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金陵”

南京市的别称颇多,金陵即是其一。战国时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灭越后在今南京清凉山(石城山)设置金陵邑。东晋王导曾谓:“建康古之金陵。”唐人诗篇中的金陵游历诗,怀古诗触目皆是,多指现今的南京市。如李白的《登金陵凤凰台》“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论唐诗中的“牧童”意象

披蓑负笠的外表、倚牛吹笛的行为,是"牧童"形象的基本特征.唐诗中的"牧童"有写实、象征两类,后一类"牧童"身上寄寓了诗人对自然人生的追求.     

唐诗“红豆”考

本文考察了唐诗中以“红豆”寄托相思的民俗事象的源流。相思树的传说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爱情故事。唐代李匡《资暇集》的有关记载,第一次揭示“相思”与“红豆”的联系,王维则是将“红豆”写入诗的第一人,其后,韩、温庭筠等竟相写作“红豆相思”题材的诗。唐代之后,红豆相思风俗的传承,表现在人们对相思子树的栽植、保护,对红豆的采撷、珍藏。此外,“红豆相思”风俗在漫长的传承中还与佛门“结缘”,甚或混杂以民间道术。     

“言尽意”理论在唐诗创作中的体现

"言尽意"理论是中国古代文艺学中一个重要的命题,"言尽意"论是这个命题中的一种观点,强调了语言作为一种交流沟通的工具,具有表意作用,这种作用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唐诗创作中语言的表意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题目写意、咏景抒怀、字句精练。     

唐诗中的“临洮”意象与边塞情怀

临洮在唐代具有突出的边防意义,唐朝诗人或以其实际经历,或以其想象中的临洮为意象,表达其边塞情怀。＂临洮＂在唐朝诗人的笔下,或是具体指陈＂临洮＂,或是以＂临洮＂为中心的洮河流域与吐蕃接壤的边地。从其独特的战略位置以及边地风物之于唐朝诗人的特殊感情,反映出诗人对安定＂临洮＂对于安定西北、乃至安定大唐的重要意义。文章将通过对唐诗中＂临洮＂意象的分析,解读唐代的边疆政治走向以及诗人复杂的边塞情怀。     

从“乌”“鹤”意象看唐诗中的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标志。唐代诗歌作为中国正统文学的代表,自然也蕴寓着浓厚的悲剧意识,而其表现方式也是丰富多彩的。唐诗中的"乌""鹤"意象蕴含着的深邃的悲剧意识:"离愁悲思""仕宦悲叹""生命悲苦",人们在读诗颂词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特别是诗歌文明本身的博大精深。     

唐诗中的送别

唐诗中留下了许多脍灸人口的关于送别的佳作名篇。根据内容和写法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一、通过写景(咏物)、叙事表达挽留、惜别之情的。这类诗篇的代表作首推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也是这类诗中的名篇:“渭城朝雨氵邑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首诗被时人谱唱,也称《阳关三叠》,在中唐就已成为流行的送别曲。跟李白送孟浩然诗写法相近的还有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最后四句):“轮台东门…     

从“盐梅”、“盐车”意象看唐诗中的盐文化

“盐梅”与“盐车”是《全唐诗》中所辑录的含“盐”诗歌中,使用度最高的两个词汇。文学话语蕴含着人类丰富的情感并与社会权利关系密切关联。由此,从文本所使用的语汇所表述的意象来认识这种现象背后的深刻内涵,然而人类文化的传承、传播,是以意识与潜意识方式并存的。所以,“盐梅”与“盐车”两个意象上附带着封建政治领袖渴望贤臣良将的心态;粘连着文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努力跻身于政务高位,并由此达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的内在驱动力。从意象角度出发看唐诗中的盐文化,也是一种尝试。     

试论胡适的“白话唐诗”观

胡适认为,白话是"活"的语言,言文一致,优美而适用。他从白话化和历史进化的双维同构视角,发掘、建构了一部中国白话文学谱系,并且指出它是中国文学的正宗。他认为大多数唐诗都是白话文学、或近于白话的作品,代表着文学演进的正确方向。这种新的阐释不仅是对唐诗遗产价值的肯定,也是对东方文化中具有普世意义成分价值的维护。胡适的"白话文学(唐诗)"观与他对祖国本土文学资源有较多的感性认识相关,但主要还是得益于世界文化史、科学史和学术史的启迪。     

唐诗中的天竺僧形象

唐诗中天竺僧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唐代诗人对异族形象的记录、想象、执著、理想化等痕迹,存留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学事实。对天竺僧形象塑造所体现的,正是唐代诗人对印度文化所表现出的开放而自信的文化心态。这种他者形象的塑造,本质上源自于本土文化与异族文化遭遇中文化应变的结果。     

唐诗中的少女形象

女性的黄金时代自然是她们的少女阶段了。他们天真活泼,如蓓蕾初绽,沐浴着丽日和风,没有生活的痛苦,没有人生的惆怅,在她们的心目中,一切都是金色的。 处在闺房之中的贵族少女,整天价无所事事,故而引消遣娱兴之举。白居易的《邻女》云:“娉娉十五胜天仙,白日(女亘)娥早地莲。何处闲教鹦鹉语,碧纱窗下绣床前。”少女的天仙容貌以及窗下床前与鹦鹉相戏的娇憨情态平和地托出,历历如在目前。白居易还有一首《简简呤》写得更是有味:“苏家少女名简简,芙蓉花腮柳叶眼。十一把镜学点妆,十二抽针能绣裳,十三行坐事调品,不肯迷头白地藏。玲珑宝髻生莱样,飘摇风袖蔷薇香。”这大概是士人官僚阶层一般少女的普遍生活,十一岁学点妆,十二岁学女     

略论唐诗之“悟”及其演变

《声类》:“悟,心解也。”作为一种心理过程,悟是在非自觉状态中完成的思惟飞跃,表现了审美主体在创作中的灵感和在欣赏中对客体的突然领会。严羽《沧浪诗话》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便形象地道出了这种心态的非自觉性及其玄虚美妙的特质。这种“悟”的能力是唐代诗人审美心理中一个重要的共性,导致了时人对诗歌意境的创造。 一 人们说,唐诗中王维诗是意境创造的高峰,李白诗是抒情的高峰,这话不假。读王维那些最能代表他个人风格的山水小诗,总能在意象组成的幽静的景物画面中若有所悟。试简析几首小诗: 人间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山中。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所寓何年何事?

1902年4月,章炳麟、秦力山、朱菱溪、马君武、冯自由、王嘉榘、陈犹龙、周宏业、李群、王思诚等十人,在日本东京发起召开“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这次活动,得到孙中山的支持和赞助。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指的是哪一年?哪一个历史事件呢? 一九八一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民国史》第134页写道:“‘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定于夏历三月十九日(4月26日),即明朝崇祯帝自缢之日……”。此释,误。     

“影响焦虑”下的唐诗经典创新

唐代诗人创作时有着强烈的创新意识,这是其文学经典意识的重要体现。唐代诗人的创新驱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古代立言不朽的文化传统,二是唐人所处的社会现实环境,三是时代的变革、文学发展的需要。唐人在面临前代文学经典"影响的焦虑"时,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没有陷入复古与模拟的老路,他们一方面摆出与前人竞争的态势,克服焦虑,同时又勇于创新,且在创新时没有与传统决绝,懂得吸收前代文学创作中的精华,从而打造出属于自己的新的诗歌典范。     

试论“直言极谏”与唐诗繁荣的关系

唐诗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最高成就,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在唐诗研究中,困难并不在于描述唐诗繁荣的盛况,而在于正确解释唐诗繁荣的原因。”因此,我觉得在探讨唐诗繁荣、特别在探讨唐诗中现实主义诗歌繁荣的各种原因时,对“直言极谏”这一古代优良的政治传统的重要作用还估价不够。下面我想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中国古代数千年的兴亡史,使人们认识了一条真理:即在“天下治乱”取决于“天子”一人独断专行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制度,如果“天子居广厦之下,帷帐之内”,养尊处优,一意孤行,甚至象周厉王一样“召巫弭谤”,“防民之口”,那么想治理好     

略谈唐诗中“凉州”的特定含义

历代研究唐诗的学者们,在评论七言绝句中的优秀作品时,王之涣的《凉州词》是属于“压卷之作”的。但是,这首名作在历史上曾被人妄改过——将诗题换成《出塞》,将第一句改为“黄沙直上白云间”,这无疑是“点金成铁”,有悖于诗人的原意。究其根源有三:其一是对“凉州”的地理沿革未弄清楚,特别是对唐诗中“凉州”的特定含义未弄清楚;其二,对“玉门关”及“孤城”在唐边塞诗中的特定含义未弄明白;其三,对唐代七言绝句的特殊要求——“风调”不理解。史铁良同志《也谈王之涣的“凉州词”》(《文学评论》1980.6.)和李飞平同志的《是“黄河远上”还是“黄沙直上”》     

从唐诗英译谈文化语境顺应

英译中国唐诗目的是实现文化交流,在翻译过程中要采用诗化翻译法,做到文化语境顺应。具体来讲,译文语言的选择要顺应原文的意境,再现原文的修辞、风格,准确表达文化词。     

唐诗中的丝绸之路回鹘道

中唐贾耽《入四夷之路》记载的"中受降城入回鹘道"为唐后期交通北方游牧民族回鹘的要道,也是"安史之乱"后传统丝绸之路阻塞后交通西域和丝绸贸易的重要通道。这条道路的起点中受降城、筑城之唐朝名将张仁愿和交通枢纽鹈泉屡受诗人的歌咏。唐后期与回鹘通使、和亲及绢马贸易充分利用了这条道路,因此备受诗人注目,从中可以了解唐后期边防形势和唐人情感心态。唐诗资料为认识这条道路的利用和唐后期北方边防形势提供了重要信息。     

论唐诗中的江南意象

本文试图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解读唐诗意象中所隐含的历史真意。文章首先进行了学术源流的追溯和概念术语的界定,接着以唐代的江南诗歌为讨论对象,从诗歌意象中归纳出了江南三个方面的地方意象,即芳晨丽景、林泉高致、朴野偏远,由此来认识江南在唐代的微妙地位和诗人们对江南的文化感知。     

论唐诗中的隐逸旋律

隐逸是唐诗的一贯主题,唐代隐逸诗的大量出现是唐代群体作家隐逸人格的衍变发展在艺术创作中的必然反映。本文从历时性角度出发,勾勒唐代隐逸主题的嬗变轨迹,辨析不同历史阶段唐人隐逸生活情趣、精神风貌之不同及其产生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