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国家豁免若干问题的再思考——兼论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的立场

豁免问题在国际法上由来已久,可以说自从有了国际法,就有了豁免制度。欧洲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国家主权和主权平等原则发展起来,成为近代国际法最根本的原则和基础,国际法上的国家豁免问题由此产生。尽管国家豁免问题在现代国际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理论和实践,但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法上的一项重要原则。本文尝试从辩证的角度质疑和剖析当前国家豁免的两种主要理论,并探讨今后我国在此问题上应持有的立场。     

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新发展

长期以来,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问题上,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两种主张。19世纪末以前,世界上奉行绝对豁免主义,其后,限制豁免主义萌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限制豁免主义逐渐盛行起来。时至今日,随着《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通过,奉行限制豁免主义已成定局。中国在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上顺应了从绝对豁免主义向限制豁免主义转变的国际潮流。     

国家豁免理论浅析

国家豁免,又称为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一直以来是国际法学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关于国家豁免问题,长期存在着绝对豁免主义和相对豁免主义两种相互对立的理论,这两种理论各有其存在的基础与发展的动因。国际社会的主流和大多数国家的司法实践是坚持国家行为的“有限豁免”。为了更好的维护国家利益,顺应时代潮流,长期坚持绝对豁免主义的中国也开始逐步接受限制豁免主义。     

关于国家豁免的几个问题

国家豁免是国家主权原则的体现。国家豁免从传统的绝对豁免论和相对豁免论,发展到《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对于国家及其豁免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规定。我国在国家豁免问题上,主张和坚持国家豁免原则,反对恣意破坏国家主权原则的做法。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法的统一化发展评析

在回顾传统国际法有关国家财产豁免的学说的基础上 ,分析了影响统一化进展的深层次原因 ,认为这些原因将决定有关豁免的统一化的发展趋势 ,有限豁免原则将取代绝对豁免。据此 ,我国应抛弃绝对豁免原则 ,注意确立国家持股公司的财产所有权和国家的股东地位 ,完善实体和程序方面的规定 ,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     

论管辖豁免中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及对策

在国际民商事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的问题也随之增多。论述了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制度中的国家与国企的关系及我国应采取的立场;并结合我国国家企业或其他实体不享有国家豁免的现状,分析其存在的两点主要原因:两权分离导致的国有企业没有真正的法律人格和政企不分、所有权人地位虚化,针对其现状及原因从三个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国家豁免与外交豁免之比较

国家豁免与外交豁免都是国际法领域的重要法律制度。国家豁免与外交豁免在历史发展、内容及结果等方面有密切的联系，但同时，二者在范围、性质、效力等方面又存在差异。因此，国家豁免与外交豁免被普遍地视为相互独立的范畴，形成平行发展、自成体系的状态。     

关于国家豁免理论的思考

国家主权豁免是指一个国家的国家行为及其国家财产享有豁免权,其理论来源于国家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准则,并且经历了从绝对豁免理论到限制豁免理论转变的历史发展过程。虽然,国家豁免范围的争论还在继续,但限制豁免理论被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承认并在司法实践中采用,这已成为国际社会主流趋势。为了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加快推进国内立法进程,我国应该顺应这一趋势,使我国在国际社会各领域交往中获得更大的利益。     

人权领域之国家豁免规则的新发展——兼论我国的国家豁免立法

保护人权的国际强行法规则是否可列为国家豁免规则的例外,已成为后者发展中面临的新问题。实践表明,国家豁免规则可以与强行法共存,二者在程序和实体上拥有不同的属性,为此,在违反人权情形下援引国家豁免规则应区分公私行为性质、分清损害对象,敦促违反国在诉讼程序外承担“非免责性”后果。在国际交往愈加频繁深刻的时代背景下,国家豁免规则的具体落实更依赖于国内法律制度的完善,而中国进行专门的国家豁免立法是时代的必然。     

论国家豁免原则

当国家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参与涉外民事活动时，其法律地位如何？该问题历来为理论界所争议，有所谓的有限豁免理论与绝对豁免理论之分。文章以为这两种理论的争论无太大的实践意义，针对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趋势，大胆提出了平等国家豁免理论，并具体提出应当通过冲突规范的运用来实现该原则。     

论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性质与征缴

从法律属性看,将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视为“公法债权”或者“私法债权”均有不当,应将其界定为“公法之债”的费用。基于此,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征缴应确立“市场平均成本加指导利润率”的原则以及“预先缴存为原则事后追缴为例外”的模式,藉由行政公权保障落实。中国2011年《行政强制法》第51条及部分环境单行法对代履行费用的负担范围、计算依据与救济程序均未明晰,建议通过立法细化环境行政代履行费用的收取标准、加强费用征缴与执行罚的适用衔接以及设立环境行政代履行基金,以期提升环境行政代履行制度的实施绩效。     

张岱年先生易学研究及价值与意义

论文系统地阐述了张岱年先生易学研究成果。在今本《易传》和帛书《易传》研究上,张先生以事实为据,提出了《易传》是战国中后期作品,《系辞》著作年代在老子以后、惠子庄子以前,《彖传》应在荀子以前,《象传》晚于《彖传》,今本《系辞》象太极是正字,而帛书《系辞》象作马,不是错写而是异文,大恒是异文等观点。张先生易学的特色和贡献是以哲学分析法对《易传》概念范畴命题及哲学体系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探讨。论文最后指出,张先生提出的易学观点虽未得到学界广泛的认同。但对于今天研究今帛《易传》仍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运用哲学方法解读《易传》对于建构自身哲学体系和推动整个20世纪易学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时至今天仍有很强的生命力,规范和影响着当今的易学研究。我们今日易学研究中心理之学,仍然延续着张先生研究路数。     

对"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原则"的历史考察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权原则作为国家主权原则的延伸,赋予了国家在对外交往中的特殊法律地位.但是,由于一些国家对该原则确立了新的标准,因而我国已有必要转变观念,重新审视我国对待该原则的立场和态度.     

原则的语义与法意

法学家不应在纯粹学术定义的基础上建立法学理论,而应致力于分析法律语言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被使用的。与原则的日常语义相对应,法律原则至少有五种含义,即法律精神、非正式法律渊源、上位法、一般法和刚性法。由于法律原则所具有的多层含义,对它的理解与界定,须依赖具体的语境和操作程序,方能使相关的学术研究、法律实践走向客观化和科学化。     

论森林文化的历史意义与当代价值——在中国文化视阈中的考察和认识

森林文化作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文化形态,是中国文化体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文化发展的角度,就森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起源、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内容以及当代中国文化的建设等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以便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森林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     

国家行为原则与主权豁免关系之实证分析

国家行为原则和主权豁免理论是国际法中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适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当事人的利益.但是,两者极易混淆.国家行为原则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决定了它与主权豁免理论既存在密切联系,又存在本质区别.美国的司法实践活动揭示出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对国家行为原则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和文化”：昭君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当代意义

“和文化”既反映了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民族与民族之问的依存关系,更体现出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有机组合,是草原文化特别是昭君文化最独特的核心价值,是人类最难得的文化资源,也是人类最可贵的文化资本。“和文化”的核心内涵,集中表现为和平、和睦、和顺、和乐、和美、和谐、和衷共济,正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昭君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节日打造,对于建设内蒙古文化大区和呼和浩特文化大市,发展民族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吸引国内和国际的注意力,增强自治区和首府城市的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技术政策的价值意蕴探析

通过对技术政策的考察,分析了技术政策的发展状况,对技术政策所负载的价值意蕴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索研究。认为技术政策对现代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具有经济导向作用,蕴涵着特定的政治功效,并会引发相关生态呼吁和对技术发展中的伦理问题进行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