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正义、政治合法性与社会稳定:一个分析框架

正义的问题一直被广泛关注,那种以目前国家难以实现诸如教育资源平等一类的问题为出发点,认为强行正义会使人们的处境变差,以目前不能实现正义而否认正义应该实现这一问题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其实,制度正义可以增强政治合法性,达致社会稳定,进而实现社会和谐,不能以目前不能实现正义而否认正义这一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人们仍然会为争取正义而努力。     

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当代西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述评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对传统政治学制度研究的继承,以及对"行为主义革命"的反思而形成的一种政治学研究范式.它重新把政治制度置于社会的核心地位,认为忽视制度或者低估其作用,都不可能全面地理解政治学理论.作为当代西方政治科学的前沿,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主要由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等流派组成.它触及了一系列政治学中关键的理论和经验问题,提高了人们对于政治世界的理解水平,有其重要的理论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陷.     

制度主义的演进与复兴--政治学中的制度理论述评

制度一直是政治学中的主要研究对象.传统制度主义以制度为中心来考察历史.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们反对把个体行为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新制度主义又可分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学术不端行为的成因分析——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

社会学制度主义认为制度提供行为人的身份定位及行为的认知模板,从而影响行为.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探究学术不端行为的成因,科学精神的缺少,急功近利思想的蔓延影响学术不端行为人对于自身角色的认识,版权意识的薄弱影响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识别,诚信理念缺失导致了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同.这些制度因素影响了学术不端行为的产生.     

媒体与平台的依赖关系：一个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视角

新闻媒体对互联网平台的依赖关系持续且深入。制度视角能帮助考察平台新闻业中行动者之间关系的塑造过程,进而更批判性地分析媒体与平台的关系现状。在制度视野中研究新闻生产,其观照对象经历了从政府到平台的焦点转移。进入平台社会后,社会学制度主义侧重分析算法技术、数据指标等制度的实践和影响,媒体的平台依赖是组织同构、制度压力影响和新的合法性机制建构的过程。而历史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媒体与平台的互动存在路径依赖和关键节点,其行动路径和不对称权力会影响未来的平台依赖表现。为提升制度视角在新闻业与平台关系分析中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还需要在概念界定、分析重点、解释路径、社会情境等方面做出更细致的探讨。     

论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操作合理性——一个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新时期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目标。中国场域中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职能不断转变与治理主体不断转换的双重逻辑相结合的产物。它突破了治理的传统视域,将权力治理与公共事务治理相融合,旨在实现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的交融。历史制度主义以宏大视域与历史比较方法审视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得出其操作合理性是基于四个主要因素,即国家外部压力体系的挑战、内部制度化要求的驱动、执政党精英的意识推动以及现代国家执政理念的确立。     

从文本、制度到行动:体制缝隙与“实践”的新闻专业主义——基于“行动”的新闻专业主义研究路径

转型时期中国特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是媒体实践新闻专业主义的场域,它带来了新闻专业主义运作的复杂性和情境性。基于实践社会学的研究取向,对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应该植根于中国本土的经验,建构一种动态的关于媒体从业者"行动"的研究视角。这一研究视角将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放在政治权力、商业权力、公众群体与媒介组织之间的复杂博弈中进行观察,致力于探讨媒体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是如何在外部权力与媒体内部因素的互动中进行运作的,最终形成一种协商型的新闻专业主义。     

制度正义及其社会价值

制度在当今社会里的突出地位和作用使人们愈益关注制度的正义问题.制度正义是制度本身的正义和制度运行的正义两个方面的相辅相承.制度正义的主题是权利和义务的分配,目标是效率与公平的平衡,达到社会的平衡是制度正义的社会价值的本质所在.     

论强化大学生社会调查内容的教学——基于《社会学概论》课教学改革的实践

《社会学概论》是一门面向非社会学专业学生开设的、对社会学作一般介绍的社会科学类通识性课程。在这门课中强化社会调查内容教学,是全面了解和学习社会学的需要,是大学生科学地认识社会的需要,也是丰富和发展相关课程教学理论的需要。我们在这几年的教学实践中积极尝试,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效果,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改进。     

底线正义与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利益——基于社会救助制度道德正当性的分析

社会救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第一块基石,对于解决现代社会弱势群体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得正义"作为一种原初的分配正义具有必要性,但也具有天然的局限性。社会救助制度的分配正义价值,体现为与需求原则、平等原则和共享原则相联系的"底线正义"。坚持社会救助制度的底线正义价值,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公平与效率的统一,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刑法适用解释的合法性诉求

罪刑法定原则是现代刑法三大基本原则之一。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在于限制国家的刑罚权,保障公民自由和人权,也就是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刑罚权与公民自由之间给定了一个明确的界限。刑事法律的适用客观上存在一个解释问题,即解释的合法性问题。在合法性问题上,又存在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之争,马克斯.韦伯和哈贝马斯就是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分别论述了刑法适用解释的合法性诉求,并指出刑法适用解释的实际功能。     

犯罪事实与构成要件

现在,构成要件是刑法学的概念,犯罪事实是刑事诉讼法的概念。二者同源于中世纪意大利的犯罪确证理论。随着刑事立法的发展,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分离,犯罪事实作为刑事诉讼法的概念而被延续下来,而构成要件作为成立犯罪的第一要素,专属于刑法。     

解读犯罪观

犯罪观是犯罪学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犯罪观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犯罪学理论的深化与发展,而且有助于科学地指引和规范犯罪治理的实践活动。完整的犯罪观大致包括犯罪本质观、犯罪关系观和犯罪治理观三方面内容。犯罪本质观强调以社会越轨行为作为犯罪的表现形式,以社会文化规范作为评价犯罪的标准;犯罪关系观要求通过把握犯罪与周围事物的关系,挖掘影响犯罪的基本规律;犯罪治理观主张政府等主体往往是在＂运动式治罪＂与日常性治理模式之间的摇摆和综合操控中,逐渐熟练掌握了犯罪治理的技术和策略。     

论刑事领域中的错案追究制对司法行为的影响及其对策

刑事领域中的错案追究制不符合司法的客观规律和职业特点,容易影响法官和检察官的心理,继而对司法行为产生影响。应废止错案追究制,吸收责任归因理论的研究成果,以可控性为原则,以行为和程序为标准规范检察行为和审判行为,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构建刑事侦查中线人的保护机制

线人是秘密侦查中一项十分重要的侦查措施。线人的使用具有一定的正当性,在刑事侦查中恰当地使用线人,对提高破案率和侦查效益极为有利,但我国线人制度的立法十分缺乏,实践操作中也很不规范,存在诸多问题。国外有比较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考察其立法状况,结合我国具体实际,规范构建我国的线人制度显得尤为必要。     

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学说之评析

如果刑事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助,既有可能使其本人及近亲属陷入生活上的困境,也有可能使其产生仇视社会的心里,构成威胁社会安定的隐患。文章介绍了不同刑事被害人救济学说产生的理论依据并作以评价、分析。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以社会福利说为主、以国家责任说为基础的救济制度,以期促进我国的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能够得到有效保护。     

刑事和解的解读与应用研究

从刑事和解的含义、起源和特点入手,论述我国实行刑事和解制度的基础与必然。在对我国实行刑事和解制度设计构想方面,认为应根据刑事和解的本质,贯彻宽严相济政策和权力须受监督的精神,以促进被破坏社会关系的修复,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来科学设计刑事和解的具体制度规范。     

刑事和解制度正当性新论

以刑法机理为标杆,丈量刑事和解制度存在之空间,认为刑事和解制度与刑法三大基本原则倡导刑罚公平正义、反对刑罚权滥用的精神相契合;系全面解读犯罪本质情形下的产物;属刑罚个别化、经济、谦抑、零刑罚、折扣刑罚等精神的大胆实践;打通了刑法与民法间的关节,填补了刑罚理论的罅隙,为刑法学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视野、新思路。     

刑事和解制度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反思——以刑事诉讼“习惯法”为视角

如何在刑事司法中实现被害人利益的保护与犯罪人回归社会两大目标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刑事政策所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不可否认,将和解适用于刑事司法领域,这在我国当前还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构建刑事和解制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在法理上尚未完全厘清,在实务中也存在一定障碍。文章以刑事诉讼习惯法为视角,运用比较法和案例实证研究的方法,对我国现行刑事司法中的刑事和解制度的合法性问题、刑事和解与西方＂修复式司法＂之关系问题、我国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的现实功能之评判以及其未来立法走向之规划问题进行了详实而深入的探究,以期对我国刑事和解制度的建构提供理论支持。     

论刑事和解的社会效应

刑事和解在缓解纠纷双方对立关系、节省司法资源的同时会削弱刑罚的预防功能、损害社会民众的法制信心,对社会的发展及稳定产生一些消极作用或影响。刑事和解对社会的影响程度通常取决于刑事和解适用理由的公开透明性、适用结果的合情理性以及纠纷双方和解意愿在和解过程中的被尊重程度。因此,我国司法机关在加大对社会民众进行刑事和解宣传教育的同时,应注重刑事和解处理结果的合情理性,另外,我国立法机关也应尽快完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