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县农户现金收入的调查与分析——以湖南新化县为例

以湖南省新化县为例,从农户家庭的视角,对贫困县农户的现金收入进行调查分析。调查结果表明,新化县农户家庭现金收入增长的源泉已经不再是农业收入,而是非农业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且外出从业收入已发展成为工资性收入增长的主要力量。进一步地,通过建立数理经济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兼业性转移对新化县农户家庭具有显著的收入效应,但农村劳动力兼业性转移的收入效应主要是指异地转移,就地转移即农村第二、三产业所起的收入效应微弱。因此,促进贫困县农户现金收入增长的有效途径在于加快农村劳动力的兼业性转移。     

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民增收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对农民收入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内生性进行控制后的估计结果依然具有稳健性,数字金融的各项业务发展也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2)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显著促进了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增长,进而带动农民增收;(3)数字普惠金融及各维度显著促进了各区域的农民收入增长,尤其是对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力度最强,在不同收入分位数的群体均能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获益,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获益较多,体现出数字金融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具有包容性特征;(4)总体上,农村人力资本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不显著,但是人力资本对数字金融各维度的增收效应的调节作用具有结构性差异。当前我国数字普惠金融进入深度发展阶段,应完善乡村地区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金融监管体系,加速改造农村人力资本,深化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以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促进农村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乡村旅游发展对农户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匹配倍差法

基于江苏省盱眙县乡村旅游地区农户2015年和2020年的调查数据,运用DID模型、PSM模型和PSM-DID模型,评估发展乡村旅游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均有显著增收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的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其经营性收入,说明大多数农户参与乡村旅游业主要是通过打工获得收入的。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劳动力人口和家庭资产等变量对农户家庭总收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产生了差异性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随着从业家庭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参与乡村旅游业带来的收入效应逐渐降低,呈现边际递减效应;参与乡村旅游业对高年龄家庭的总收入及经营性收入有着更大的正向影响,但对其工资性收入产生了负向影响。总体而言,参与乡村旅游业的农户家庭收入质量尤其是收入的结构性和知识性还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最后,依据研究结论和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农业机械化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农村劳动力转移中介作用的实证分析

基于全国31个省份1978-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使用全面FGLS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农业机械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村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及其在农业主产区和非农业主产区的差异性。研究发现：农业机械化能显著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劳动力转移在该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与非农业主产区相比,农业主产区的农业机械化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效果更明显、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发挥的中介作用更明显;农业机械化是通过增加农村居民的经营性收入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通过增加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使农村居民收入增加。     

劳动力转移与农业机械化进程

基于诱致性技术进步理论,实证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机械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业劳动力转移对农业机械化进程有显著促进作用,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每下降1%可以促使农机总动力增长1.85%;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同样对农业机械化有显著促进作用,农户工资性收入和农户农机投入每增加1%,农机总动力将分别增加0.32%、0.18%;考虑南北方种植结构、地形差异后,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同样显著。     

农业机械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研究

在数理经济模型分析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农业机械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机械化可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在农业机械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具体作用机制是,农业机械化会直接增加农村居民的农业生产经营收入,还能通过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使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增加,在二者共同作用之下,农村居民收入显著提高,城乡收入差距得以缩小.     

农业机械化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机制与路径：基于农业生产环节的可分性

厘清农业机械化在不同生产环节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理、路径及效应,对于促进农机装备结构优化、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农业踏车理论、中介效应理论,选取中国25个农业大省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农产品价格、劳动力转移、农业经营规模、粮食生产效率在农业机械化影响农民收入过程中的中介作用。研究表明：农业机械化发展在促进农民增收的同时,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作用;农业机械化主要通过劳动力转移、农产品价格的中介路径影响农民收入。其中,生产环节农机通过阻碍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农业收入减少;加工环节农机通过促进劳动力转移使得农民农业收入提升,通过提升农产品价格使农民农业收入增加。提出调整农机装备结构,加大生产环节农机补贴力度、加强加工环节农机技术推广是有效推进农业高质高效的重要路径。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对重庆市开县的实证分析

文章综合考虑劳动力转移强度和劳动力转移结构,针对开县38个乡镇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劳动力转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非农就业是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重要途径,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农民受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增加呈正向效应,而转移距离和职业劳动技能影响不显著.     

中国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的影响——基于东中西部2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比较分析

基于2002―2010年具有国家重点扶贫县的2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在统计分析贫困地区农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状况的基础上检验了贫困地区农民收入结构变动对消费水平的影响。结果表明:就全国贫困地区而言,转移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贫困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贡献最大,家庭经营性收入的作用下降,而财产性收入统计上不显著。就东、中、西部三个地区而言,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对任何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都很显著,工资性收入对西部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尤为突出,而经营性收入对三个地区农民消费的影响相对较低;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效果具有地区差异性,中部和西部地区转移性收入具有明显引致消费作用,而东部地区财产性收入的消费倾向明显。     

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的反事实估计

基于宅基地退出试点区安徽金寨县626户农户的微观调研数据,在考虑样本选择偏差和农户异质性基础上,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分析宅基地退出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宅基地退出对农户经营性收入有负向影响,对农户工资性收入和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农户宅基地退出,一方面通过缩小耕地经营面积、提高农业生产成本和减少亩均收入降低其经营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增加外出务工人数、提高外出务工时长提升其工资性收入;由于农户工资性收入增加强度大于其经营性收入降低强度,故对其家庭总收入有正向影响;此外,不同教育背景、年龄段农户宅基地退出后收入变化存在差异,因此,应增强宅基地退出就业帮扶政策针对性,宣传宅基地退出政策的增收效应,实施差别化的宅基地退出政策安排。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微观证据——基于社区层面分项收入视角的研究

通过匹配2014-2018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后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降低社区层面各项收入不平等,工资性收入在其中发挥着主渠道作用,占所有分项收入影响之和的55.84%。数字普惠金融在地区层面降低了东部地区收入不平等,在群体层面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收入不平等。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分别通过增加居民受雇机会、促进家庭非农创业降低工资性和经营性收入不平等,通过非农创业与增加就业之间存在的“捆绑效应”间接降低工资性收入不平等。进一步的调节效应分析证明,互联网使用增强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受教育水平减弱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工资性收入不平等的负向作用。为此,应通过职业技能培训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就业效应,针对性地弥合“数字鸿沟”以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排斥效应,因地制宜地加快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产业融合互联,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乡镇企业资本密集型增长及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分析

乡镇企业是农民工资性收入的重要来源,是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然而乡镇企业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却导致吸纳劳动力能力下降。乡镇企业向城镇集中,发挥聚集效应和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是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选择。     

西部地区农民收入变动的阶段性特征及其收入构成变化——以云南省为例

农民收入的变化具有很强的阶段性特征.对农民收入来源构成的实证研究发现,家庭经营收入仍然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农民收入增加贡献最大,工资性收入的比重逐步增加.与全国平均水平对比来看,家庭经营收入的比重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工资性收入的比重及其对农民收入增加的贡献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增加工资性收入是增加西部地区农民收入,缩小地区差距的有效途径.     

普惠保险、劳动力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基于共同富裕的视角

首先，本文尝试构建一个包含普惠保险与劳动力转移的城乡二元结构理论模型，系统诠释普惠保险、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共同富裕的作用渠道与影响效应；其次，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并结合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普惠保险促进劳动力转移，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传导机制。研究表明：普惠保险和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动力，普惠保险不仅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直接的缩小效应，还通过劳动力转移这一间接途径显著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共同富裕；劳动力转移是普惠保险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普惠保险通过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会因家庭劳动力所在地区不同而表现出明显差异。进一步拓展分析发现：相比经济水平较发达的中东部地区，在经济文化较落后的西部地区，普惠保险基于劳动力转移这一中介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显著。     

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新阶段及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速度减缓是近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 农业劳动力转移对我国农民收人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转移劳动力获得的较高收入,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平均收入水平,直接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二是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降低了农业劳动力总量的增长速度,甚至直接减少了农业劳动力的总量,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间接地推动了农民收入的增长。 （一）农业劳动力转移在农民收入增长中的重要地位。农民收入按收入来源的性质分,可分成生产性收入和非生产纯收人。生产性收人进一步又可划分成第一产业收入和二、三产业…     

积极扩大农民就业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保证——直辖10年来重庆农民收入情况调查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的梯次演进,重庆市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开始逐步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刚性增长,成为重庆农民增收的主渠道。10年来重庆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有近3/4来自工资性收入。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力度的逐步加大,以及重庆农村第     

小额信贷促进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江苏省1988-2009年的数据

将农村小额信贷引入生产函数,选取1988-2009年的年度时序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农村小额信贷与农民人均总收入、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农民人均经营性收入三者间进行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彼此之间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在对结果逐一解释后,提出了提高小额信贷绩效和改善农民收入来源结构的对策和建议.     

农村税费改革视角下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长趋势分析——基于Mann Kendall非参数检验模型

采用中部地区6省份1993-2010年农民收入面板数据,运用Mann-Kendall非参数检验法,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纯收入及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趋势。结果显示,农村税费改革后,以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来源为主的中部地区农民收入增加较为显著,但人均纯收入与中国大陆地区平均水平的绝对差距有所扩大,相对差距逐步缩小,表明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实现了阶段性目标。据此,提出了继续稳定家庭经营,不断扩大农民家庭经营收入范围;有序引导农民非农就业,积极拓展劳务收入增长空间;推进农村综合改革,提高中部地区农民财产性收入水平;加大对农村地区的财政扶持,提高对农民的转移支付水平等进一步实现中部地区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与城乡收入差距

农民工资地区趋同、行业差异区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占比同势变化的中国城乡经济特征事实,表明劳动力用脚投票,流向差距小的地区,同时也发现劳动力流动、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因果循环关系,并运用1990-2012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建立联立方程模型进行计量分析,检验结果表明:农民受教育水平与人均工资性收入呈现非线性关系.劳动力流动是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提高的重要途径,增加地区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份额是改变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的重要手段.因此,流入地中城乡收入差距大的地区可以通过吸引更多农村流动劳动力而改善本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流出地则可以通过增加更多的流出人口缩小该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然而从流入地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在区域间所占比重看,容易形成“城乡收入差距大—农民工资性收入份额低—城乡收入差距大”的恶性循环.从农村劳动力流动视角解释城乡收入差距空间格局保持不变的原因在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会使流入地的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及份额增加幅度、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幅度均超过流出地.     

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消费

城乡收入差距、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与消费三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循环作用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消费效应、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消费效应都十分显著;城乡收入差距的存在会推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而且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也会抑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受教育程度是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消费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