂性。由于我国的三农问题面临内部改革的浪潮以及国际市场形成、全球化、信息化加速等问题，所以，三农问题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景下，更加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