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刘”生平考略

《四库全书》载南宋刘元高编辑整理的《三刘家集》一卷。＂三刘＂即北宋的刘涣、刘恕、刘义仲三人,为了方便对该集和＂三刘＂进行研究,文中从墓志铭、祭文、序跋等资料中考证了他们的生平经历,按辈分进行了论述。     

北宋“三孔”籍贯新考

北宋“三孔”(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兄弟),《宋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编纂的《新喻县志》等称之为“临江新喻人”。但明清的《临江府志》却说他们是临江峡江人,清代《江西通志》和《民国江西通志稿》又称其为临江军新淦人。为此,今天出版的辞书、诗词选本等对他们的籍贯介绍,三说并存,莫衷一是。文献梳理和实地考察的大量证据证明,“三孔”的籍贯是宋时的临江军新淦县,明代嘉靖五年析新淦地置峡江县至今,“三孔”的故乡属峡江县。     

北宋三衙除授制度简论

三衙的除授,是北宋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其制度日趋严密,从初期的权归枢密院,至仁宗朝之后发展为经枢密院初拟,宰相、枢密院共议,侍从、台谏等朝廷高级文臣亦有权参预。皇帝则通过或是越过宰相、枢密院集议,直接以内降手诏任命三衙;或是就宰相、枢密院所拟定的名单发表可否意见等不同的方式,来行使其最高决策权。     

北宋三司使渊源初探

北宋三司使总管一国之财政，是最高财政长官。宋初沿旧制，三司总理财政，成为仅次于中书、枢密院的重要机构号称“计省”，三司的长官三司使被称为“计相”，地位略低于参知政事。关于三司的来源，学界一般认为起源于唐末，但并无更精确之说。因此探讨北宋三司使的渊源问题，对于研究北宋政治制度史无疑具有重大的意义。     

论北宋诗中的“饥饿感”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是诗歌的发生理论,所谓的食除了可指食物外,更是指饥饿感。宋诗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继唐诗之后的第二个高峰,北宋诗是宋代诗风的典型。在宋诗中有一个长期被学术界所忽视的现象那就是宋诗中存在着大量饥饿感的描写。笔者通过对《全宋诗》的检索统计,发现了宋诗中的饥饿感有着前期少,中后期多的规律。饥饿感可以让我们从新的角度观察宋诗的构建。     

北宋筠州刘氏家族研究

《三刘家集》是研究北宋筠州刘氏的重要史料,目前已知有元刻清抄本、《四库全书》本、道光刊本和光绪刊本。其中元刻清抄本和道光刊本、光绪刊本属同一系统,而《四库全书》本属另一系统,元刻本系统诸本是目前可见的最佳版本;该书编纂完成于淳祐十二年(1252)。刘氏通过科举起家走向兴盛,以史学成就和高洁品格名重一时。但由于其家族人丁不旺,且不注重置产、应举,加上家族迁离本根,而迅速走向衰败。刘氏的通婚对象大多是中下层士族,其所交往的多是王安石新法的反对者,这与其家族本身的身份和政治立场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三喻文化”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多维透视

当今时代"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的交织并存,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新的社会文化背景,而且催生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多维形态。因此,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的"前喻主体"、"并喻主体"、"后喻主体"及其特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多维主体的优势互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多维主体的优势生成,不断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的教育合力和整体效应,是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法律修辞中的“例喻”研究——语用学的视角

在含有精神性、思想性的文本写作中,比喻按照作用标准分为两类:词喻和例喻。其中词喻只揭示一个概念的意蕴,例喻则揭示一种思想的意蕴。如果说词喻是法律修辞中的一个景点,那么例喻就是法律修辞中的一个景区,相比较词喻,法律修辞中的例喻研究具有以下学术价值:展现更加宽广的学术视野;更符合思想的抽象性表达;更能确保言语交流的有效性。例喻修辞方法具有语用学性质,喻体与本体在语境上有高度相似性,语境成了连接喻体与本体的桥梁,在现在的并不熟悉、清晰、明细的具体情境中类比过去的熟悉、清晰、明细的具体情境。运用例喻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符合逻辑的规则;符合修辞的规范;符合事实的判断。     

论新诗韵九道辙的科学性与可行性

新诗韵是指与旧诗韵相对而言且与现代汉语口语语音相谐和的新韵书。新诗韵九道辙是在前人诗韵改革基础上进一步通押合辙的产物，它包括“发、来、高、战、唱”五个专押的单一韵辙和“斗、诗、风、乐”四个通押的合成韵辙。今人诗词创作的实践证明，九道辙是可行的，从而在作诗选韵上突破了入声的限制，拓宽了韵域。     

析北宋三次兴学对书院的影响

北宋中后期,国家为实现取士和养士的统一,改变官学不振的局面,相继兴起了三次兴学运动——庆历兴学,熙宁、元丰兴学和崇宁兴学。兴学运动的主要内容是为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设置和人才的选拔方式。书院在数量、教学内容、兴办主体等方面都发生了变化。北宋前期,书院在性质上与官学并无差异;到了南宋,随着理学的兴起,书院演变为学者们自由讲学的基地,在性质上发生了重大变化;而北宋中后期为中间期,在转型过程中起过渡作用。因而研究北宋中后期书院在数量、教学内容和兴办主体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对了解这一转型过程有着重要的意义。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摘要：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成因再探

宋元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十分盛行,如前所述,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误置”的两宋诗人——《全宋诗》重列作者考辨

《全宋诗》著录作者九千余人,然因书成众手,于作者列目有“误置”的情况。通过以《全宋诗》本证《全宋诗》,辅以相关文献的比勘,可总结出其中有误引原始文献、一人误分为二人、本无此人而误列、诗作归属可考而标为无名氏等类型。从引证文献角度,可分5类23则加以讨论。     

《全宋诗》中川籍诗人诗作韵字考误

从诗歌押韵和音韵学的角度,对《全宋诗》中四川籍诗人作品的韵字进行校勘,我们可以发现《全宋诗》中四川籍诗人诗作有二十四处讹误。错误原因在于择本不善致讹、编者误抄。     

南宋诗坛四大家与江西诗派之关系

关于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一般认为他们是在摆脱江西诗风的不良影响后才取得各自成就的。实际上,四大家都曾依赖于江西诗派的哺育,尤、杨、范、陆与江西诗派的渊源都颇为深厚。我们不能按照先打倒才有建立这样一种思维定势思考问题。四大家是在继承江西诗派的基础上才有所成就。同时应动态而不是凝固性地看待江西诗派及其诗学思想。江西诗派在南宋中期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江西诗风占据了北宋后期以至南宋诗歌的主流地位。     

北宋东莱吕氏家族婚姻考论

北宋东莱吕氏家族既与宰辅大族联姻,也选择有发展前景的新进士为婿或姻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个盘根错节的庞大政治集团,藉此长期维持其家族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利益,并对北宋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宋代杜诗的辑佚

杜甫的原集在他去世后不久就已散佚,宋代"二王"本<杜工部集>是杜甫诗文集的第一个定本.宋人在"二王"本的基础上陆续对杜诗进行拾遗补缺,共得佚诗46首.今存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杜工部集>与文献记载中的"二王"原刻本在诗歌数量上有抵牾不合之处,即前者较后者多收诗歌5首.宋代不同版本的杜诗集注本所收杜诗的数量不尽相同,本文对宋代各种集注本所收之杜诗进行了准确的数量统计与评述.     

京口集团与刘宋政治

东晋后期,京口集团中衰,刘裕以京口、晋陵地区的流民为基础,重振京口集团,并以其为主要的军事力量,内征外讨,完成了覆晋建宋的大业.京口集团亦成为刘宋政权支撑性的政治、军事力量.刘宋前期,京口集团的势力由中央扩散到重要的藩镇,参与重大的政治事件,其力量的兴衰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政治格局.随着京口重镇地位的丧失、流民来源的枯竭、京口主将的死亡、其他方镇的兴起,京口集团逐渐衰落.刘宋后期,已很难寻觅京口集团的踪迹.     

论宋人的"诗人诗"、"文人诗"与"儒者诗"之辨

宋人依诗歌内容的学派属性或作者身份,将诗分为"诗人诗"、"文人诗"和"儒者诗"。这种分类,是学术派别促成诗歌新变的反映。特别是"儒者诗"的价值定位及理学家的诗歌史重构,开历史上以学术干预文学创作的先例,表现出理学家文学观的狭隘;而这种不遵循文学规律的"新变",只能造成诗歌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