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空间的有效衔接——民族地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路径

村落作为乡村振兴的基本空间单元,直接关系着脱贫攻坚的巩固和拓展。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民族地区出现了村落萎缩、组织体系崩溃、价值体系扭曲、内生动力与脱贫稳定性不足等问题。脱贫攻坚具有的乡村空间内涵以及与乡村空间的潜在关系问题日益凸显。基于空间研究视角解构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脱贫攻坚面临的问题,有利于改善和提升脱贫攻坚效能。以提升内生动力为中心和多层协同自主治理是新时期脱贫攻坚与乡村空间关系优化的基本路径。乡村振兴的实现应基于乡村空间整体的综合考虑与整合推进,建立包括家庭、学校、社区内公共机构等参与的乡村振兴学习共同体,促进乡村空间多功能协同转型,显示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路径之全新的空间维度。     

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研究——以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西哲里木镇为例

两大战略的有效衔接对民族地区的繁荣发展意义重大。以农牧区为考察地点,采用质性研究法,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旗县的西哲里木镇的衔接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了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衔接点与突破口。结合脱贫攻坚成效分析,西哲里木镇两大战略衔接存在动态管理不严谨,督查考核不细致;就业帮扶不明显,培训流于形式化;特色产业不显著,信贷投放不明确;乡风习俗不文明,村容村貌有待提升等问题。因此,为统筹应对以上的难点问题,提出建立脱贫联动机制,提升组织效能;支持稳岗拓展就业,组织技能培训;发展优势特色产业,抓好信贷投放;推动乡村移风易俗,保障基础设施等对策建议来提升农牧区的现代化建设,改善农牧区的生活环境。     

脱贫地区公共图书馆持续助力乡村振兴的思考与策略研究——以四川凉山地区为例

为巩固国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推进脱贫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笔者通过问卷调查、调查走访、电话访谈等方式,调查了凉山州脱贫地区群众文化生活现状,分析了脱贫地区公共图书馆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存在的问题,并由此提出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提升策略：大力进行阅读推广、建设公共数字文化乡村振兴平台、发掘地方特色产业文化、推进总分馆制、加强人才培训等。     

政策代理“责任到人”与农业生产“组织起来”——农牧交错地带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衔接的动力机制研究

仅仅依靠农民的内生动力和主体性,很难解决小农户横向合作、一二三产业各个环节纵向衔接等困扰农民致富的难题。脱贫攻坚政策代理“责任到人”,下沉到基层,将国家政策红利变现,推动了一个又一个农民组合,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产业组合,这才是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通过脱贫攻坚的实践,继续深化国家体制改革,锻造、选拔出一批既具备行政职业素养,又谙熟基层社会实际的行政队伍,是乡村振兴衔接全面脱贫的动力机制的基础。     

乡村振兴、内循环与民族地区红色旅游融合发展——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例

党中央根据我国当前发展的新阶段和新形势提出了构建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是构建内循环的关键要素,在资源既定的条件下,推进乡村振兴则需要发挥旅游业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地处老少边穷的民族地区,如何利用好红色旅游资源和政策协同作用带动产业协同发展,发挥红色旅游的正外部性效能,这是解决制约当地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也由此促进了与内循环的衔接。本研究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为样本,分析民族地区红色旅游融入地方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参与国内大循环的实践经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地区的系统性发展对策。     

民族地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以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为例

促进民族地区乡村治理发展的关键在于构建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现代化乡村治理体系。在“三治”基础上增加“政治”与“智治”,构建“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不仅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重要举措,还是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通过对云南省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的案例审思,剖析民族地区脱贫乡村治理目前仍存在的现实矛盾：治理主体的逐利性与治理事务的公共性之间的矛盾、治理手段的先进性与村民思想观念的滞后性之间的矛盾、硬治理的外嵌性与软治理的内生性之间的矛盾。在深入分析“五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动因,论证“五治”耦合机理的基础上,构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遵循治理主体—治理工具—治理规范—治理目标为治理逻辑的“政治”“自治”“德治”“法治”“智治”融合的民族地区乡村治理体系。基于治理实践,提出合理划分主体权责和保障程序公正、转变旧有思想观念和提高治理主体文化水平、强化宏观法律保障和兼具地方柔性约束等解决怒江州脱贫乡村治理现存矛盾的路径。     

由脱贫到振兴：民族村的接续发展——以粤东梅州市丰顺县凤坪畲族村为例

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环节和着力重点所在。由于历史和自然环境的原因,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大多在山区,其经济文化发展大都相对落后于全国乡村的平均水平,因此,推进少数民族区域的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实现全国乡村振兴中就具有特别的针对性和重要意义。粤东梅州市的丰顺县凤坪畲族村是一个典型的山区少数民族村,曾是梅州市的典型贫困村之一。改革开放尤其进入新时代以来,在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和扶持下,凤坪畲族村立足自身自然资源发展产业,不仅实现脱贫,而且通过脱贫攻坚带动自身的产业振兴,顺利地实现了从脱贫到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发展。其发展模式及成效经验,能够为民族区域地区的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参考。     

乡村振兴视域下 新时代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路径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J、Y县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行动有其独特性,研究基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J、Y两县的实际调查,对影响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行动的主要因素思想意识包括传统观念影响、思维定势等进行剖析,提出乡村振兴背景下民族地区移风易俗行动在尊重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基础上,要通过提升教育质量、发挥“关键少数”作用、多语言（方言）语音科普推广等方式积极推进,既保障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激发中华文化的内在活力,弘扬时代新风行动,助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乡村振兴战略下民族地区产业扶贫路径研究——以甘孜道孚为例

乡村振兴战略是解决新时代“三农”问题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指导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和精准扶贫的理论基础。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以产业兴旺为前提,综合考虑产业与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关系,摸清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的基本情况。以乡村振兴战略为指导思想,采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定量评价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实证分析发现,道孚县产业精准扶贫绩效综合评价良好,在精准识别、脱贫成效上成果显著,但是在定点帮扶和资金扶贫上仍然有待提高。从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角度出发,制定基于扶贫共同体的产业精准扶贫思路,建立由“政府—企业—贫困户”“政府—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企业—农村经济组织—贫困户”组成的三大扶贫共同体,为民族地区产业精准扶贫工作献计施策。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机理与路径

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要求必须采取超常规的教育扶贫手段才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使贫困群体跨越贫困陷阱。文章从教育扶贫的基本内涵和现实图景出发,指出深度贫困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应当从主体、对象和方式三个方面进行完善,并以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教育扶贫模式创新为对象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针对深度贫困地区的特征和贫困群体异质性的教育扶贫模式创新,一方面可以直接提升不同群体的教育可得性、文化素养、知识技能和人力资本水平,改善多维贫困状况;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示范效应、邻里效应和回流效应等间接发挥扶贫作用,扩大教育扶贫的覆盖范围和整体效应。因此,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应改革并完善"主体多元化、对象全覆盖、方式多样化"的教育扶贫模式,助推深度贫困民族地区实现高效、高质量的脱贫。     

少数民族地区乡村旅游扶贫研究——以桂林龙胜龙脊景区为例

在民族地区乡村旅游开发中,开办小型旅游经营实体是社区参与的主要形式和旅游扶贫的重要方式.基于桂林龙胜龙脊景区的调查发现,业主创办实体动机以解决生计压力最为迫切,同时追求个人或家庭理想生活方式的主观愿望强烈.在实体旅游扶贫效益发挥方面,家庭相关效益明显,受业主能力和外部环境综合影响,实体的经济效益并不十分理想,导致部分村民对旅游开发持消极态度,影响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提出以政府主导的扶持小型旅游经营实体的措施,以促进实体扶贫效益的发挥.     

服务经济视阈下民族贫困地区乡村产业扶贫创新研究

服务经济聚集技术、资金、人才、市场等要素,倡导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引导产业组织变革。基于服务经济理论,文章构建了地方政府、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村两委、公共服务部门、网络平台企业、社会力量等主体之间,在扶贫活动中产业、资源要素需要相互协调与联动的框架,用服务创新民族贫困地区乡村产业扶贫模式。由于民族贫困地区乡村产业经营主体存在缺乏市场深度挖掘、社会关系网络相对单薄、参与主体提供市场化服务程度低等问题,需要地方政府营造乡村产业发展服务氛围,扶贫工作队、第一书记、村两委抓实乡村产业服务实体,网络平台企业及社会力量提供专业化服务手段,确保乡村产业发展为扶贫事业提供支持。     

职业化发展：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才困境与路径选择

乡村振兴,人才为本。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长期性要求从职业发展的全过程设计制定乡村人才振兴计划。文章以职业发展理论视角审视现阶段民族地区乡村人才振兴面临的困境,包括职业选择遭遇歧视,职业搜寻信息不畅,职业投资动力不足,职业投入得失不均,职业流动前易后难,职业平衡支点难控,职业保障相对缺位等,指出职业发展障碍是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供给不足的重要诱因。对此,文章提出构建系统的乡村人才振兴观;教育宣传并重,消除职业选择歧视;搭建信息平台,降低职业搜寻成本;实施多种补贴,提高职业投资预期;结果过程结合,完善职业投入考核;建立轮岗制度,提高职业迁移能力;严格工作规范,确保职业生活平衡;完善保障体系,加大职业保障力度等建议。     

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本价值实现研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迈向共同富裕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国家重大部署,具有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本文以马克思的人本管理思想为指导,分析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人本逻辑;基于人本价值实现的物质基础和内生发展能力,梳理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主要路径。依据西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投入特征与产出效果,将国家重大政策支持作为培育人本价值实现能力的投入因素,提出落实重大政策的对策建议;将服务国家需要作为提升人本价值实现能力的产出效果,从质性研究分析服务国家需要的主要效果。     

金融知识和社会网络对民族地区减贫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了金融知识对民族地区贫困主体稳健脱贫的作用。使用工具变量控制了金融知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考虑了民族地区社会网络的特性对金融知识减贫效应的影响,发现金融知识对民族地区贫困减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但民族地区贫困主体的基本金融知识还较为匮乏,实施金融教育项目改善金融知识,是民族地区现有帮扶措施的有效补充。此外,社会网络也能够通过同伴效应对民族地区金融知识的行为转化产生影响,但要规避社会网络较高维系成本带来的负面影响。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乡贤参与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路径

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背景下,乡风文明建设作为“铸魂”工程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当前,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中呈现出传统文化传承断裂、落后观念仍然普遍存在、公共文化服务能力不足等诸多问题,其中乡村人才缺乏以及乡村人才如何参与乡风文明建设是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因此,新乡贤作为乡村精英理应成为民族地区乡风文明建设的有生力量,并可以基于自身情怀、责任及资财禀赋,通过嵌入式“在场”参与到乡风文明建设中,如通过开展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活动提升乡村民众的文化自信,通过挖掘和弘扬乡村礼俗促进乡村善治,通过融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乡村的实践等,由此助推淳朴民风与和谐乡风的形成,为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提供坚强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