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与实践机制

新时代治理环境发生重要变化,乡村自治、法治和德治已具备融合的条件。“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国家和社会关系变革外部驱动、乡村治理结构内源优化和围绕着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价值立场生成的新逻辑结构,其实践机制总体包括促进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结构整体优化和实现乡村治理目标系统转化三个维度,具体路径是推动政府联合社会力量在建构制度供给与内生秩序的联通机制、形成振兴乡村的现代化治理体系和设计治理民生化为导向的政策方面深入推进“三治融合”的基层建制。“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体现出自我革新的制度特性、治理价值的全方位性以及实践布局的系统性,具有克服现代社区民主治理悖论的现实意蕴。     

“一体两翼式”治理下的三治融合——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为例

建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乡村善治和治理现代化的具体要求。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以秦巴山区汉阴县T村的乡村治理为例,结合相应的案例对“三治合一”在基层的运作逻辑和形成机制进行了探析。发现在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底线、德治为辅助的一体两翼式的乡村治理实践中,三者的有效结合促进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善治格局的形成。     

乡村振兴背景下中西部地区的能人治村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村庄社会发展导向日益强烈,资源匮乏型地区的村治主体发生了新一轮的精英更替,能人治村广泛兴起。调研发现,能人治村是基层政权在强发展导向和发展诉求与弱发展能力之间的张力中寻求出路的一种策略性选择。与后税费时期中西部地区的中农治村和发达地区的富人治村不同的是,能人治村具有发展性、社会性和行政性的特点。能人自身的资源禀赋、村社内部的信任资源与乡村互惠的关系结构构成了能人治村的发展能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空间。但资源匮乏型地区的能人治村也带来了一些意外后果,表现为发展型村级债务的形成、基层微腐败现象的蔓延和村庄之间的分化加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准确定位村庄发展的目标,积极引导和规范村治主体的行为。     

村规民约实效分析——以武进J村为样本

村规民约是在漫长历史积淀中发展起来的一种乡村社会治理资源，在漫长的历史隧道中维护着乡民社会的基本秩序。改革开放后，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治的主要制度形式之一，得以恢复和发展。     

“三治”结合背景下乡村德治的定位与转型

当代“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德治”本质上是以德治国方略在乡村治理中的贯彻落实。德治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定位与以德治国方略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是一致的。当代乡村德治需要借鉴传统乡村德治的思想资源和方法途径,但还需要进行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型:一是当代法治背景下的德治重新定位及德法关系的调整;二是乡村德治主体从乡绅向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以村民为主、新乡贤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的多元治理主体格局的转型;三是乡村德治之“德”从儒家道德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的社会主义新道德的转型。     

新时代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视阈下成都乡村治理的思考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重大课题和现实任务,这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但从全国看“三治结合”尚有很长的路要走,亟需地方经验突破。成都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城市之一,为全国的乡村治理提供了经验借鉴。基于成都实践,提出了新时代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的乡村治理体系路径选择。     

村规民约与藏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田野调查

藏区基层社会治理是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关涉到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具有传统规范的村规民约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中有着巨大的作用,通过对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的田野调查点,归纳总结了村规民约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现状、问题和特点,探寻村规民约在藏区基层社会治理中应用之可能。     

少数民族村规民约推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研究——基于四川省泸州市7个民族乡的田野调查

依法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少数民族村规民约在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泸州市少数民族村规民约实施以后,在制度保障、治理机制、治理方法、治理主体上产生积极效果。此外,“应付”执行、司法审核把关不严、与法律法规抵触、监督和激励机制欠缺等因素也降低了泸州市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效果。因此,进一步充实完善村规民约的内容,严格把关司法审核程序,强调制定程序的合法性,健全完善监督激励机制对推动泸州市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意义。     

村规民约的治理困境与立法保障研究 ——以设区的市立法为切入点

村规民约是基层群众自治的直接、重要手段,但是其强制力微弱和救济途径缺乏等现实困境制约了其作用发挥。在自身 力量难以摆脱困境的背景下,探寻有力的外力是治理的必然选择。设区的市的立法作为国家立法层级的末梢,贴近乡村治理 的实践,无疑是乡村法治的优越选择。以设区的市立法规范村规民约的内容,规范制定和修改程序,健全审查机制等措施是深 化依法治国实践的应有之义和践行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选择。     

乡村治理视阈下村规民约的发展困境与纾解措施——以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为例

着力推进乡村治理有效化需全方面、多元化的制度规范与决策落实协同联动,村规民约是乡村治理欲意规范完善的制度对象。村规民约内源于乡村,运行于村落。随着乡村治理现代化和村民自治实践深化,村规民约的内涵与时代价值得到更新延伸。它具有推动村民自治深化、文明乡风建设与承袭、填补法律留白等功能价值。文章以福建省晋江市磁灶镇为例,文献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以该镇25个行政村村规民约为研究对象,探析当前域内村规民约面临的发展困境。以问题为导向,提出纾解建议助力村规民约完善,对全国其他地方发展有借鉴意义。     

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三治结合”及其宪法逻辑

乡村治理体系包含自治、法治和德治三个系统,乡村“三治”各系统分具不同的内涵,也有着互补性。《宪法》是沟通“三治”各系统的桥梁,促使“三治”各系统形成一个整体,同时通过《宪法》这一制度性媒介,转换“三治”彼此的价值,防止它们相互激扰,进而促进“三治结合”的整体效能。在治理现代化的语境下,要以自治增活力、以法治强保障、以德治扬正气,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从而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向现代化转型。     

以“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

创新社会矛盾化解机制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对此,国家视角的制度分析往往忽略了社会矛盾产生的复杂逻辑;底层视角的经验研究虽然揭示出了这种复杂逻辑,但没有将其与国家制度创新进行有效衔接。作为上承国家意志、下接民众诉求的关键结点,基层治权视角对深入理解社会矛盾的表现形式、产生原因和解决对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然而,当前的资源下乡和规范下乡对基层治权赖以运转的价值、组织和社会基础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推高基层治理成本的同时,也束缚了其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为此,重回中国特色的简约治理,并以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重塑基层治权才是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乡村振兴进程中“三治融合” 生态治理体系之构建

构建生态自治、生态法治、生态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既是推进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方法。当前广大乡村生态治理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认同与协同困境、制度供给与融合困境、文化传承与发展困境,制约了“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相关部门应从培育主体认同、完善制度规则、重塑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夯实乡村生态自治基础、强化乡村生态法治保障、增强乡村生态德治支撑,进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能力,推动生态美丽乡村建设。     

“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法治”进路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过程中,我国逐渐形成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其中,"法治"作为"三治融合"的中坚力量,在我国乡村治理体系的"自治"与"德治"之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乡村法治体系在立法、执法、守法等方面均存在客观局限性,使得在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中存在"法治"薄弱化、虚置化、边缘化的困境。要解决上述问题,必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法律体系,提高乡村治理主体法治能力,加强乡村法治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法治"的衔接作用,实现"三治融合"的协调统一。     

“三治融合”下农民获得感提升的困境、动因及路径选择

农民是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受益者、评判者。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主体性作用、不断提升农民获得感是建设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实施“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既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乡村地区善治的最终目标。当前,在提升农民获得感过程中存在乡村自治主体缺失、组织涣散、文化衰落以及合作迟缓等难题,直接阻碍了“三治融合”的推进以及农民获得感的提升。究其动因,在于城乡差距拉大、基层组织权力过于集中、文化产业支撑力缺乏及农民内生动力不足等。对此,需要通过培养治理主体内心认同感、提供强有力法治保障、传承优秀传统乡土文化及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合作等政策来提升农民获得感。     

党建引领“三治融合”的理论逻辑

从理论谱系和历史变迁中总结梳理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理论逻辑具有重要意义。从杜赞奇的“经纪机制”理论视角切入,中国城乡基层治理体系的历史变迁历经了“保护型经纪”“盈利型经纪”“行政型经纪”“资源型经纪”等几个重要阶段,而“统合型经纪”可被视为新时代党建引领“三治融合”模式的基本特征和理论逻辑,其本质就是将“政党”带回到地方治理场域中,形成以基层党建为统合、培育公共性为目标、协商治理为主要形式的治理模式。在“统合型经纪”作用下,通过党组织权威实现对国家治理的“增权”和对基层组织的“赋权”,实现了地方公共性社会关系和委托-代理关系的重构,有效改善外生权威缺乏和内生权威式微的乡村治理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