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下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是助推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基于乡村振兴的发展目标构建度量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借助DEA模型测度中部六省2012—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效率,并利用Tobit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的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未达到最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管理和技术等是影响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主要原因;分布空间上,中部六省份间存在区域差异,动态结果上,中部六省数字普惠金融效率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其助力乡村振兴的作用在稳步增大,但技术创新的驱动效应不明显;从影响因素看,政策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对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影响是显著正向的,城乡差距对数字普惠金融效率的影响是显著负向的,普惠金融发展的数字技术和乡村教育水平有待提高。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为化解农村金融困境,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机制,基于2011—2021年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有正向溢出效应且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支持乡村振兴的作用较优。研究认为,应强化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加快布局完善农村“新基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下沉式”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理论逻辑与实证检验

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以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支撑,在构建乡村振兴测度体系的基础上,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并得出以下结论：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进乡村振兴,这种正向作用在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同时异质性特征检验下,数字普惠金融在高消费以及高人力资本地区的积极效应更为强烈;第二,数字普惠金融可以发挥机械化普及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收入增长效应促进乡村振兴发展;第三,在外部基础条件与约束条件作用下,传统金融发展强化了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积极效应,而金融监管则起到抑制作用。     

商业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普惠路径

通过探究乡村振兴的路径、内涵及意义,并对金融服务于乡村振兴的普惠效应、市场均衡、收益刚性与成本约束等进行经济分析,从金融功能视角,探讨商业银行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并提出普惠路径：构建小微型窗口,构建向“三农”倾斜的资源配置机制,进行普惠性基础金融服务的业务创新、基于农业农村升级需求的金融产品创新、契合农业农村特征的金融技术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系统GMM及门槛效应的检验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十四五”规划进入全面实施,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正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为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振兴的作用及影响,文章首先从理论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乡村振兴水平的作用机制,以此为基础开展实证研究,随后运用熵权TOPSIS法测度2011—2018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自治区)的乡村振兴水平,测度结果表示我国各省份乡村振兴总体水平提升较慢,就2018年各地区乡村振兴水平而言,中部地区稍高于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说明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乡村振兴水平偏低,且乡村振兴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系统GMM方法定量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地区乡村振兴水平之间的作用关系,量化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乡村振兴以及乡村振兴指标不同维度的影响。为验证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是否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文章运用门槛模型进一步展开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乡村振兴水平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一促进作用主要通过数字普惠金融对乡风文明、产业兴旺、生活富裕和生态宜居这四个方面的显著正向影响实现;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两者之间并非简单的...     

金融支持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路径研究——基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案例分析

民族地区乡村既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主阵地,又是关系民生、稳定的关键领域。在民族地区乡村,金融依托产业支持居民脱贫增收已取得了积极成效,但还面临市场开发较为滞后、局部信用环境亟需优化、城乡要素流动不畅、风险补偿机制欠完善等问题,对深化金融服务形成困扰。本文利用定量分析发现,金融对乡村居民增收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而四川民族地区金融支持乡村发展的效率处于中等水平。为此,结合民族地区实际,从健全政策框架、完善扶持措施、创新金融服务、加强风险防范等方面提出工作思路及政策建议。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巩固与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绩效——基于武汉市商业银行的调研分析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既有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金融可得性,也能推动农村经济和产业发展,变"输血"为"造血",实现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通过对武汉市商业银行针对"三农"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业务的调研分析,揭示出由于存在产品与服务创新不足、风险控制缺陷、使命漂移、精英俘获、信息沟壑等问题,导致数字普惠金融的输血效果不足、造血功能有限.要加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设计多样化创新性产品与服务,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发挥金融科技在风险控制中的作用机制,使数字普惠金融"造血"机制更好地作用于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与拓展.     

乡村振兴中农民转型的普惠金融支持及其福利效应

农民转型中的普惠金融支持及其福利影响是一个重要课题。从我国2005-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看,农村金融普惠性与农民转型程度互为格兰杰原因,具有双向互促效应。同时,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转型虽然并不存在"立竿见影"的福利效应,但长期农村普惠金融对农民转型具有福利增益效应。此外,在考虑农业现代化这一变量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无论是当期还是滞后一期都对农民转型的福利收益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更为重要的是,农业现代化会降低农民市民化转型的福利收益,增大其向新型职业农民转型的福利收益预期。因此,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服务农民转型既要支持城镇化进程中的剩余农业人口市民化,更要着力支持乡村振兴中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职业化。     

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民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后的估计结果依然具有稳健性,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发展也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2)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显著促进了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3)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显著促进了各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尤其是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力度最强,在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获益较多,体现出数字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具有包容性特征;(4)总体上,农村人力资本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是人力资本对数字金融各维度的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具有结构性差异。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进入深度发展阶段,应完善乡村地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加速改造农村人力资本,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我国213家农信机构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财务绩效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讨论了业务多元化和省联社干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了农信机构的财务绩效。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信机构财务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农信机构的财务绩效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信机构业务多元化水平越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降低农信机构财务绩效的作用越弱;省联社干预减缓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信机构财务绩效的不利影响。这些发现对改善农信机构财务绩效、推进省联社改革、有序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效应分析

在测度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市、区)的面板数据,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水平,其促进效应为10.4%;门槛效应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正向边际效应溢出”趋势特征;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溢出强度具有空间异质性,在区域上呈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特征,但相比东北和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对数字普惠金融所带来的乡村产业溢出红利更为敏感;基于经济发展水平区划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增进效能呈“N”字型布局。     

基于显著性检测和超像素分割的本色织物疵点检测系统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数据,从收入不平等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居民发生相对贫困的概率降低32%,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个体的相对剥夺状况,原因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提高了家庭风险管理能力、缓解了融资约束、并促使家庭社会资本拓展。研究也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的缓解效应也存在城乡群体和年龄群体的差异。因此,让数字赋能扶贫,是治理相对贫困的有效途径。     

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研究

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成为当前我国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的目标,小额信贷发展是实现普惠金融的重要内容.我国小额信贷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小额信贷”的理解存在偏差,小额贷款公司发展速度快,存在“目标偏移”的倾向,社会资金的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脱节.指出我国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总体目标是实现财务绩效与社会绩效协调发展,为实现我国普惠金融,在路径选择上应该注重农村金融市场机制培育.提出从开展社会绩效评价、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实现普惠金融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效应与异质性特征

基于企业微观经济效应和规模调节效应的视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是否具有普惠性,并进一步讨论了数字普惠金融究竟惠及了哪些企业。通过匹配上市公司及国内337个地级市数字普惠金融数据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带来的普惠效应在企业中得到积极体现,这种普惠效应不仅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贷款的可得性以及提升企业创新绩效,而且随着企业规模的减小而逐渐增强,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房地产业、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等普惠性较小,但是对制造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等的普惠性更大;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区域均存在普惠效应,但却呈现西强中弱的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