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人权公约视野下的我国在押罪犯宗教信仰处遇

宗教信仰自由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罪犯作为具有公民资格的人,同样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和已经加入了21个国际人权公约的中国,构建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罪犯宗教信仰自由处遇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依法治监的时代要求.     

论国家对基本权利的双重义务——以生命权为例

公民基本权利所对应的主要不是公民的基本义务,而是国家的义务.国家不仅仅对自由权负有消极义务,也不只对社会权负有积极义务,国家对每项基本权利的义务都具有复合性,负有消极尊重与积极保护的双重义务.以基本权利中最重要的生命权为例,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国家机关对公民的生命权不仅要消极尊重自己不去侵犯,而且要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积极保护.国家对基本权利应当在消极尊重与积极保护之间取得恰到好处的平衡.     

受教育权属性阐释

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受教育权作为一种权利形态进入宪法视线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与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发展息息相关,是人类历史进步的结果.公民受教育权是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属性兼而有之.作为自由权的受教育权,要求国家不得制定侵犯公民自由权利的法律和要求国家不得非法干预教育自由,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受教育权主要是以社会权的形态表现出来,作为社会权的受教育权,其实现需要国家积极的作为,为教育的实施准备充分的外部条件,同时也要进行干预及控制.干预和控制的正当性在于受教育权这一基本权利不仅仅只是对国家的总体目标具有工具性价值,其内在的和根本的价值在于促进公民个体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实现.还应从基本权利的性质中体会国家干预和控制的正当性.     

“迁徙自由”亟待立法

迁徙自由权作为人的一项重要的基本权利,在世界各国广为重视,联合国也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将其作为基本人权予以规定,在我国恢复这一权利是尊重人权、实现人人平等的需要.长期以来由于受严格的户籍制度的制约,公民一直没有完整享有过这一权利,建国初期的第一部宪法曾明确规定这一权利,但以后的几部宪法包括现行宪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我国现在已具备成熟的立法环境,尽快立法恢复已成当务之急.     

构建我国别居制度的必要性

我国设立别居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设立别居制度,可以有效地保证人们的婚姻自由权,减少家庭暴力,防止轻率离婚,保障受害人、子女和第三人利益,节省诉讼成本,完善我国现行婚姻法体系,也可以更好地处理涉外和涉港澳台婚姻等.     

欧洲地区对同性婚恋的立法沿革及启示——兼谈我国未来对同性婚恋立法的思路

欧洲对同性婚恋的立法经过同性恋的法律文明、同性恋的罪行化、同性恋的非刑事化和同性伴侣、同性婚姻合法化几个阶段.这种立法轨迹给了我们一些启示: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能因为大多数人的反对而被剥夺;法的制定应该尊重和保障人权等.中国未来对同性婚恋的立法思路可以设定为三个阶段,亦即制定<同性恋者权益保护法>、制定同性伴侣的行政法规、把同性婚姻写入婚姻法明确同性婚姻享有与异性婚姻完全相同的权利.     

设立夫妻分居制度的立法构想

分居作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项基本制度和夫妻双方应当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已经得到了广泛而充分的体现。我国婚姻立法中没有分居制度的规定 ,仅仅是将分居作为离婚判决的根据之一。这种规定不利于调整婚姻家庭关系 ,实践中法官也难以操作。笔者认为 ,我国应当借鉴国外立法经验 ,结合我国实际 ,设立分居制度     

公民受教育权及其法律保护浅谈

受教育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项重要的权利。公民受教育权不仅为法律所确认,也为法律所保护。要全面认识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就必须认识和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     

农民工迁徙自由权法律保护问题初探

迁徙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本应受到宪法的平等保护,中国农民工迁徒自由权被限制本质上就是对农民工的歧视,导致这一政策和事实的出现是宪法的不明确保护和公权力对私权利的非法剥夺;更进一步讲是发达地方政府对不发达地方政府的不平等对待.立法机关要在宪法中明确公民的迁徙自由,政府和社会要创造和谐的环境消除对农民工的歧视,中央政府统一落实公民的基本权利,由中央政府财政负责基于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经费是解决此问题的根本.     

论毛泽东的苏维埃妇女人权思想

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权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特别关注妇女的人权问题,重视妇女人权建设,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苏维埃妇女人权思想:苏区妇女享有人身自由权、参政议政权、武装自卫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政治自由权;经济上享有土地分配权和土地所有权以及平等的劳动权;获得婚姻自由权以及平等的受教育权。     

我国社会救助中公民与国家的权利义务关系

社会救济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是国家应承担的基本义务。从目前公民享有的权利与国家承担的义务的情况看,在社会救助中仍然存在着不能很好地行使权利和承担义务的问题。     

论诉讼权的宪法保障

诉讼权是当事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国家审判机关予以保护和救济的权利.从性质上看,诉讼权是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属于程序性人权,国家对此负有回应义务.在世界范围内,诉讼权大多被上升为宪法层次的权利,并通过一系列国际性公约而具有了普遍的约束力.我国应当将公民的诉讼权在宪法中予以明文规定,以保障每一公民对其切实、迅速的享有.     

公民知情权的法律依据

公民知情权是公民享有了解国家机关掌握的信息的自由和权利。公民知情权在公民的权利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和重要性的性质特征,它和公民基本权利的性质特征相一致,属于公民基本权利。国家机关掌握的信息,除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外,公民都有知悉的权利。我国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公民知情权制度,努力实现公民知情权,从而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城乡居民“同票同权”问题思考

＂同票同权＂即指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选举权。选举权作为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不久前中央提出的＂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即城乡居民享有平等选举权,是对宪法确定的公民首项基本权利——＂平等权＂的实现,它既符合宪法的规定与基本精神,也是我国现在和将来的现实需要。     

对离婚率上升的社会成本分析

目前的中国面临离婚率不断攀升之势,我们必须冷静分析其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在保障公民个人离婚自由权利的同时,我们应当看到社会为离婚自由所付出和将要付出的代价.离婚自由的边界是社会正义,对公民个人离婚自由权利的保护,应当符合社会正义,考虑社会成本.维系和稳定婚姻与家庭关系,为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和纠纷提供适当的争议解决机制和救济方法,不仅仅是个人的愿望,也是社会的责任,法律的使命.     

受刑人婚姻权的法律保护

由于受刑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或剥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受刑人享有婚姻自由权,使得我国受刑人的婚姻权处于事实上被剥夺的地步。受刑人婚姻权有行使的条件性、客观差别性、关联性、权利义务的两重非对等性等特点。应当以明确的立法保护受刑人的合法婚姻权。     

公民参与权的司法救济制度构建

公民参与是民主理念和民主制度的核心要素,公民参与权作为一项公民基本权利日益受到关注。在现代社会,公民参与的程度体现了一个国家民主化的深度与广度,我们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国家事务管理中的公民参与,强调公民的有序参与。公民参与权是公民所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一项积极权利、程序性权利。由于公民参与权的司法救济制度的缺失,我国公民参与权不能得到有效保障。缺乏救济的权利是不完整的,为保障公民参与权的实现,可将公民参与权定位为基本权利来加强保护,并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拓宽原告资格等方式来扩大司法救济的范围,完善行政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司法救济制度。     

论毛泽东的苏维埃人权思想

毛泽东领导了中华苏维埃时期的人权建设,提出苏维埃公民依法享有人身自由权,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权,享有参政议政、武装自卫、土地所有、劳动、受教育以及婚姻自主的权利。并通过相应的法规,开始了中华苏维埃时期的人权建设。     

论人权

人权,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资产阶级的人权,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是资产阶级反封建革命斗争所取得的胜利成果之一。资产阶级人权包含公民的自由权、参政权、社会权等三个方面,其中最根本的一项就是财产私有权或叫财产自由权。资产阶级人权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它又具有极大的虚伪性和欺骗性,对劳动人民来说是难以兑现的权利。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争取人权作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领导人民为实现无产阶级的人权而斗争,经过半个世纪的艰苦奋斗,终于在11亿人口的中国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民主权利,并使全体公民享有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广泛、更真实的权利和自由。     

从二分法到三分法:基本权利体系的重构

一般认为,两种基本权利体系,即自然法理论为基础的基本权利体系和社会学理论为基础的基本权利体系.但是基于"自由权-社会权"二分法在现代社会面临的困境,本文试图以功能为中心对基本权利体系进行"三分法"的重新构建,即防御权、受益权和保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