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战壕真实派”笔下的战争题材作品

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是苏联军事文学发展的新阶段,即所谓战争题材文学的“第二浪潮”时期。其主要标志是“全景文学”的兴起。70年代中期,苏联的战争题材作品出现了新趋向,有了新发展。邦达列夫,巴克拉诺夫,贝科夫,瓦西里耶夫等是当代苏联军事文学中风靡一时的“战壕真实派”作家,他们都参加过反法西斯战争,被称为“前线一代”或“尉官作家”。邦达列夫曾经说过:“有这样一些作家,他     

“乡土文学”浅论

“乡土文学”出现在二十年代,发展在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现代文学史上,实在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流派。就是在当代,也还有些作家高举“乡土文学”旗帜,致力于“乡土文学”创作,创作出不少很有影响的作品。     

和而不同: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寻根"现象与审美取向

20世纪中国文学中反复出现的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创作现象,是作家陷入个人遭遇和社会前途双重困境下而出现的极为重要的精神现象,也是作家长期思考的一个创作母题。1930年代的“京派”文学和1980年代的“寻根文学”是20世纪“寻根”思潮在不同时代产生的两大重要的文学流派,二者在乡土体验和文化重构方面有着惊人的一致,然而又因创作主体的文化心态与审美价值取向的差异,体现出不同的创作风格。     

“当代苗族作家丛书”总序

2003年,国家级出版社民族出版社陆续出版了“当代白族作家丛书”、“当代侗族作家丛书”等。2004年6月初,出版“当代苗族作家丛书”提上议事日程。不久,经过努力,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乐黛云、消费日报社专刊副主编兼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研究员朱群慧、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徐新建、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凌宇、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副教授潘应玖、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东、中央民族大学苗学研究所文学博士石德富、民族出版社副编审欧光明和编辑石朝慧、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吴晓东等专家学者组成“当代苗族…     

新文学艺苑里的两朵奇葩

摘 要:“五四”时期的现代作家基本上是由两大部分组成:欧美留学生和日本留学生。由于他们所受教育的不同和环境的差异从而影响了他们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形成了迥然不同的文学风格和文学气质,进而出现了30年代著名的左翼作家流派和自由主义作家流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艺苑里的两朵奇葩。     

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

萧乾是京派作家的主要成员,也是京派文学的重要刊物《大公报》文艺副刊的主编,他以这个刊物为依托,组织起了一支强劲的书评队伍。萧乾与京派作家的书评活动,证明了京派文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发展与影响。并有力地传递着京派作家的文学理念,即保持文学独立性,坚守“独立”和“公正”的批评原则。     

“拉普”在中国译介的始末

“五四”时期,我国文艺界主要输入日本、西欧的文艺思想;二十年代中叶开始,一批革命作家将目光从西欧和日本逐渐转向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作为苏联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初的主要的无产阶级文学团体,“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自然而然地进入了中国左翼作家的视野。这些作家是把“拉普”理论作为在中国发展左翼文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参照系。本文试图对我国作家译介“拉普”的情况作一粗略的概述。我国译介“拉普”(包括其前身“十月”文学派)从一九二六年蒋光慈的《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开始,至一九三三年周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唯物     

转型与变化:90年代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小说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以同源性的关联方式促成了文学的分流和变化，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文学在类型范式和价值形态上都有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学。本文立足于文化转型与文学变化的同源性关系，从“文学的类型分化与作家群落的变化”、“回到日常经验与个人化写作”、“叙事空间的转移与物质话语的膨胀”、“大众传媒对文学的改写”、“文学生产与流通的商业化倾向”等五个层面，概括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文学区别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并对上述特征已经或可能给中国文学发展带来的影响作了分析和评价。     

家国同构的变异--从"家"的形象看战时中国文学

五四新文学打破了“家国同构”的传统 ,而战时中国文学开始的“家国同构”的重建是一种复杂的历史存在 ,出现了相反方向的变异。“家国同构”的传统既在民族命运和无产阶级政治的层面上得到重构 ,又在个体生命的层面上被质疑 ,成为战时民族心理和作家心态的历史呈现 ,也预示出战后五六十年代文学的基本走向     

七月诗派政治抒情诗的创作与传播研究

20世纪40年代文学既继承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衣钵,又开启了20世纪中后期“共和国文学”之先河。针对我国40年代文学进行研究,可以有效填补上述两个时期文学研究中存在的空缺部分,实现“拎起中间,带动两头”。20世纪40年代的诗歌创作群体以七月诗派为主要代表,其诗歌创作观念和写作形式相较于以往的政治抒情诗创作别具一格。他们对中国20世纪30年代诗坛出现的“非诗化”现象进行反思,拒绝诗歌中的单纯“呐喊”,延续“五四”新文学运动开拓的道路,将文学的启蒙性和宣传性相结合。七月诗派集体创作实践的变化一方面受到作家外部生存环境及作家个体因素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20世纪以纸媒传播为主的文学传播方式的影响。因此,文章以《七月》《希望》两个期刊为研究对象,对其流派作品的传播方式和传播效果进行论证,阐述集体创作实践与纸媒传播效果共同缔造了七月诗派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评《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

《当代侗族短篇小说选》是新近出版的侗族作家小说集。这不管是在侗族文学史上还是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上,都是一件十分重要而有意义的事。侗族是个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由于他们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其文学是由民间口头文学构成的。这种状况基本持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才宣告结束。在“文化大革命”前,出现了一批侗族作家,就在他们的创作刚刚起步,初见成效的时候,十年浩劫迫使他们终止了笔墨。粉碎“四人帮”后,侗族文学又重获新生,一批年青作家迅速成长,他们和“文     

文学的一体化和作家的个人化写作

实现“文学一体化”即文学高度规范化的两个必要条件是出现主流文艺思潮和借助政治力量构成了权力话语。自 2 0世纪 2 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文学逐步实现了一体化的历史过程。自 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一体化局面逐渐瓦解 ,个人化写作成为潮流。作家的个人化写作相对于文学一体化局面是了不起的进步 ,但也存在某些值得注意的局限性。     

论新时期 “新潮编辑”群体的形成及影响

“新潮编辑”群体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运动兴起和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助推力.它的形成有着特定的时代原因和历史背景;它发掘、培植了一批文学新生力量;它和“新潮作家”、“新潮批评家”一同促进了文学形式变革的完成并影响了先锋文学的走向.     

寻根文学再寻思

寻根文学的崛起和衰落成为一个文学历史之谜 ,不少的文学评论家以及当时担纲创作的作家们都不断在回顾反思。本文的再寻思建基于他们的反思基础之上 ,认为寻根文学的衰落与作家群体在寻找文学的“根”时 ,对传统文化的解读存在某种误读现象 ,以及无力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内在紧张从而导致文学发展存在着先天的内在危机 ,而这些危机的出现与作家自身的文学视野和对“传统”作为文学的“根”的狭隘理解有相当的关联     

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向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退却———在疯狂和自虐中崛起的大陆学院派文学(上)

学院派文学自８０年代在高校出现，继而很快形成了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学现象，涌现出一大批学院派作家，出现过短暂的辉煌，到９０年代，学院派文学转向后现代主义。这个转变昭示了学院文学的代表作家们的心灵与精神的自虐的艰难历程     

魔幻现实主义“中国化”--接地气的“乡土”作家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现代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现代主义文学的作品和理论也纷纷涌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下,许多作家开始学习借鉴现代主义文学。马尔克斯和福克纳创造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对于1980年代的“先锋”作家有着巨大的影响,余华、苏童、格非等主要作家从中吸取了荒诞、变形、虚构等多种元素。人们对于兴起于80年代的“先锋”派作家有着各种的质疑和批评,其中主要是指责他们在形式上缺乏艺术的原创性。但是莫言是一个成功的转型者,在转型的同时他融入了一些“乡土”成分,成功地把魔幻现实主义和中国历史融合在一起。     

百年来冰心文学在台湾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冰心作品在台湾广为传播,对台湾文学产生深远影响,也映射出不同时段台湾文学的发展状况。20—40年代,借助泰戈尔访华热、仓石武四郎的翻译和《新新》刊物的引介,冰心文学对形塑台湾青年反殖民意识和东方文明主体意识起到重要作用。50—60年代,受冰心影响较大的林海音、琦君、王鼎钧、“创世纪”诗人群在参与台湾文化重建过程中,丰富了母爱主题散文、社会问题小说、“冰心体”小诗等创作,以文本模拟互文的关系,助力台湾文学发展。60—80年代,苏雪林、夏志清、余光中等学者对冰心抒情性诗文的讨论,成为透视台湾“西化”风潮下“反传统”和“反西化”问题的重要维度。90年代以来,即便在台湾“本土化”的氛围下,很多台湾作家、学者仍认同冰心是“文坛祖母”,冰心作品被编入台湾教科书,持续影响着台湾的小读者。大量第一手报刊资料和台湾作家的口述访谈表明,百年间冰心文学在台湾的影响赓续未断,并由此推动了台湾文人创造出新的文学境界。冰心文学的价值意涵及其话语延伸空间的互构关系,奠定了其在两岸文学谱系中的重要地位。     

论日本的“泉镜花热”与“泉镜花现象”

泉镜花是日本近代的杰出作家,他以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对日本文学影响深远。但在其有生之年却被视为“异端”和“非主流”作家备受冷落。然而在其辞世近四十年之后,日本文学界又掀起了“重新评价”泉镜花的热潮,出现了“泉镜花热”。随之日本文学界将其视为“被遗漏的名家”,对镜花文学进行了三十余年的持续性研究,如今已确认其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超越了时代的”杰出作家。研究镜花文学前后所经历的被“遗漏”、“重新评价”和“持续性研究”这一“泉镜花现象”将会为我国的民族新文学发展提供借鉴。     

“革命加恋爱”：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革命加恋爱”小说在 2 0世纪 2 0、30年代普遍流行 ,从自身的主题模式看 ,恋爱有着强大的粘合性 ,革命是变量 ;它大多产生在上海这个 30年代的文化消费都市 ,“文化街”的繁荣为其流行与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媒质 ;30年代的作家置身于“文化街”与“亭子间”之间进行文学实践 ,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将革命与恋爱相粘合产生出大量文本形态。主题模式、文化传播、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三者的结合使得“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成为 30年代上海独有的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现实中的文学和文学中的现实——谈现实主义在西德

西德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的西德文学是什么性质呢?当然有资产阶级的文学。但是有没有无产阶级的文学呢?从德国历史上看,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就有了无产阶级的文学。格奥尔格·维尔特曾被恩格斯称誉为“德国第一个最重要的无产阶级诗人”。拉萨尔派的雅科布·奥多尔夫(一八三五——一八九八)创作的《德国劳动歌》曾被称为德国“工人的马赛曲”。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出现了工人文学团体“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联盟”。在战后的西德,在这样一个高度工业化的,有一千一百万产业工人的国家里,怎么会没有无产阶级文学呢?有的,一九六一年一些作家、记者和工会干部组织成立了“六一社”,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六一社”发生分裂,在一九七○年分裂出的一派成立了“工人写作社”(简称“七○社”),七十年代末“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