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楼阁”的势力场域——李渔《十二楼》与小说的近代进路

李渔把代表其小说创作高峰的《十二楼》称为空中楼阁,不光体现他对园林设计的嗜好,也凝聚着他的文学以虚构为核心的主张。小说中亭台楼阁成为规训身体和道德的空间装置,而李渔采用反讽和戏仿的解构策略,在政治与美学的协商中表达了对自由爱情的同情,重申了晚明的浪漫精神。另一方面对园亭楼居的描绘渗透着当时兴盛的园林美学的符码,表现了李渔的天人合一的理想、人与自然的奇妙观赏,也给小说结构和风格带来美学上的突破。空中楼阁犹如各种文学与文化力量交涉、对冲或融合的势力场域,映现出明末清初急剧变动的时代精神,而李渔沿着文人小说的进路,以其多元开放的理论和实践使小说成为一种既能负载与更新文学传统、又能展示其独立身份的最富活力与时代性的文学样式。     

论《边城》对民俗的叙事建构

沈从文小说<边城>对民俗进行了多种叙事建构,作者从个体的区域文化意识和小说审美的叙事意识出发,在话语层面对民俗进行了一种主动的叙事建构.通过民俗叙事的场景化、情节化和意象化三种方式,在面、线、点三个方面建构了小说的民俗叙事,体现出作家较强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从《一对一》看澳门小说的叙事风格

澳门小说向来以写实为主流,近年来,在叙事风格上有新的拓展。小说集《一对一》收集了两位作家的作品,他们分别代表了澳门文学的两类迥然不同的叙事方式、叙事主体、叙事客体,叙述者、叙述话语等。考察两位作家的叙事文本,以探讨澳门小说的叙述模式及其发展的新趋向。     

试论《呼啸山庄》叙事方式的创新

《呼啸山庄》在欧洲文学史上被誉为"奇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对叙事方式的开拓性艺术创新。其一,它大胆借鉴书信体小说的叙述模式,在欧洲传统框架式叙事结构的基础上,开创了多个叙述者叙述相同故事域的叙事结构;其次,在欧洲小说叙述视角的演变历程中,首创了欧洲小说旁观式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     

视角·话语·伦理：《爱无可忍》的叙事艺术

《爱无可忍》是当代英国国民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一部重作品。通过对不同主人公乔、克拉莉莎和帕里之间情感纠葛的描述,呈现出当代英国社会男性和女性所面临的爱情困惑和困境,同时也含蓄地表明了自己的伦理价值观。     

艰难的啮合——谈合作化小说叙事话语的裂隙问题

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合作化小说叙事中被嵌入了强势的主流权力话语,致使合作化小说叙事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文学自身的主体性被剥夺而处于被政治意识形态压抑和规训的状态。但是,这又不能一概而论,在赵树理、周立波等少数作家笔下还是能够发现其小说创作中潜隐着与主流话语相龃龉的＂民间＂话语。从而在合作化题材小说叙事话语中呈现出了一定的复杂性与＂潜在＂的张力结构。     

《城南旧事》改编中的散文化风格问题探析

电影《城南旧事》改编的成功,与其笼统地归功于对小说原著的忠实,不如更准确地说,是电影忠实于并强化了小说原著那种以"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为基调的散文化风格。本文试图通过对小说文本、电影剧本和剪辑完成的电影之间的详细比较,考察从小说到电影这一改编过程中对风格问题的处理,探析散文式电影改编的艺术技巧和成功经验。     

《聊斋志异》叙事模式研究刍议

<聊斋志异>叙事模式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对全部文本分类基础上方可成立.分类是根据文本主题、情节、结构等方面的侧重点不同而进行的研究.叙事模式是各种类型文本的综合.叙事模式的研究只有在不同类型文本的研究基础上才会有全面客观的认识阐释.西方叙事学方法所提供的理论模式可以借鉴.但在借鉴过程中有意识地调整理论模式与具体文本的关系,求得最大的融会契合,这是叙事模式研究的总体原则.     

试以《唐鉴》析论范祖禹的史学风格

两宋时期,一些史家开始以新观点、新方法研究历史,企图把史学从过去偏重罗列事实和天命迷信观中解脱出来,历史写作日益富于解说性和哲理意味.北宋史家范祖禹史学思想颇具特色,其义理化的史学风格突出反映了两宋史风的转变,尤其值得注意.本文试以<唐鉴>析论之.     

从《手机》看刘震云小说叙事策略的转变及主题的多元性

刘震云的《手机》体现了刘震云小说叙事策略的转变及主题的多元性。《手机》中,刘震云改变了原本深沉、严肃的叙述方式,转向调侃、讽刺的笔调;这一叙述方式的转变,有利于表现出主题的多元性,《手机》中展现了家庭/婚姻、文化阶层的堕落/身份的斗争、科技文明的副作用/谎话的世界等多重主题。     

传统叙事的持守与偏移:论国家话语中晚清新小说的叙事特征

晚清新小说家不仅具有鲜明的传统文化本位主义立场,在叙事立场和价值选择上保有文学的传统叙事维度和宏大价值旨趣,而且以一种想象逻辑实现着对民族国家形象的建构.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叙事文本中人物形象的类型化、章回体叙事结构模式的广泛运用,以及对史传传统与历史叙事的偏爱,都体现出晚清新小说浓厚的传统叙事特征.由于晚清特殊的历史情境和社会文化场域,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中还体现出对传统叙事的突破与偏移,如主题的多义性和复合性、反讽揶揄调侃的叙事手法、叙事文本情节的跳跃与断层、叙事人称和视点的转换等,在叙事逻辑上呈现出对传统叙事的复杂态度与多重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事上承袭了较多的传统规则,虽然不成熟且存在明显不足,但其在"传统"根基上所生发的"新"向度仍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与文论史意义.     

郁达夫《迟桂花》给予《边城》的启迪

沈从文早期小说受到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影响。《边城》的产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不是突兀的现象,同样得到《迟桂花》的深刻启迪,沈从文始终关注着郁达夫的创作,并抱着不变的钦服之情。郁达夫和沈从文小说创作的艺术嬗变,也具有着某种相似的面貌。另外,《边城》人物的塑造,也有废名小说《竹林的故事》的影响。但是,《边城》依然是一部超拔之作。     

“人学”话语与“人民”话语的纠结——“新时期”初期小说的启蒙认同困境及其叙事表征

尽管＂新时期＂初期小说以＂写真实＂话语和＂人学＂话语呈现出向＂五四＂启蒙精神的回归,但在＂新时期＂特定历史意识和文化逻辑的制导下,其启蒙认同的建构却又显示出不同于＂五四＂启蒙文学的文化心理机制和叙事表征。     

《堂吉诃德》的反讽叙事话语范式

本文主要从小说《堂吉诃德》的认知范式、讲述范式及语体范式分析着手,探讨了反讽在其叙事话语中的渗透与紧密结合,揭示出反讽与叙事二者在小说人物整体塑造上的意义及对主题的重要贡献。     

东北沦陷时期家族小说的主流话语与叙事模式

东北沦陷时期的家族小说在对东北传统家族生存态势的描写中反省民族本体的家庭制度;反思封建家族制度及其伦理、揭批民族苦难的根源成为其主流话语。“女性自我抒写”家族叙事模式的创造,不仅表明了“女性意识”在男权化“文明历史”中的叛逆性崛起,更显示了东北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突出贡献。     

《阿诗玛》叙事话语的变化对民间文化研究的反思

作者从云南彝族撒尼人的民间叙事诗《阿诗玛》整理改编的历史梳理出发,认为更多的学者只是从历史的角度切入民间文化的研究,这种研究态度形成了当今中国民间文化研究的两大取向一是普同性倾向,漠视民间文化现象的地方性特点;一是社会进化论的线性视野,在潜意识中将民间文化看作是现代化的对立面。作者认为应关注民间的、边缘的或者地方性叙事,既是对历史和当下文化的一种实证态度,也能使不同的文化形态获得各自的生存空间,共同构建多元文化。     

论海明威的“冰山原则”——《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的叙事风格

从语气和风格两方面分析了海明威短篇小说《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的语言特色,尤其是其中的对话部分。小说的语言极其简洁含蓄,但作者以不易觉察的讽刺语气揭示了其对生命本质和生存意义的深刻洞察。小说也进一步揭示了海明威一贯的＂冰山原则＂叙事风格：简约洗炼,蕴寓深刻。     

《搜神记》之“杂传”论

<搜神记>通常是以"志怪小说"的名目为人们所接受,但事实上在<晋书>、<隋书>、<旧唐书>中都被列为史部"杂传"一类.由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出发追溯其为"杂传"之因由,并通过探讨干宝之经史观,认为<搜神记>足可为当时社会世相的实录.     

论汪曾祺早期小说的思想内涵与叙事风格

汪曾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享誉文坛,但他的人格理想和艺术追求已经在早期小说<邂逅集>中充分地显现出来.作品通过对普通人的平凡命运和生存状态的描述,充满着对世道人心、人类命运的关注,从他们乐观通达的人生态度中发掘民族心理的深刻内涵,表达对自然和谐的人生境界的执着追求.由于他的人格理想和生活趣味与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以及集体无意识具有隐秘的深层联系,所以汪曾祺小说具有强烈的魅力和持久的影响力.那种浸润作品的淡淡的苦涩,以及淡定自如的叙述风格,形成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追求.     

时代巨变时期的不同书写方式文学多元化下的自觉审美追求——对小说《格桑梅朵》、《无性别的神》、《尘埃落定》的比较

<格桑梅朵>、<无性别的神>和<尘埃落定>是当代藏族文学中三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它们的作者不约而同地选择了20世纪中前期作为其创作背景,但在书写方式上却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体现了不同的审美风格和特色.藏族作家在面对历史巨变时期,从各自不尽相同的价值立场出发,通过精神、意识、观念、心理等深层层面表达对历史的个人理解.面对转型时代,作家以文学艺术的方式传达了对于本民族传统的继承和现代化发生的认识,也体现了藏族作家对文学多元化的一种追求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