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制度定位和实现路径——以四川省L市为例

本文以S省L市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问题，提出市域社会治理实现现代化的路径。市域社会治理既不同于基层治理，也不同于平安建设。市域社会治理不能包罗万象，应聚焦于社会治理层面。市一级在中国行政体制中具有承上启下地位，因此市域社会治理就是将矛盾、风险控制在市域范围内，确保不外溢、不扩散。广泛的群众参与是推进社会治理顺利进行的保障，先进的科技支撑是推进社会治理顺利进行的有效条件。当前市域社会治理存在的问题是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社会治理资源不足和能力有限，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高。在新冠疫情防控中，不少地方社会治理的顽瘴痼疾充分暴露。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设区的市应充分运用地方立法权、借助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智治”、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进行治理。尤其重要的是，以法治化为引领，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是一条关键路径。     

反垄断制度保障平台从业者权益的可能及限度

【目的/意义】以算法管理为核心的平台用工模式，在削弱劳动关系从属性特征的同时，也使平台从业者权益面临风险，亟需规制。【设计/方法】对平台企业的用工管理行为及当前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理论与实践进行分析，论证了反垄断制度用于平台从业者权益保障具有充分可能性。然后，通过比较反垄断法与劳动法价值目标的差异，发现前述路径可能会损及从业者社会权利以及平台企业的正当竞争利益。【结论/发现】将反垄断制度用于平台从业者权益保障时应当分别在从业者、平台企业以及国家或社会三个层面保持一定的限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问题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就是要实现制度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表现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动力来自于改革的深化和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现代化发展的目标是要通过制度上的创新和完善,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度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明显增多,安全困境加剧、发展难题凸显、国家治理面临的一系列综合性难题与困扰在不断涌现.如何有效应对各类安全挑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战略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的新的挑战.面对新的发展环境、发展形势和发展实践,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对党的领导能力提出新的要求,必须不断增强党的领导制度优势.以党的政治制度优势为统领,持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增强制度供给,提高制度执行力;依法推进治理过程,提升治理效能;防范化解风险,提升制度效能;以信息化建设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实现从制度自觉到治理自觉,从制度功能到治理效能,从制度优势到治理能力的转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内涵逻辑与推进路径

中共中央提出加快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论述,既为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框架支撑与内生动力驱动,也从侧面凸显了加快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紧要性。基于“低组织化”“碎片化”“被动化”“内卷化”的问题,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理应妥善调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协调、治理层级提升和治理重心下移、治理方式刚柔并济及制度的“良法”与“善治”这四组逻辑关系,进而从总体思路、价值基石、治理主体、治理方式、功能结构等方面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     

论治理现代化与制度治理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中国的治理能力基本上能适应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但是却存在许多不足,首先是制度体系不完善,其次是现有制度的执行力不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当务之急是要在改革中不断完善制度体系,强化提升制度执行力,适应领导范式变革大趋势,逐步实现制度治理。     

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重”和制度之“治”

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内在的逻辑。从治理类型来说,包括政党治理、政府治理、社会治理等方面;从治理内容来说,包括政治治理、经济治理、文化治理、社会治理、生态环境治理等领域;从治理关键来说,则更加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治理现代化中的主导作用。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制度执行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集中体现,制度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要素。当代中国治理现代化中的制度之"治",突出体现在三大总体任务上:一是坚持以人民为基础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巩固和完善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治理制度体系;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依托巩固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体系。     

多重模式推进市域治理现代化——基于大连市调查经验

新时代新治理,时代的变迁需要新的治理方式,而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出现满足了这一需求。近年来,市域治理渐入佳境,但依旧存在着市域层面统筹治理难度较大、治理协同性不够、智慧化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本文结合大连市实际经验,提出从推动市域治理体系整体性发展、提升市域治理现代化协同性、提高市域治理现代化的智慧化水平等方向来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开拓市域治理现代化体制机制,加快实现市域治理现代化目标。     

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方式

党内法规制度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代中国的治理事实。价值一致性、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模式、宪法和社会主义法治传统为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正当性、合理性和法理的理论支持。就国家治理现代化而言,党内法规制度发挥着政治保障、制度整合、提升参与者素质、完善治理能力等功能。信息汇聚机制、过程实施机制和适应性调适机制是党内法规制度实现治理功能的具体方式。党内法规制度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理现代化普遍要求在中国国家治理模式中的特殊表现。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出发,完善党内法规制度既是国家发展的时代要求,也是中华民族复兴历程中的历史任务。     

制度吸纳评价:政务服务评价提升政府行政效能的理论逻辑——以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为例

公众有效参与政府绩效评价历来是我国政府治理实践中的一大难题。作为中国式现代化指引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与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的重要制度实践,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运行步入标准化、常态化和长效化轨道,并在部分地方取得显著成效。基于部分典型地方“好差评”制度的成功实践探索,研究旨在揭示政务服务评价提升政府行政效能的理论逻辑。研究发现,政务服务评价提升政府行政效能是一种可以概括为“制度吸纳评价”的制度系统逻辑:“好差评”制度系统在基于“制度吸纳服务”“制度吸纳主体”和“制度吸纳技术”三重吸纳的制度设计吸纳层、基于行政技术与信息技术混合适配的技术适配化归层、基于好评子系统与差评子系统双轨运转的系统集成交互层以及考核激励与主动改进达成规范秩序的能量释放反馈层等4个层次的动态运转下释放出规范秩序能量,并在反馈作用下完成了对行政效能的持续提升。     

建构制度资本理论的基本思想--资本理论的制度分析框架

本文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 ,试图将制度作为资本要素构建制度资本理论的分析框架。从制度的不同分类得出不同的制度“所有权”的主体 ,既而根据不同的表现得到制度资本的利润分享机制。最后运用制度资本理论分析真实世界———税收、企业家高额收入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等     

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

马克思和新制度经济学构建制度的方法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新制度经济学在继承和发展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个体主义。由于武断地认为制度是个人选择的产物,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就必然以个人为理论出发点、以致陷入“人与社会相互决定、无限倒推”的二律背反的困境之中,无法真正把握制度的本质和发展变迁的规律。而马克思则以唯物史观为基础,通过批判各种古典个体主义分析方法,在充分肯定人类生存需求的作用的基础上,从人类系统与自然界系统间的关系入手,引入社会实践,从满足需求的方式、社会手段入手,抓住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在历史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这个关键,建立起制度整体主义分析方法,克服了制度个体主义分析方法的种种缺陷。     

体制改良路径与体制变革路径的互动

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使公民政治参与需求与需求满足之间形成“时滞性差距”,这种“时滞性差距”进而向政府体制输入压力信号。政府则根据需求强度选择“体制改良”或“体制变革”制度变迁路径,将社会成员吸纳到公正而富有理性的程序之中进行对话、讨论、商谈、沟通、审议,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类型体制吸纳,促进政府体制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的动态均衡。     

论制度文化与大学制度文化建设

制度文化最早源自于企业文化,它是企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制度和文化联在一起形成制度文化的时候,制度原有的特征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借鉴企业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建设大学文化,以至于大学制度文化,对于提升大学的品位意义重大。大学制度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体现了高校管理者的价值取向、信仰追求。大学制度文化建设要着眼于制度体系的导向性、激励约束力和人性化。     

企业家短缺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了企业家短缺问题,指出企业家短缺的制度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国有企业制度,构建包括产权制度创新以及企业家选择制度、激励制度、约束制度创新的,有利于企业家脱颖而出的国有企业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制度运行伦理:制度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作为制度伦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制度运行伦理是与制度设计伦理有所不同的。它具体包括制度管理伦理和制度实现伦理两个方面,并以服从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为其内容,其目的是为了建立优良的社会生活。     

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及其制度载体

法治环境对宏观资源配置和微观投资者决策都产生重大影响,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间法治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实证研究表明,在采用单一体制的我国,不同地方区域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差异主要通过"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的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与"未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的各级地方政府发布的影响资源配置的规范性文件两种制度载体来体现。这些各级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虽未被直接赋予法律效力,却在实践中实质影响着涉经济类法律制度的实际运行结果。将这些规范性文件纳入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考察范围,不但不违背法治环境考察本意,而且恰恰是发现中国各地方经济发展法治环境差异的重要渊源。研究上述两种地方制度对企业市场决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通过优化地方法治环境助力地方经济发展,这既响应了中央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实现依法治国的号召,也有利于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和提升地方公共福利水平。     

认知、学习和制度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困境和发展

交易成本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关键和最难解决的问题,近几年,威廉姆森、诺思等人开始探索交易成本内生的基础,使得这一困扰逐步得到解决。新的理论认为,制度的选择和演化实际上是一个认知分工和协调问题,这种基于知识、学习和信念的理论给制度研究指明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大国崛起中的制度命题和制度难题

从历史经验来看,大国崛起离不开经济因素的支持,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大国国运绵延的关键。在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的各种命题中,制度命题更有说服力,制度是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性要素。在制度命题被强调的同时,制度难题出现了:好的制度来自哪里?制度难题困扰着后发国家,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具有一定的持续性,这导致了改革之难。针对制度难题,利益集团、教育、工业化、人权与产权的关系这几个方面为我们提出了一些探讨的思路。     

村民自治中的监督制度:冲突、真空及耦合

村民自治中监督者与被监督者之间关系的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冲突;有关监督组织的制度安排之间存在冲突;民主评议制度安排中存在制度真空;罢免制度安排中存在制度真空;村民监督权救济制度安排中存在制度真空;民主监督的组织机构缺位。青县模式的创新价值与启示在于:监督组织制度创新有助于实现权力资源配置的均衡化、监督主体的组织化和监督行为的规范化。实现村民自治中监督制度耦合的对策在于制度创新:通过进一步完善《村组法》以化解其中有关监督制度安排之间的冲突、弥合有关民主监督的制度真空;创新民主监督组织制度以实现民主监督的组织化、程序化和规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