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民间文化与乡村社会——以甘肃环县道情皮影戏为例(1949-1976)

甘肃环县道情皮影戏作为地方文化的代表之一,其产生、发展、兴盛与乡村社会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较真实地反映了乡村社会生活的多元图景。建国后,环县道情皮影戏受到了国家的改造。处于国家改造下的皮影戏在形式和内容方面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娱乐功能的主导地位被政治教化功能所取代,政治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介入到地方文艺中,融入乡村生活中。本文以1949年至1976年的甘肃环县道情皮影戏为考察对象,分析在革命话语的大背景下,民间文化在内容、形式和功能方面的转变及其政治与民间文化的结合和国家与民间社会的互动。     

社会救助事业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探析——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37)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间社会力量不同程度地担负着社会救助的重任,成为国家治理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参与建构社会救助事业活动中,民间社会组织的救助活动旨在救助弱势群体,维护既有社会的政制及社会秩序,协助国家渡过困境;而国家也正是借助民间社会组织的强大力量,协助其开展对弱势群体的救助,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维护其统治地位.在中国社会救助事业这一“公共领域”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具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近代色彩的双重特征,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关系,它不具有西方社会中公民社会怀疑国家权威、制衡国家的自由主义模式,而更多体现的是公民社会的国家主义模式.     

生存与发展:现代化背景下的腹地农民——读彭慕兰《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

彭慕兰在<腹地>一书中描述了因治国方略的改变而导致黄运衰落和农民生存状况恶化的过程,发达地区的发展与腹地农民的生存问题被形象地突出出来.指出腹地农民既承受更大的榨取,又承受着剧烈的服务衰退之苦,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政府抛弃了腹地农民,腹地农民也抛弃了政府,并最终选择了共产主义革命.     

民国合作社组织与近代乡村社会转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的农村合作社组织打破了传统高利贷一统乡村的局面,促使乡村社会传统借贷关系向近代转型;合作社组织的日常运作推进了传统农事生产的变迁,给传统的乡村农业生产注入了现代化因子;在加强乡村与外界的联系等方面,农村合作社组织也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对农村传统社会的近现代转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儒家伦理的角色定位及现代转型

传统儒家伦理内容博大精深,从其内容和所起的作用看,它属于规范伦理学。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不断创新和改造,实现规范伦理学向管理伦理学的现代转型,显现儒家伦理的现代活力：规范与应用,一肩而二用。     

近现代祭孔的困境及其衍变轨迹

近现代时期,传统的政教体系被撕裂。庙学制瓦解、帝制终结、儒学权威不再,祭孔的政治、思想、制度基础都轰然崩塌。但祭孔这项中国祭祀传统中意指最丰富的文化遗产,依然继续漂移在近现代历史舞台上,一方面被继续推向权力的神坛,另一方面,又向民间社会延伸。祭孔因其作为象征仪式易于搬演的灵活性使其具有被独立抽取呈现于不同的政治-文化情境中的可能性。如何在从庙堂走向民间、从政治走向文化的方向上探寻祭孔在现代社会转型的空间以及承续的新生长点,是历史留给当下的未完成的课题。     

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对文庙再定位的几点思考

文庙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物质载体,自两汉独尊儒术之后至清末普及新式学堂之前一直与官学相伴而行,二者有时甚至融为一体,即庙中有学、学中有庙,形成了古代独具特色的"庙学合一"的文化景观。民国以后,由于战争、政治运动等原因文庙屡遭破坏,很多遗迹荡然无存,文庙越来越被边缘化。改革开放后,我国政府十分重视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文庙由此也迎来了新生。在文庙今后的发展中,我们应通过打造精神守望地、核心价值观培育地、人生坐标地和生命体验地等,使文庙继续发挥它强大的教化功能,以不断增强民众的文化认同和自信,进一步推动社会的稳定、和谐与进步的文化建设。     

"非典"流行时期的国家与社会

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但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仍然是一种"强国家-弱社会"的模式."非典"流行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某种变异,"非典"流行事实上打断了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良性发展进程,正是由于社会缺乏自救能力,也无可以自救的组织资源,才使国家有了大规模介入社会的可能,国家不得不依靠强化政府权力的方式和传统的动员渠道来控制疫情的扩散,也在事实上强化了对中国社会的控制.在处理突发事件或者社会传染病时,能否不以伤害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关系为代价?"非典"之后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应建立在公平、平等、民主、自由与正义的基础之上.     

陈济棠主政广东时期的县界纠纷与地方社会

1929年至1936年间,陈济棠主政广东省,陈欲与蒋介石中央抗衡而不断推出地方建设计划,在此建设过程中广东各县因资源利益冲突而发生的县界纠纷不下50起,为广东省基层较为突出之问题。这些县界纠纷交织着地方政治、经济、教育、治安等复杂因素,是透视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     

论现代国家权力的合法性

关于国家权力的合法性,虽然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有各种观点,但关键在于社会的公认与否。在现代社会,国家权力合法性的观念基点是人民主权与法治观念上的共识,形式渊源是相关法律制度,现实基础在于公平对待人们的利益。观念、形式和现实独立存在但又相互影响,三者的差别反映了一个国家权力的实际状况,差别越小说明一国的权力状况越好。只有随着社会发展不断调整三者关系,才能始终保持现代国家权力的和谐状态。     

国族观念与现代国家的建构:基于近代中国的考察

现代国家建立过程发生的政治讨论伴随着对旧制度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又总是试图建构一种相异于旧制度的权利观念,并进而为持有这些权利的政治主体提供理据和政治合法性。现代国家的建构理论深刻影响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的宪政思想,期望通过"一国一族"的、以汉族为核心的国族的建构以建构民族国家。这种浓郁的种族主义不仅引发了边疆少数民族对"五族共和"的疑虑,也为帝国主义借机策动边疆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独立"提供了口实。是"五族共和"还是"五族一家",或许只是辛亥革命中的诸多问题之一,它引申出来的一个关键是世界的诸多思想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能否站得住脚却是需要慎重检验的。或许,效法西方似乎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摒弃历史遗产,但如何利用现代国家建构的政治经验来处理"自己的历史遗产"却显然是一个决定成败的重要关键点。     

公民财产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研究

在资本主义社会范围内,严格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是指资产阶级社会。它以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权为经济基础,法律保护企业自主经营的权利不受政府的干预;资产阶级的商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社团的典型,旨在维护资产阶级的社会性公域的集体利益,凭借伦理性的一个行业或跨行业章程,协调企业之间、资本家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权与制衡的政体设计牢牢控制国家机构为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服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培育新型的市民社会,就是要遵循职工应有股份原则,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构建以生产资料的财产权为基础的公民权利体系,扬弃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的本质和内容,继承其形式方面的合理因素,改革和完善公民与企业和市场、与社会团体、与公共部门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健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     

民国时期"康西"边缘的"汉人社会"——以西藏工布江达一地为中心

对于民国时期西藏地方的汉人社会生活状况,一直以来研究不多.对于康区、西藏中部人文地理结合部的工布江达地区,更是尚无专文论及.根据台湾地区最近公布的国民政府行政院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档案,本文复原了当时西藏工布江达一地"汉人社会"的历史面貌,并大致勾勒出其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