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失范:一个土地冲突解释的新视角

因征地引发的社会冲突已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重要难题.关于土地冲突的缘起,既有的研究可以分为土地财政、 拆迁行为模式、 土地执法管理与生存道义等角度.在与已有解释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制度失范"概念,认为土地制度在"规则""权力"和"治理"三个层面的"失范"构成了土地冲突的结构性根源.在规则层面,土地制度日渐消解其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的公共性构建;在权力层面,地方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的权力失当成为土地冲突的直接诱因;在治理层面,基层乡村治理机制无法及时回应农民对土地权利实现与政治参与的强烈诉求.     

论公共冲突治理的三个层次及其相互关系

公共冲突治理包括三个不同层次,即冲突处置、冲突化解和冲突转化.这三个层次相互区别,具有不同的目标定位、价值理念、实施主体、路径和手段,并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时,它们又相互依赖、互为条件、缺一不可.当代中国的公共冲突治理体系在层次上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问题,其一是冲突化解环节相对薄弱;其二是不同的冲突治理层次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混淆.解决当代中国公共冲突治理困境需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即加强社会性冲突化解环节的建设,分清冲突治理的三个不同层次.     

论政治冲突

政治冲突是重要的政治现象 ,也是政治学的基础范畴。在政治冲突发展的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理论框架下 ,政治冲突表现为政治分歧、政治不合作、政治对立、政治竞争。政治冲突的类型有 :政治机构冲突、政治领导集团内部冲突、政党冲突、利益集团冲突、公民冲突、政治权力冲突、政治参与冲突、政治发展冲突。     

谈判与妥协——北爱尔兰民族冲突的化解机制探析

在当今国际民族政治的舞台上,多民族国家如何构建国内和谐的民族关系,化解民族冲突始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北爱尔兰民族冲突的化解是一个凸显团体理性的博弈过程,冲突各方最终签订的和平协议充分体现了权力共享的精神,其实现民族和解的经验昭示我们,民族冲突的化解需要冲突各方学会相互合作和妥协。谈判与妥协,无疑是化解多民族国家民族冲突的有效机制。     

从业主委员会的自治冲突看社区冲突的成因与化解——对上海市某社区冲突事件的案例分析

社区,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是社会变迁的缩影又是社会冲突最集中的地方.业主委员会作为社区建设与管理的自治组织之一,不可避免地与其他社区建设与管理主体发生冲突.在中国当前社会,以业主委员会自治冲突为主的社区冲突大多是由物质利益冲突引发的.化解目前中国社区冲突,可从宏观与微观、认识与实践两个层面入手.     

物业管理交接中的公共冲突及其化解——以成都芳草地小区为例

在物业管理交接之际,芳草地小区的业主、业委会和原物业管理公司却陷入了公共冲突之中.这源于法律法规的滞后且不完善、多元主体利益博弈与平衡、业主搭便车与参与治理等.化解公共危机、重塑和谐社区还需要：规范立法,合理监督;多元主体参与协商,合作治理;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申请仲裁,提起诉讼.     

现代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的权力冲突与完善

现代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体现为高校内部各个不同利益群体的权力配置,以及它们相互间的作用关系。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办学自主权的扩大,高校内部治理结构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正是高校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自我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中各种权力之间的相互交织与作用、冲突与协调,都将对学校事业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     

关于国际冲突解决的思考与探索

国际冲突是国际政治的本质,是国际社会中一个敏感性的话题,国际冲突也一直是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关键课题,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国际冲突的频繁化与复杂化。本文通过借鉴国际冲突相关的科研成果,对国际冲突的概念、本质、导因等认识的基础之上,从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倡导兼容并蓄、包容的文化与认知体系、维护各国家内部的政治的稳定来探讨国际冲突的解决办法。     

中国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利益分配格局演进与启示

从集体土地所有权补偿和农民集体成员权退出两个维度剖析中国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利益分配格局的演进过程,发现现行征地补偿水平高于农地农用条件下的土地所有权价值;一定程度上讲,农民已经享有了退出集体的权利。征地制度边际创新的优势在于降低改革阻力,但边际创新一旦抛开地价增值规律,很容易激发地方政府及农民产生土地财政幻觉和地价增值幻觉。长远地看,解决城乡交错区农地转用矛盾与冲突的关键,并非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内涵、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完善征地程序等技术环节,需要深刻反思的是土地所有权界定、集体土地用途过度管制等底层制度安排。     

企业内部冲突的认识与管理

在我国,企业内部冲突因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在现阶段我国的特殊情况下,我国企业内部冲突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员工参与冲突管理的程度较低,管理中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等等。因此,在对冲突进行管理的过程中,应该结合我国国情,坚持“情、理、法”三合一及公正、权变等原则。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资源枯竭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支持

我国资源型城市的转型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资源型城市的资源枯竭包括物理意义和经济意义两种方式.在判定资源枯竭的类型以后,应在政策上区别对待处于不同发展时期的资源型城市,着力解决接续产业的选择与发展问题.应根据不同城市的特点,进行分类研究,科学地判定并实施不同的转型策略,发展不同的接续产业.     

实践概念内涵的人学意义探析

人们对实践概念内涵的理解通常是来自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定义,哲学史上各派哲学家对实践的解释仅限于道德领域和认识论领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对实践概念的内涵作一全新、整体的理解,把实践概念内涵和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联系起来,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总体性活动。     

居民消费信贷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个人住房贷款是居民中长期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内容.贷款利率水平、通胀率水平、房价水平与中长期居民消费性贷款水平进行的协整检验与Granger因果分析表明:信贷利率是影响消费性信贷的主要因素,而通货膨胀率上升刺激消费信贷的作用仅仅是相对较为明显,房产价格尽管对消费性信贷具有相关性,但是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银行贷款利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消费性信贷增长之间的影响存在着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实施"区别对待、有保有压",鼓励合理发展消费信贷;完善住房公积金、建立住宅储蓄银行制度等内容有助于提升宏观信贷调整政策效果.     

农村土地的政治学

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之重述

法的本质是法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法的本质的界定,又必须从人性、一般性、渐进性三个方面来进行。马克思主义法本质观认为,法是阶级意志与国家意志的统一,它体现了法本质中最为核心的内容。然而,意志本身必须受到制约,这包括两个方面:理性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内在因素,而物质生活条件则是制约法的意志性的外在因素,由此来保证法的合理性。     

重视培植企业年金有效营运的制度环境

当前我国企业年金热的背后,存在着若干值得认真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存在明显的将企业年金简单化、短期化和技术化的误区。国外企业年金发展中值得认真吸取的一个教训是,一些国家明显低估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复杂性和职工的高度敏感性。即便是在规范的市场环境和习惯于遵循规则与法制     

论组织生活价值冲突的正义管理

组织生活在根本上具有价值性质,对组织生活的管理是一种价值实践过程.价值冲突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它内在于各种价值相互作用的整体运动的过程之中.管理价值冲突的原则是一种正义原则,针对的是不同主体之间的实质关系.正义地管理组织生活的各种价值冲突,是管理的一个重要任务.所有的价值冲突都存在着对组织整体发展的一般关系,都涉及所有价值主体的共同本质要求,因而存在着管理所有价值冲突的普遍正义原则.价值冲突的性质类型不尽相同,这决定了管理它们的具体正义原则也不相同.     

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

从应用统计和比较方法的角度来看,明清两代实录对东北历史记载存在很大的差异。由于修纂主体和观察视角的不同,《明实录》和《清实录》对东北历史的记录和反映出现了从远视到近观,从模糊到清晰,从笼统到具体的差异和转换。贯穿起来看,东北历史及其地位在明清两代的《实录》里,呈现出从边缘到中心的演变过程,原先朝贡的边夷成了中原的统治者,本来缺乏记载的明朝边缘转而成为清朝发祥的中心终获大书特书。     

社会组织的法源释析

社会组织本质上是一种个体权利之间的聚合与表达。作为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社会组织的孕育和发展为社会进步与人类的文明提供了极大的助益。社会组织的起源应当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寻找,亦即基于人的社会性需要而引申出了人的结社本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多元化的社会组织。而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正当性证明则应当从法律的基本范畴即权利和权力的层面去揭示。对社会组织的分析应当超越传统的社会学进路,将其置于权利保障、国家公权、沟通理性与善治主义的视角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