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忍与进取：封建皇位继承难题及其当代启示

以清康熙“立储”为例,对“家天下”的皇位继承过程中皇帝、太子、诸王子和文武大臣等各个利益主体,为争取各自利益而进行的权力博弈进行了分析,并指出了这种权力博弈对当代权力交接及干部的选拔与任用的借鉴意义。     

试论近代德国,日本在山东的铁路,矿业权益

19世纪末 ,列强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 ,凭借其经济和军事势力 ,把中国领土分割成若干区域 ,作为其直接控制的势力范围。德国强占胶州湾之后 ,还攫取了在山东境内的筑路权、开矿权等 ,把整个山东变为德国的势力范围。嗣后 ,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攫取的权利 ,并承袭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地位     

维特与李鸿章交涉有关中东铁路问题实情录析

中国近代史上的李鸿章,尽人皆知。他代表清政府与列强鉴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他与维特签订中俄密约时,又答应不少条件,之后,俄方格外从中国夺去许多权益,而维特却诡称这也是李鸿章所承认过的,其实这倒真是把李鸿章多咬了一口,说明沙俄侵略者狡诈之甚! 维特是一个祖籍德国的俄国人。他先在铁路部门供职,历任铁路局长、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大臣会议主席,1905年至1906年4月出任尼古拉二世帝国政府的总理大臣。是沙俄长期以来推行扩张主义基本国策的积极拥护者,他老谋深算,献计献策,常被沙皇采纳。沙皇俄国侵占我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后,即觊觎我东三省,企图伺机将其并入俄国版图。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北,清朝政府被迫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等中     

德国殖民统治下的青岛中国人社会(1897 -1914)

1897-1914年,德国殖民者虽然在青岛处于统治地位,但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始终是中国人。德占时期的中国人社会主要由工人、商人、文人、学生、买办和职员以及前清贵族和大臣构成。青岛的城市现代化虽然是在外力冲击下开启的,但其发展方向并不完全取决于外来殖民者,中国社会各阶层都以不同的方式作出了贡献。他们在同德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灵活多样的适应和抵抗能力。所有片面强调德国人在青岛的经营,忽略中国社会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的做法都有损于对德占时期青岛历史全貌的认识。     

共有人与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相关问题探析

在实践中,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和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冲突确实存在,当冲突发生时究竟该如何处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均存在很大的争议。共有人和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何者优先,是一个司法工作者在具体个案中进行利益衡量的博弈过程,也是市场秩序和物尽其用两种价值目标的博弈过程,不能一概而论。     

避税权的法律性质及规制

从历史演变中考察避税的概念,从而得出避税权的含义;同时从法理、税收法定主义及纳税人权利三个方面来界定避税权的法律性质具有合法性,最后从权利义务的一致性、权力与权利的博弈的角度来阐述对避税权规制的必要性,进而提出规制的方法。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被遗忘权法理辨析——基于欧美隐私自主与言论自由博弈视角

个人信息被遗忘权是在欧美隐私自主与言论自由的博弈中产生和发展的。基于文化传统、历史缘由、现实考量等原因,一些欧美国家虽然认识到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被遗忘权对于人权保护的重要作用,但各国对个人信息被遗忘权的法理逻辑取向并不相同,欧盟针对大数据时代隐私保护策略明确赋予互联网用户个人信息被遗忘权,而崇尚言论自由的美国并未将个人信息被遗忘权认同为普遍法律权利。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被遗忘权法理逻辑的再定位,应当立足于在隐私自主与言论自由博弈的衡平中探寻价值理念上的交集,协调"公益"与"私益"的冲突,坚持"目的和约定优先"原则,规范相关权利的空间布局。     

刑事诉讼中律师拒证决策的博弈分析

律师具有经济学中经济主体的特点,运用经济学中的博弈学理论对律师法律行为决策进行研究具有可行性。在有律师参与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当律师从被告人处获知的信息是案件的重要证据时,律师是否基于对被告人权益的维护以及律师执业权来对抗司法机关命其作证的要求,这种行为选择的过程体现了律师、被告人、司法机关三方的博弈。通过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律师拒绝作证是其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做出的最优策略;在立法中确认律师拒证权则更加具有合理性。     

晚清变局中的驻藏大臣

西藏是清王朝西南边疆重地,清朝历代皇帝都高度重视驻藏大臣的选派。到了晚清时期,驻藏大臣及其藏区事务遇到了严峻的挑战,主要原因是晚清经历了太多的变局,驻藏大臣已难以恢复往日管理西藏的锐气。晚清后期,西藏地区遭受英帝国主义的两次入侵,西藏也滋生出一股股分裂的潜流,而驻藏大臣由于缺乏清中央政府的强有力支持和自身的心智短拙,无力应对帝国主义的讹诈和抑制分裂主义势力的膨胀,以至酿成驱逐清兵、拉萨满汉商民和驻藏大臣的悲剧。晚清变局中驻藏大臣的遭遇及驻藏大臣制度的终结,显示出中国近代西藏的命运与祖国命运的紧密联系,同时也昭示了改革驻藏大臣制度的迫切性和历史必然性。     

德国能源转型战略及启示

基于对可再生能源首要性和优先性的充分认识,德国选择了以可再生能源为核心的能源转型战略,并提出了积极的能源转型方案。明确的上网电价、灵活的电力市场以及多领域市场开拓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使德国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道路上取得明显进展。能源转型也是一个复杂的博弈过程,其中成本、技术及利益调整等难题也困扰着德国。中德两国面临着相似的能源与环境挑战,德国能源转型的经验对推进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启示。     

物权变动理论分野下我国不动产物权期待权的体系完善

我国《执行异议和复议规定》第28条至30条中赋予买受人的不动产物权期待权援引于《德国民法典》中土地及其附着物物权期待权的规范条款,但是我国的法律适用样态却与德国呈现权利受领人法律地位稳固性与物权期待权处分权能领域的差异。追根溯源,是我国民法体系与德国民法体系所适用的物权变动理论不同。我国采“修正的债权形式主义”,以“债权合意+支付价款”为物权期待权的成立基础,德国采“无因的物权形式主义”,以“物权合意+登记意思”为成立基础。在我国现实情境下,以“和缓的债权形式主义”指引我国物权期待权体系的构建更为适宜,具体包括确立物权期待权“准物权”的法律性质来稳固权利受领人的法律地位和确立功能边界、设立双层合意模式来完善处分权能规范体系。     

德国民法中的请求权与支配权是不同的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系2004届民法学博士、华东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教师金可可在《论德国民法上的请求权概念》来稿中指出:请求权是德国民法上的重要概念。《德国民法典》在总则部分第194条第1款明文规定了请求权的概念。按照当代学者的理解,这一请求权可以被区分为“债法上的请求权、物权法上的请求权、家庭法上的请求权和继承法上的请求权”,以此可知,请求权概念无疑已经成为涵盖民法各编的基础概念。对于主要继受德国民法学的我国民法学者而言,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请求权所指向的客体,是义务人的特定行为,而并非此种行…     

再论社员权——以其演变、意义与保护为视角

古代中国与罗马法上,不可能产生私法意义上之社员权;日耳曼法中团体成员所享有的权利应为社员权最早滥觞,但社员权的大量产生和发展却是以1897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为主要标志的。社员权的产生和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掀起了一场民事权利革命,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转变。侵害社员权行为不同于传统的民事侵权行为,可分为社团、社员以及第三人对社员权的侵害;社员权的保护又有自力保护与公力保护之别。     

碳排放监管下供应链核心企业生产低碳产品的博弈分析

以供应链核心企业、低碳产品为研究对象,采用博弈论的研究方法构建政府部门、供应链核心企业、消费者三方动、静态博弈模型,分析三方利益的博弈关系.研究表明:静态博弈比动态博弈更合理,并且政府执法权与监管权的分离,即政府行使执法权、环境NGO行使监管权,形成政府十环境NGO的共同监管模式,能够有效提高政府与环境NGO的监管效率,消费者参与监督举报的积极性以及供应链核心企业实施低碳减排的可能性.     

西方近现代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比较——以规范为视角

通过对西方近现代私有财产权宪法保障进行比较发现,私有财产权保障在从近代模式向现代模式演变的过程中,后者对于前者并不是否定,而是发展,贯穿的主线就是私有财产权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博弈.     

论明代沈鲤的政治人生

万历时期,沈鲤曾经两度入仕,先后官至礼部尚书与内阁大学士等阁部大臣,然又两度辞官归里。文章通过对沈鲤政治人生的具体分析,认为沈鲤作为一个正直的封建士大夫,虽有美好的政治愿望和人格,然在与君主私利、内阁同僚以及言官、宦官等诸方势力的博弈中,最终走向失败。     

中国在中美博弈中应注重的博弈技巧

对中美经济关系从博弈视角进行浅析,在对中美冲突起源进行思考的基础上,探讨了中美谈判协商中的博弈策略选择的技巧,并以中东欧和德国为例分析中美经济关系中欧洲的替代作用.     

宪政的基础：市场经济和权力边界

2013年新年献辞，多方呼吁宪政。 宪政不是浪漫主义的高调，需要各方划出各自的责、权、利边界。任何宪政都非一蹴而就，而需要漫长的奋斗过程，在奋斗过程中可能有强权、有流血，也有各方利益集团在公开的平台上绝不浪漫的斤斤计较的博弈过程。     

19世纪初期西藏政体架构的演变——以九世达赖喇嘛的亚谿问题为例

清代《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的颁布和实施为西藏地方政体的运行提供了量化的、可操作性的行政架构。但这种结构文本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一些操作性的问题,九世达赖喇嘛灵童的遴选与亚谿问题就是对这种结构执行的一次挑战。从九世达赖喇嘛的亚谿问题出发,可以综合看到19世纪初期驻藏大臣、摄政及噶厦贵族相互博弈政治格局下,作为地方行政架构在执行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清廷对这些问题的相应对策:驻藏大臣在实践其权限上的消极,其背后是中央政府政治经济实力的由盛转衰,直接影响了驻藏大臣对"二十九"条的执行;另一方面是西藏僧俗集团借机挑战业已形成的政治架构——僧侣的至高权力、中央王朝、贵族势力互为制约、监督、平衡。这种变化的直接体现就是九世达赖的遴选及其亚谿封地的"被让渡",其本质是贵族政治对权力的争夺一度占据上风。     

PPP项目收益原则下的剩余索取权安排

利用PPP项目三阶段博弈协商模型,考察长期关系型契约对控制权配置的影响,在存在自利性投资情况下,PPP项目能否实现合作剩余有赖于剩余索取权的有效安排.在PPP项目收益原则下,部分剩余索取权会虚置,与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原则产生矛盾.我国PPP项目普遍设置最高收益,可能扭曲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机制,导致PPP项目三阶段博弈协商模型无法完全实现,剩余控制权和索取权不能达到最优配置.通过引入公共产品消费者参与剩余索取权的分配,既可以实现PPP模式的公共性目标,又可以解决部分索取权虚置问题.PPP项目收益控制和价格调节与剩余索取权有效配置相结合的机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剩余索取权有效配置与公共利益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