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数字赋能机制——以技术赋能和制度赋能为分析框架

在数字时代,治理效能是以数字赋能为核心基础的。数字赋能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又是保持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之需。浙江省德清县的代表性数字治理实践显示了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实现机制。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主要在于从行政生态现实出发,把握“被执行的技术”的理论关键,注重技术与制度的有效融合,从而构建技术赋能与制度赋能的共轭驱动框架,有效地实现技术的嵌入性入场和制度的适应性护场,最终调和数字技术所隐藏的自在属性与行政体制的规制属性,从而稳定、高效地实现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数字赋能主要在于从技术和制度两重维度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构建起基层数字治理的生态体系,尤其注重适应性和在地性的塑造,推动行政体制与数字技术的内在统一和有机结合。     

季节性候鸟老人自评健康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以海南省为例

利用2015年海南省候鸟人群抽样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的分析方法,尝试筛选与确定海南省季节性候鸟老人的自评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进一步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和收入等人口学因素,客观病史、居住地温度带的变化、物价水平上升带来的压力、来自家人和迁入地居民的社会支持等因素,对候鸟老人自评健康状况存在着显著影响.     

重建社会支持网:失独群体自组织形成机制探讨——基于上海的两个案例

通过对全国最早形成并且最具影响力的上海失独群体自组织进行实地调查,认为失独者在心理变化应激期、过渡期、恢复期的三个阶段中,失独者的社会支持网络经历了萎缩到重建的变化。失独者在此过程中建立和参与失独群体自组织,并通过自组织重构的社会支持网成为失独者获得精神性支持的主要来源,促进了失独者的社会再融入。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天津的调查数据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异越来越明显。本文以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整理了天津城市居民住房情况的信息资料,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这些信息进行了分析,将影响天津城市居住空间的因素分成性别、年龄、户籍、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等七类。分别阐述了这七类因子与居住空间分异的差异关系,揭示了正在不断加剧的大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思考大城市摆脱居住分异的对策。     

社会福利视角下最优城市规模研究 ——基于中国地级市数据的分析

从社会福利角度探究最优城市规模问题,通过对社会效益和社会成本函数的重新界定,并根据均衡理论构建最优规模的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运用中国地级市2012-2015年统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市最优规模并非唯一、恒定的数值,而是受城市禀赋和时空差异共同影响的动态过程。在当前社会福利水平下,大城市与中小型城市的实际规模大多低于其最优水平,城市具有进一步扩展的空间;而超特大城市则大多面临人口规模超载问题,随着人口规模增加,其社会净效益呈边际递减趋势。     

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某中医药大学的实证分析

把创业教育纳入高等教育教学体系是发达国家的普遍做法,我国亦十分重视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创业意愿是促成大学生创业实践的重要动力。该文在借鉴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通过自编调查问卷,对某中医药大学的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数据通过回归分析,发现性别、父母受教育程度、亲属创业、亲属支持、创业学习、创业实践等对提高大学生创业意愿均有显著影响,而年龄、专业、政治面貌、生源城乡来源、成绩排名、校内实践等没有显著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提高大学生创业意愿的对策建议。     

中国城市社区工作专业化的困境与出路——基于专业和本土社区工作的比较分析

西方专业社区工作与我国城市社区工作经历了两种不同的发展路径与取向,本文诉诸于比较分析,呈现出二者在性质、价值观、目标、角色、工作原则、技巧等方面的差异与差距。藉此,通过深入探究这些差异和差距形成的机制,尝试提出促进我国城市社区工作专业化的若干建议。     

基于IPA分析法的旅游城市夜间旅游满意度研究——以桂林市为例

近年来,我国夜间旅游发展非常迅速,只有不断提升夜间旅游服务质量,才能释放夜间旅游经济的巨大潜能。文章以桂林市为研究区域,运用IPA分析法,对旅游城市夜间旅游的游客满意度进行研究。研究发现,游客对桂林市夜间旅游的满意度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大部分测量指标的重要性与满意度存在显著差异,桂林市夜间城市卫生、夜间特色美食、夜间服务人员态度和旅游厕所等方面有待改善。建议从打造城市特色夜景、完善城市基础设施、丰富夜间旅游活动、健全旅游管理体制等方面提升夜间旅游满意度。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建构——基于杭州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实践

杭州要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城市范例,必须正确认识和治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对贫困问题。但是,杭州在运行层面上还存在诸多问题：相关制度政策不完善或者效率缺失;对相对贫困的认知不足,现有帮扶方式的范围和水平有限,没有真正解决多维贫困;贫困管理在整体性、层级联动和智慧治理等方面创新力度还不够大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全方位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体系和机制：完善顶层制度机制设计,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工作保障体系和机制,理顺和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关系,以打造科学领导的宏观长效机制,形成政府层面统筹和引领效应;把握贫困的多维性,健全和完善以基本权利公平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力建设机制和发展机制,以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保障机制;建立相对贫困治理专门机构、专业工作人员队伍和大数据信息库平台,以打造相对贫困治理专业团队和平台。唯有全方位统筹和联动,相对贫困才能有效解决,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实现。     

跨国企业联盟的形成动机和稳定性机制——一种基于子网理论的研究框架

本文在跨国企业联盟的案例背景及系统和子网理论的基础上,研究了跨国企业联盟的动机和运行机制.在本文的理论和模型中强调了贸易竞争与联盟在战略意图上的一致性,即联盟不仅是合作动机驱动下的结果,同时也是竞争压力下的必然选择,跨国企业联盟在本质上是为了提高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形成的一种企业组织体.     

数字政府绩效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6个城市案例的QCA分析

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其绩效水平关系着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基于TOE模型构建了数字政府绩效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使用fsQCA对36个城市案例进行分析发现：数字政府绩效受技术、组织和环境多重因素的联动影响,主要有技术+组织内部替代型、技术+环境软化组织型、技术+环境组织平衡型、技术+环境替代组织型四条路径。这有助于深刻认识数字政府绩效差异背后多重因素间复杂互动的本质,也启示各地在数字政府建设中要促进技术、组织和环境等要素协同、增进组织关注和坚持技术赋能。     

城市社区服务模式的比较研究——基于广州和香港两地的分析

文章通过了解香港地区社区服务的发展状况,选取了广州和香港两地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社区,比较了两地在城市社区服务模式方面的异同。试图通过借鉴香港社区服务的成功经验,以更好地探索我国内陆社区服务的发展方向。     

云南城市空巢老人养老模式选择意愿及影响因素比较研究——基于对昆明市、丽江市、德宏州、红河州的调查

笔者用自制的《云南省城市空巢老人对养老模式选择意愿的问卷调查表》,对云南省会昆明和丽江、德宏、红河三个地州市的560位城市空巢老人进行了调查和比较分析,得出目前云南城市空巢老人对养老模式的选择以家庭养老为主,但和现有养老方式相比,选择家庭养老的人数下降,选择社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人数上升。另外云南城市空巢老人对养老模式的选择与健康状况、生活自理能力、儿女孝顺情况显著相关,与患老年慢性病多少、婚姻居住状况、收入来源、收入情况、居住地生活服务医疗条件、环境条件无显著相关;政府为老年人提供的养老保障、居住地的文体活动与昆明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显著相关,养育子女的情况、子女离父母的远近、收支结余、拥有住房情况与地州老年人养老模式选择显著相关。为此,政府及相关部门要把家庭养老作为工作重点来抓,在抓好机构养老,为特殊老人提供基本的养老保障的同时要大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为家庭养老向社区居家养老的过度打好基础。要加大地州市养老体系的建设,缩小中心城市与地州市的差距,让全体老年人同等养老,安度晚年。     

"中国式"政策试点结果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30个案例的多值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是中国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机制。政策试点结果存在差异。对30个政策试点案例进行多值定性比较分析,探索中央政府、试点地区、非试点地区和政策试点方案四大类因素对政策试点结果的影响。研究发现:缺乏中央政府经费支持、政策试点效果差、地方政府行政压力小和学习动力弱是政策试点夭折产生的必要条件,其发生的典型路径有中央动力缺乏型、地方动力缺乏型和试点效果不佳型三种;发布政策试点的机构数量少即中央机构职责清晰、利益协商一致是政策试点局部推广的必要条件,其产生路径有八种;中央推动力强、政策试点效果好、地方政府行政压力大和政策目标单一是政策试点推广至全国的必要条件,其产生的典型路径有"两地一府一案"型和中央强力推动型两种。     

儿童主任政策实施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地区和城乡的比较分析

儿童主任政策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是健全我国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将我国儿童福利服务落实到"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举措.通过对全国1025名儿童主任的调查分析发现,当前儿童主任政策运行机制完善程度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策执行的实际效果.外部支持因素和内部因素均对城市和东部地区儿童主任政策实施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农村地区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