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的“言谏”与“诗谏”

“言谏”和“诗谏”是代表知识阶层的唐代文人群体参与政治的两种形式。唐代文人或出于职司言责、或仅凭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而直言极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代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进步，并直接促成了唐代帝王在某些历史阶段“从谏如流”局面的形成。唐诗具有针砭时弊、抨击社会阴暗面的强烈政治色彩，因此，唐诗也就具备了诗谏的特色。文人是诗谏队伍的主体，诗谏的内容涉及唐代政治、经济、军事等有关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诗谏这种形式也与唐代相始终。     

“摛文必在纬军国”辨析——谈《文心雕龙·程器》“文德说”得失

《文心雕龙·程器》主张“摛文必在纬军国”为要旨的“文德说”，历来的研究者多正面肯定其说的理论或现实意义。本文认为这样的阐释并不合乎实际。实际上，刘勰的“文德说”尽管在反驳“文人无行”论上是有力的，但就其理论本身而言，则明显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该说对规范文人的德行，鼓励文人积极投身现实的政治生活有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该说又混淆了学文与达政、文才与德行的区别，过分强调文人对道德政治的依赖，这对于文人才能的施展实为一种限制。文章结合有关史实，对于“文德说”的来源、义旨、理论缺失及其原因作了翔实、深入的辨析。     

论延安文人思想转变中的文化病症

1940年代以周扬、何其芳、丁玲等为代表的延安文人的思想转变,实质上是政治权力话语以“政治”为支点、以“小资产阶级”为中介对于文人文学的理论要求和实践处置,同时也是文学知识分子话语以种种思想理路和复杂形态,“投降”、“改造”、“合流”于政治权力话语的过程和结果。但文人们所预想的思想转变的文学情形与史实演化所形成的结局却产生了巨大的背离。延安文人的思想变化,不仅源于“政治”的外在压力,同时还植根于文人自身的心理情感。延安文人在思想转变过程中存在着显明的文化病症。     

元初文人“科举累人”观辨析

元朝初期科举久未施行，文人在有距离的旁观中对于科举的兴废进行理性反思。他们从文学发展、经学传播、理学研习、铨选制度的得失以及个人身心健康等方面探讨科举的流弊，明确提出“科举累人”说。深入分析“科举累人”观念可以见出：一方面元初文人也看到科举的优点，体认到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之并非完全否定；另一方面，“科举累人”观却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宋元易代之际文人自身政治归属的影响，反映出当时文人主张文统与道统合流的发展愿景。从本质上说，元初文人的这一愿景与自中唐以来逐渐形成并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潮是相契合的。     

"味"与游戏 --魏晋时期"味"说解读

魏晋时期出现于文论中的“味”虽还不是正式的美学概念，但已与一定的美学思想相联。它产生于对赋颂作品的讽读过程中，这一过程实质上是一种游戏。游戏之“味”不仅体现了文人对言语的高度迷恋，而且体现了文人的政治意识与价值意识。游戏之“味”为刘勰、钟嵘的“味”论的建构作了理论准备。     

恶托邦·异托邦·乌托邦：论宋代谪宦文人贬地书写的三个维度

宋代政治斗争剧烈,大批谪宦文人至贬地后身心会经历“恶托邦”的惊恐、“异托邦”的不适和“乌托邦”的诗意栖居三个逐步深化的心理状态的递嬗过程。宋代谪宦文人在心理层面上的此种转变,既是因宋代贬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得到较大改善所致,亦与宋代社会“三教融合”程度不断加深的背景下,谪宦文人心态逐渐圆融豁达有关。从“恶托邦”“异托邦”和“乌托邦”三个维度分析宋代谪宦文人持续性的贬地书写,可窥见谪宦文人心态演变的轨迹,并感知其作品所映射出的贬地在宋代国家政治中地位的变迁之势。     

人生悲剧的惋叹——评瞿秋白《多余的话》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因其个人生活际遇和文人气质过浓，陷入文学与革命、家庭与革命的矛盾中，在遭受左倾路线打击时多忍让、少抗争，一生坎坷，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临终前由于“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他写了死后备受争议的《多余的话》。该文中“历史的误会”、“对政治不感兴趣”、“半吊子文人”等，反映了秋白眷念文学、厌倦党内斗争和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不满的思想。他的悲剧缘于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不成熟，受共产国际的消极影响以及其自身经历和文人气质的局限     

书院与古代文人的"自由精神"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一种特殊的教育和学术研讨机构，它的繁荣兴盛与我国古文人的“自由精神”密切相关。书院首先体现了书院大师或文人的“学术自由精神”，其办学和教学形式、人才任用方式、政治上的独立精神和社会批判精神都体现了书院文人的自由精神。但这一“自由精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局限性。     

隐喻中的信念和态度

由于中国社会曾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下，许多文人骚客不能直抒胸臆，表达政治见解，所以只能采用隐喻这一修辞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本文通过三句名句：“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大丈夫安能久事笔墨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中隐喻的使用来分析三句名言所表达的政治信念和态度。     

东晋玄言诗风衰歇的文化考察--以谢混、殷仲文为中心

玄学清谈文化的盛行是东亚玄言诗风形成的主要原因，而时至东晋末。由于门阀政治趋于衰落，造成士族文人心态的微妙变化。从而导致其文化崇尚的改变。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影响，致使“淡乎寡味”，“辞意夷泰”之玄言诗风呈现出衰歇之势，造就了谢混，殷仲文承先启后的诗坛地位。     

出处之念的起因及主要意旨──“朝隐”与中国古代出处文学主题

朝隐,是古代文人在恶劣人文环境下保护自己又不枉道变节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其萌于《庄子》。“陆沉”、“市隐”,直接开启了东方朔身在朝而明哲保身的“朝隐”。而对于西汉宫廷文人亦官亦隐传统的继承,以晋宋文人最为典型。出处意念往往与文人“饰美”心理传统有关。特定官僚体制、社会形态决定了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与普遍,出处之叹成为古代文人抒情诗惯常主题。晋宋文人“朝隐”作为出处两端的折中与变通,是整个主题价值流向和主要表现程式、意象趋于定型化的关键环节。     

论武则天时期的文学新体

武则天时期是唐代文学发展的重要时期。武则天因为政治 与文化的需要，一方面广开才路，网罗人才，一方面改革旧章，发布新令，一方面又重视词 臣，奖掖文学，渐渐造成了文学彬彬之盛的局面。这种政治环境使得很多文人在诗体文体方 面努力探索，以使得某种体裁定型，成为后世的典范，或对较为陈旧的体裁进行革新，使之 趋于完善。在诗歌方面，有“沈宋体”、“陈拾遗体”、“新歌行体”；散文方面，有刘知 几史传体等。这与当时文人探讨文章的个性有关。这些文学新体对武周一朝的文学发展，乃 至整个唐代文学进程影响很大。     

论朝鲜文人笔下的“黄金台”意象

“黄金台”的典故常常出现在中国文人表达“怀才不遇”与渴望“招贤纳才”的诗句中.由于朝鲜文人对“黄金台”意象的接受,他们在诗歌中谈及人才问题时,对“黄金台”典故的运用与中国是相通的.但是在明亡清兴之后,随着东亚政治格局的改变,朝鲜士人“思明反清”心态的形成,“黄金台”被适时地赋予了“思明反清”的新内涵,朝鲜文人对“黄金台”典故固有意象的这种“篡改”,体现了他们对明清关系的认知.     

宋韵：宋代美学的文化肌理与现代意义

宋代美学是中国古典美学的转折点。有宋一代，文尊武卑的政治格局，斯文传统的继承发展，使得文人阶层迅速崛起，并主导了整个社会的文化和审美走向。文人美学的兴盛以及理学思想的昌明为韵文化的诞生创造了条件。韵根植于艺术生活化，文人以“韵”为纲开展的日常审美实践，催生了以“韵”为核心的美学，建立了以文人群体为审美主体的多视角多层次的美学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宋韵文化。以韵为中心的文人审美文化，具有世俗的生活美学向度。宋韵是以思想文化融入其中的美学，它不仅传承与演绎了中国传统生活美学，尤其是平淡美学，还为后世西方的极简美学和气氛美学提供了理论借鉴，更为中西美学跨越时空对话打开了空间。     

浅析文人画的产生与发展

文人画作为中国古典绘画发展至今最主要的艺术形式，在我国绘画领域中有着独特的地位。文人画，在苏轼看来是“士夫画”，指中国古代社会中文人、士大夫的绘画，是一种不同于民间和宫廷画院的绘画派别。文人画是融诗、书、画、印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有着文人的气质、情趣及文化追求。所以讨论文人绘画到底产生于何时，怎样发展壮大成为社会一种普遍认同的思潮，绝不是讨论某一个画家的水平与风格的简单问题。从以往来看，文人画与文人这一阶层的独特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要研究文人画的产生与发展，必须回到文人及文人画家本身，解读剖析文人画背后文人阶层的兴起，与文人阶层政治地位的高下对文人产生的影响。     

试论魏晋六朝文学中的同性之爱

魏晋六朝社会政治环境之动荡及原有价值观念体系的崩溃，“男性美”逐渐开始为人们所关注。“好男风”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流行，得到统治者和社会上层文人的提倡，使历来处于被压抑状态的“同性恋情结”浮出水面，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文学”也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关学基础上产生，并有显著发展。     

魏晋“文的自觉”与山水田园诗的产生、发展

魏晋“文的自觉”与山水田园诗的产生、发展高人雄一、文的自觉魏晋之交，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对文人的猜忌迫害尤为严重。两晋南北朝朝代更迭频繁，文人学士生活在苦闷恐惧之中，陆机、潘岳、石崇、张华、刘琨、郭璞、谢灵运、鲍照等相继被害。残酷的现实迫使众多的文人...     

“壶天”境界与中晚唐士风的嬗变

政局的变幻和党争的加剧,导致中唐后期文人对政治的避离以及对“壶天”境界的追求。以白居易为代表,以东都洛阳为中心,以诗酒唱和、园林营构为主要内容,文人们在“壶天”中过起了适意的吏隐生活。承接中唐余绪,晚唐文人的追求和爱好越来越狭小、袖珍,并将这些狭小、袖珍的东西放到诗中不厌其烦地加以表现。他们也向往“壶天”境界,但已不同于中唐文人的吏隐,他们使用更多的是“壶天”具有的另一层与隐逸、幽栖乃至神仙相关的意义。一方面是政治上被边缘化的命运,另一方面是审美情趣的改变,二者聚合一途,遂导致晚唐文人对江湖山林的群体性回归。而从对“壶天”境界的歌咏中,亦可看出他们在时代大潮推涌下既难于仕宦亦难于吏隐而不得不将视线投向江湖山林的某种苦衷。     

似花还似非花──论苏轼咏物词的思想艺术特色

苏轼是同时代文人中创作咏物词最多的一人。他冲破“词为艳科”的藩篱，第一个在咏物词中抒写政治、身世和性格，开拓了词的意境．为后世提供了咏物词的创作经验。     

唐代民歌“竹枝”与文人竹枝词

文人竹枝词源于民歌“竹枝”。唐代是民歌“竹枝”的盛行时期，从唐代诗人的诗歌中可以窥见其大致风貌。在民歌“竹枝”的启发影响下，唐代文人竹枝词得以兴起，且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上，都体现出浓郁的民歌特色。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融进了文人诗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