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龄间的社会分化和农村家庭养老制度的资源困境

本文关注的是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村家庭中不同年龄和代际间的社会平等问题。文章描述了农村老年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状况,指出农村老年人群体性的相对贫困现状,以及老年人生活质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弱化与农村整体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认为农村以年龄和代际为界的社会分化业已形成。文章还通过对家庭养老制度面临的资源困境的分析,进一步解释了经济、社会和文化变迁是如何通过改变农村的家庭制度和家庭中的代际关系对老年人的生活及其权力和权利状况产生影响的。     

相对贫困群体的类型及治理政策选择

在对相对贫困内涵进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典型国家相对贫困的衡量标准以及中国一些发达省份相对贫困治理经验研究,提出中国2020年后相对贫困衡量标准的划定思路。基于相对贫困的多维特性和具体致贫原因,识别出相对贫困群体的四种主要类型：脱贫不稳定群体、临界贫困群体、流动型相对贫困群体及特殊困难群体,进而从以保持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为主要抓手、以优化帮扶手段和方式为主要治理手段、以完善农民工市民化配套措施为突破点、以完善专项救助制度为核心等方面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和政策建议。     

农村贫困治理背景下精神扶贫及其模式构建

改变贫困地区的落后面貌,不仅需要物质方面的投入,也需要精神方面的帮扶,对贫困群体观念的改变与引导、文化的教育与滋养、职业技能的培训与提升是精神扶贫的着力点。精神扶贫是一项长期的教育工程,需要长效、有效的机制与模式才能保障其取得预期效果,关怀模式、对话模式和参与模式的构建则是帮扶贫困群体走出贫困心理困境、摆脱落后观念束缚、激发精神动力的有效举措。     

新中产阶级的教育消费及其动因探析

中国近年来兴起了教育消费的热潮,教育消费热的主体是新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没有生产资料,需要以脑力劳动为生,他们既热衷于教育消费,也有能力进行教育消费。教育消费热的主要目标是追求体制化文化资本,其实质是在竞争文化资本的合法性地位。在“文凭社会”的宏观背景下,在新中产阶级个人职业、财物、土地、社会关系等可利用资源相对短缺的情况下,教育消费可以成为资源转换的中介之一,即通过教育消费而获得体制化的文化资本,并将其运作转换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其他的符号资本。教育消费的外在动因是追求文化资本,而对于追求文化资本的个人来说,文化资本还意味着隐藏在其后的社会收益,“投资于未来”反映了人们对教育的功用性认识。文凭作为一个重要的职业准入证书,是现代社会理性发展的结果,但过分偏重学历的竞争,却会导致社会的浮躁和功利的教育消费态度。     

乡村振兴的教育尺度:问题与对策

消除贫困,振兴乡村是十九大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教育能够有效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教育转向过程公平。基于对甘肃省贫困县的实地调查,发现当前精准扶贫过程中短期"因学致贫"现象依旧存在、个体"信息贫困"状况较为普遍、家庭"人力资本"结构失衡、区域"社会资本"支持不足。据此,研究者从教育尺度针对当前精准扶贫过程中产生的现实问题提出对策建议:改善农村办学质量,加大信息技术应用,提高职业教育地位,构建协同治理格局,实现乡村振兴。     

引入“发展”维度 完善农村社会救助——基于资产建设的视角

当前农村减贫效果有限,原因之一在于农村社会救助以收入维持为主要目标,缺乏"发展"维度。救助对象局限在绝对贫困人口,未能满足边缘贫困人群和有劳动力贫困人口的"发展"需求。资产社会政策主张减贫策略并非简单地直接增加穷人的收入,而是要帮助穷人进行资产积累与投资。通过资产建设,可为穷人提供可持续生计,提升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降低其脆弱性,增强抵御风险和发展的能力。因此,帮助穷人建立、积累个人资产和社区资产,可促进个人、家庭和社区发展,推动农村社会救助的完善。     

精准扶贫视野下农村地区思想扶贫的路径探析

要贯彻落实习近平精准扶贫思想,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贫困问题的思想根源,聚焦农村群众思想道德滑坡、心态失衡、认识偏颇、拜金主义、违法乱纪、陈规陋习等精神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从思想、教育、文化上进行帮扶,积极探索"思想扶贫"的有效路径,以"思想扶贫"推进"精准扶贫",最终达到物质与精神共同富裕,这不仅是贫困农村地区的尽快实现脱贫的治本之策,也是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精准扶贫"思想战略的重要举措。     

区隔的童年:城市儿童与乡村流动儿童的课余世界

对北京市普通工薪阶层家庭与流动农民工家庭儿童的课余世界进行田野对比考察发现:城市父母注重以家庭、 学校及培训机构三者相结合的文化逻辑方式对儿童进行"协作培养",而农民工家庭由于缺乏竞争性文化资本,只能以"散养"的方式任由子女"自然成长";乡村流动儿童受到了学校主流教育和"影子教育"的双重排斥,并在其获得的弱势教育和社会阶层固化之间构成了因果逻辑关系;"影子教育"维持和强化了城市儿童获取优质教育资源的现象,间接固化了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断裂状态;文化资本与"影子教育"互为因果、 相辅相成,共同完成了不平等的社会再生产过程.     

农村家庭养老的思路和对策

由于我国经济尚不发达,国家养老功能还比较弱,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才刚刚推广,所以现阶段我国的农村家庭养老还必须坚持以家庭子女养老为主     

中国老年人收入贫困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

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研究发现,老年人收入贫困的发生率较高,贫困人口规模巨大,贫困状况令人担忧.全国低于国内低保线的老年人口为5576万,相对贫困老年人口为7698万-8959万.并且,中国老年人贫困发生率呈现“三高三低”的结构特点,即农村高于城镇、女性高于男性、高龄高于低龄.贫困发生率随着老年人自身教育水平的提升而降低.此外,独居老年人和农村空巢老年人更是收入贫困的高发群体,需在政策上给予重点扶持并综合治理.     

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的失独家庭社会救助研究--基于江西省J市的调查

失独家庭所面临的问题不仅是微观层面个别家庭的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民生问题。本文通过对江西省J市201个失独家庭的实证研究,发现失独家庭主要面临年龄普遍偏大、家庭关系趋于紧张、身体健康状况较差、经济窘迫、享受来自政府和社区的帮扶缺失较严重等问题。基于社会支持理论的视角,提出应建立以多元化手段为主的以政府、社区、非政府组织、家庭等为主体的社会救助体系,帮助失独家庭重新融入社区和社会,提高其继续生活的信心和能力。     

后扶贫时代社会救助政策的调适

贫困治理阶段性变迁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救助政策不断调适的过程。迈入后扶贫时代,治理主动性的冲突、治理助力的削弱、治理失灵的出现,进一步加剧了贫困治理的复杂性、多变性。因此,在面对后扶贫时代的四重转变即扶贫向防贫的转变、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的转变、物质需求向发展需求的转变、农村为主向城乡协同的转变时,当前的社会救助政策就会表现出四大不适即功能不适、标准不适、需求不适、城乡不适。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适来增强社会救助的政策弹性,将"安全网"变为"助跳网"。在顺应后扶贫时代转变的基础上,增强社会救政策的适应性,进一步提升贫困治理的效能。     

原工业化时期西欧的家庭、婚姻与社会的演变

1 970— 80年代 ,门德尔斯将 1 4-1 8世纪末的西欧农村家庭工业 ,给出了一史“原工业化”的概念 ,引起较大的反响。“原工业化”是指以市场为主导向 ,以农村家庭工业的迅速发展 ,并与商品农业相共存为特征。农村家庭工业经济是以“劳动—消费平衡”原则运行的。原工业化促使西欧的家庭、婚姻与社会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家庭作为劳动单位组成 ,男女的劳动能力是婚姻的主要前提条件。家庭的规模扩大了 ,家庭的劳动分工也导致家庭角色的变化 ,同时促使了社会的演变。农村工业生产者在生活方式与消费观念均产生较大的改变 ,一种“平民文化”得到体现 ,产生消费“过量的”奢侈品的倾向 ,以显示自己的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演变最终将导致工业化时代的到来。     

家庭经济困难大学生思想现状调查研究

伴随市场经济体制和高校教育体制改革,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状况成为一个热点问题.文章通过五个模块的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研究,进一步了解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现状以及对物质帮扶、精神帮扶的看法、态度等,为改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和完善高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帮扶机制提供现实依据.     

社会排斥:农村社区能力建设中的妇女贫困问题研究

在农村社区能力建设项目实施过程中,笔者发现农村妇女遭受来自社会政策、社区男性、妇女之间以及项目本身施与的诸多排斥,妇女相对男性承受了更多的剥夺和歧视,她们在家庭和社区生活中处于边缘位置,生活处于相对贫困的状态。本文试图在总结社会排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关于社会排斥的看法,并在社会和社区层面上分析农村妇女的贫困现象。     

浅析高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问题及解决措施——从社会视野角度分析

由于我国高校的贫困生几乎来自农村,且相当一部分学生家庭非常贫困,这部分贫困大学生受家庭背景等因素的影响,心理存在一定的缺失;加之很多高等院校普遍存在人文氛围不够浓厚等因素,这样就导致了在校贫困学生的心理相对缺失,并得不到有效的修复,从而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对高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特点进行分析并研究其对策很有必要。     

共同富裕目标下相对贫困长效治理体系和机制的建构——基于杭州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实践

杭州要争当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城市范例,必须正确认识和治理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相对贫困问题。但是,杭州在运行层面上还存在诸多问题：相关制度政策不完善或者效率缺失;对相对贫困的认知不足,现有帮扶方式的范围和水平有限,没有真正解决多维贫困;贫困管理在整体性、层级联动和智慧治理等方面创新力度还不够大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全方位构建相对贫困治理的长效体系和机制：完善顶层制度机制设计,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工作保障体系和机制,理顺和协调政府、市场与社会三方关系,以打造科学领导的宏观长效机制,形成政府层面统筹和引领效应;把握贫困的多维性,健全和完善以基本权利公平为基础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力建设机制和发展机制,以建立健全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保障机制;建立相对贫困治理专门机构、专业工作人员队伍和大数据信息库平台,以打造相对贫困治理专业团队和平台。唯有全方位统筹和联动,相对贫困才能有效解决,共同富裕才能真正实现。     

文化资本与社会地位获得(英文)

文化资本是影响个人教育获得和社会地位获得的重要因素。基于2008年上海市社会结构调查数据,从广义文化资本出发,分别测量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的作用。研究发现：父母和子女文化资本存量越高,子女受教育年限越长;子女文化资本对地位获得具有显著影响;在控制性别、父亲职业等变量后,文化资本越多,越有可能进入更高阶层;教育、家庭文化氛围和文化投资对地位获得具有持续且稳定的作用;文化资本是社会下层实现向上流动的有效手段。     

过程多维性与出路阶层化:中国大学教育过程的公平性研究

本文利用“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CSPS）数据,分析了城乡户籍、家庭背景因素对大学生学校过程及毕业出路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学校过程方面,城乡大学生在学业成绩、校园表现、心理素质上差异不大,但在文化资本、毕业预期上差异明显,这种差异受家庭文化资本等背景因素影响;家庭背景在不同层次高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家庭经济资本有利于非“211”高校学生争取更好的校园表现,而文化资本对“211”高校大学生心理状况影响更大。在毕业出路方面,国内研究生教育机会的分配相对公平,主要受学习成绩和综合表现影响。不过,海外留学机会获得受家庭文化资本和家庭收入影响明显,优势阶层的子女毕业深造选择空间更大。海外留学和留学归国人员规模快速增长对高等教育的主观公平性与民众阶层固化感的影响值得关注。     

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模式的比较与借鉴——基于两个典型农村社区的调查与分析

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是增加农村公共服务数量,改善结构,弥补政府与市场缺陷的重要模式。A社区与B社区是实行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模式的两个典型成功案例。它们的社区化模式各有特色:在路径选择方面,一个走内源式道路,另一个走外源式道路;在社会资本运用方面,一个以传统社会资本为主,另一个以现代社会资本为主;在权威作用发挥方面,一个以自然型权威为主,另一个以法理型权威为主。这两种模式对农村公共服务社区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并可得出几点启示:依托"内源"力量,调整"外源"力量;充分利用传统社会资本,积极培育现代社会资本;发挥自然型权威的作用,促进自然型权威与法理型权威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