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民族关系思想述论

南齐民族关系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齐高帝和齐武帝的“共伐魏虏”“柔远能迩”思想、孔稚珪等人的“通和”思想、王融的“来之以文德,赐之以副书”思想、范云的“抚以恩德”思想、顾欢“舍华效夷,义将安取”的理论观点,既是刘宋时期“修复旧境”思想的延续,又为萧梁时期“求通交好”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思想具有三个特点：一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方针,二是以妥协让步为重要准则,三是以和平和好为基本目标。南齐民族关系思想大多适应了当时的民族关系现状,在实践中取得了显著成效。     

补校《宋史·司马光传》一则

《宋史·司马光传》:“辽、夏使至,必问光起居,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此段文字源于苏轼之文。《东坡七集》正集卷39《司马温公神道碑》:“辽人、夏人遣使入朝,与吾使至虏中者,虏必问公起居,而辽人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慎勿生事,开边隙。”苏轼原文,敕边吏者惟辽而已,而《宋史》删“辽人”二字,主语承前,变成敕边吏者     

隋代台湾高山族先民移居福建新考

台湾古称“夷州”等,很早以前,当地的高山族先民就与祖国大陆人民有过交往。隋唐时期,史籍称台湾为“流求”。据《隋书》记载。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隋炀帝在继大业三年遣羽骑尉朱宽及海师何蛮入流求之后,再次派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洲率兵自义安(今广东潮安)浮海入流求。在进入台湾本岛之后,陈棱军队曾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这场行动,最后以陈棱部“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而告终。关于陈棱部虏获     

《宋书》卷七十二《文九王传》校议

二十六年,进号平西将军,让不拜。(《南平穆王铄》1856页) 校议:《文帝纪》:“二十七年……二月辛丑,右将军、豫州刺史南平王铄进号平西将军。”与此作“二十六年”有异。今考《传》于此后续云:“索虏大帅拓跋焘南侵陈、颖,遂围汝南悬瓠城,行汝南太守陈宪保城自固,……相距四十余日,铄遣安蛮司马刘康祖与宁朔将军臧质救之,虏烧攻具走。”据本书《文帝纪》、《刘康祖传》、《臧质传》、《索虏传》,事亦在元嘉二十七年,《通鉴》卷125、《建康实录》卷12记     

白部考述

一、白部非“白虏” 慕容鲜卑为苻秦氏人时称“白虏”,是为确事,《魏书·徒何慕容魔传》明言:“西人(指苻秦氏人)呼徒何为白虏。”但今人又常将十六国时的白部视作“白虏”,却为一桩史误。且看下述例证: 1.《魏书·序纪》:神元帝力微“三十九年,迁于定襄之盛乐。夏四月,祭天,诸部君长皆来助祭,唯白部大人观望不止,于是征而戮之,远近肃然,莫不震慑。”力微三十九年为公元258年。查同书《徒何慕容魔传》和《晋书·慕容魔载记》等,可知此时慕容鲜卑酋长或     

羊祉“重开褒斜”及其仕迹考评

《石门铭》是汉中褒谷石门“汉魏十三品”之一,镌刻于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铭文记载了北魏正始、永平年间的褒斜改道和复通石门的经过,热情讴歌了羊祉疏请改道的事迹及主持工程的贾三德的品德和才干。文笔典雅生动,堪称古代铭文中的佳作。 《石门铭》中开篇记载了“褒斜重开”的缘起,称颂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首倡“重开褒斜”之举,在蜀道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里试就羊祉“重开褒斜”及其仕迹连同史书上对他的评价,一并做初步探讨。     

北魏子贵母死故事考述

一始作俑者《魏书》卷十三《道武宣穆皇后刘氏传》载:“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太祖末年,后以旧法薨”。这位刘氏乃是北魏王朝的第二代君主太宗明元帝拓跋嗣的嫡母。道武帝赐刘氏死的目的,在《魏书》卷三《太宗纪》中有明确的记载:“初,     

元儒陈栎的《尚书》学思想

陈栎是元代最有名的《尚书》学者,他中年时期的《尚书》学著作《书解折衷》存在“援朱砭蔡”的倾向,即以纠蔡沈《书集传》穿凿附会之失为宗旨。而当朝廷开科,规定“经义”一项以蔡沈《书集传》为主,这种情况使得陈栎的《尚书》学研究相应地发生了极大变化。他为科举专门编纂了《书集传纂疏》一书,其目的是对《书集传,》进行羽翼、补充和发挥,从而能更进一步地把理学原则特别是《四书》修养论思想灌注到《尚书》学研究中去,以适应科举考试的需要。     

评黎庶昌“论世务”疏──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

清代，贵州出了两个鸿儒钜才，即康熙年间贵阳人周起渭，与山东德州田斐齐名，“清初八大文学家”之一；其次为清末遵义人黎庶昌，文坛誉为“北薛南黎”，乃薛福成和黎庶昌，黎庶昌还是清季著名外交家。贵州古为蛮荒，清代能出两个巨儒，乃黔人之荣幸。黎庶昌的“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薛福成为《拙尊园丛稿》写序作“论时事”，都察院左都御史载龄等作“论时务”，我依据北京图书馆钞藏《黎菊斋先生手稿》作“论世务”。此疏《拙尊园丛稿》收入卷1前编，名“上穆宗毅皇帝第二书”。此疏对清“同治中兴”、“戊戌变法”和民国初元军政建设…     

陈诗误戴苏冠

近年出版界重策划而轻学识,常露精疏,每增浩叹。如某出版社“中国历代才子传丛书”之《苏曼殊全传》,书前有所谓“1910年苏曼殊手稿《存殁六     

西南夷丝道初探

《史记·大宛传》载:“汉既灭越,而蜀、西南夷皆惧,请吏入朝。于是置益州,越鹤,牂柯,沈黎、汶山郡,欲地接以前通大夏。乃遣使柏始昌,吕越入等岁十余辈,出此初郡抵大夏,……而北道酒泉抵大夏,使者即多,而外国益厌汉币,不贵其物。”司马迁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在公元前2世纪末叶前后,人们习惯地将由敦煌往大夏的丝道称为“北道”。从当时的形势分析,公元前2世纪末至公元前1世纪初,汉朝在西城,实际上仅控制着塔里木南道,并未控制塔里木北道。显然司马迁所言“北道”不应是塔里木     

《诗》《易》中的“汔”

(一) 《诗经》和《周易》中的“汔”字,古注、今注及词书释义分歧很大。《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毛传:“汔,危也。”郑笺:“汔,几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引此诗,杜预注:“汔,其也。”《后汉书·班梁列传》引此诗,李贤注:“汔,其也。”《孔子家语·正论》引此诗,王肃注:“汔,危也。”朱熹《诗集传》:“汔,几也。”《康熙字典》用此例,引毛传、郑笺、孔疏后曰:“按诸家反复相训,是汔为几也。左传昭二十年引此诗,杜预云,汔,期也。然则期字虽别,亦是近义。”旧《辞源》用此例,释义为“几也,一曰其也。”旧《辞海》用此     

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生卒年

一千多年来,欧阳询的书法,一直被视为习字的楷模。但是,关于这位先贤的生卒年,好多重要文献却没有明确的记载。《旧唐书·欧阳询传》说他享年“八十余”,《新唐书·欧阳询传》说他享年“八十五”,但未载卒于何年,自然无法推算生年。清代饱学的翰林学士们编纂《全唐文》,给他写小传,也没有写清他的生卒年。近检唐人张怀瓘《书断》卷中,其云:“皇朝欧阳询,长沙汨罗人,官至银光禄大夫、     

唐宋蜀刻版本述略

四川刻书事业在中国雕版印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尤以唐宋蜀刻版本最负盛名。历来所谓“蜀刻甲天下”,“蜀本宋最称善”的赞誉迄今仍为世人所乐道。 四川雕印书籍大约起于中唐年间。当时广大市民阶层一开始就以雕版印刷作为传播文化的有效工具,把民间日常需要的一些通俗读物如日历、韵书之类,首先雕印出版流通。据《全唐文》卷624载,唐文宗大和年间,冯宿《请禁印时宪疏》云:“准敕禁断历日版。剑南     

《蛮书》所载“承上”一辞含义的推测——兼论南诏前洱海地区地方政权的建立

《蛮书·名类第四》“施蛮”条云: “施蛮,本乌蛮种族也。铁桥西北大施赕、小施赕、剑寻赕,皆其所居之地。……男女终身并跣足披羊皮。部落主承上,皆吐蕃伪封为王。贞元十年,南诏攻城邑,虏其王寻罗并宗族置于蒙舍城,养给之。” 向达先生的《蛮书校注》对上录引文中的“承上”一辞作出案语云:     

《书经》中的建筑问题

《书经》亦称《尚书》,简称《书》,“六经”之一。唐经学家孔颖达疏曰:圣贤闹教事显于言,言惬群心,书而示法,既书有法,因号曰书。后人见其久远,自于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来之书,故曰尚书。这个“上代”是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挂,造书契,以代结绳之     

《论语》“束修”义 (字义小辨之一)

《论语·述而》:“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自来说此“束修”有二义:一以为束身修行,一以为修脯之贽。大抵汉人主于束身修行一义,六朝以后才有修脯之说。何氏《集解》引孔安国注:“言人能奉礼自行束修以上则皆教诲之。”这句话很含混。《书·秦誓》“若有一介臣”伪孔传:“如有束修一介臣”,孔颖达疏:“孔注《论语》,以束修为束带修饰,此亦当然。”作伪传者本于《论语》孔注,跟孔颖达对《论语》注的理解一样,都主于持礼自修。这是最早的汉人义。《盐铁论·贫富》:“余结发束修,年十三,幸得宿卫。”决不能解作艇脯;《后汉书》中和帝纪、邓后纪、伏湛、冯衍、胡广、郑均、刘     

试论宋代滇桂通道及其历史作用

1 从昆明至南宁的滇桂间交通至迟在唐朝已经畅通。《新唐书·南诏传》及《资治通鉴》记载,乾符五年(878年),南诏遣使至邕州(南宁)通和,岭南节度使辛谠遣徐云虔使南诏,至善阐府(昆明)而还。《唐会要》卷99载,徐云虔出使曰:“(自邕州)凡水陆四十七程至善闸府。”《新唐书·西原蛮传》又载:“邕州节度使辛谠以从事徐云虔使南诏结和,赍美货啖二洞首领。”这里的“二洞”当指居住在左右江的黄洞、侬洞。该通道曾是唐朝、南诏互派使者的交通路线,也是大中、咸通年间南诏进扰邕州的行军路线。明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广西南宁府》载:“唐时,左右江盖南蛮(南诏)入寇之道也。”《册府     

《后汉书》标点商榷一例

《后汉书》卷50《梁节王畅传》载:“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举奏畅不道。”中华书局点校本将其点为:“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举奏畅不道”(以下简称之为“首句”)。视“梁相”为豫州刺史之名,加诸人名号。《后汉书集节》标点亦然。考之有关史载,知此种点法可商,兹分三点辨下。 第一、《后汉书》卷42《东海恭王强传》:“豫州刺史鲁相奏请诛(东海王)政。”此句与“首句”之结构基本相同,但中华书局点校本于此处未视“鲁相”为豫州刺史之名,而是在“豫州刺史”、“鲁相”之间加了顿号,此种点法得之。又《后汉书》卷50《乐成靖王党传》:“冀州刺史与国相举奏(乐成王)葨罪至不道”。此句与“首句”之结构亦基本相同,惟此句在“冀州刺史”,“国相”之间有一连词“与”字,而“首句”在“豫州刺史”、“梁相”之间未有连词。     

“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究作何解?

《墨子·天志上》称:“今天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言语不可胜计。上说诸侯,下说列士。”这句话每被藏书史研究论著引用(如谢灼华主编《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以作为战国时期私家藏书丰富的证明。这些论著把“载”字理解为“装载”,复把“书”理解为“藏书”,遂释为“今天下士君子之(藏)书不可胜(装)载”了。按此似不确。从上下文义讲,可有二种解释。(1)所云“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