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价值链分工下长三角制造业升级路径研究

知识、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价值链分工将世界各地经济体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及国家竞争力强弱的标准。产品内分工成为主要的国际分工模式,对核心或关键技术的拥有决定了国家(地区)竞争力的强弱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类型价值链竞争优势的来源和价值链治理模式各不相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基于不同类型的价值链和价值链治理模式,本文探索增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竞争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     

国际价值链分工与东北制造业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意义上以最终产品贸易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格局已被新型的以组成产品价值环节为对象的国际价值链分工所替代,导致当代全球制造业分工现出了分工主体专业化、分工形式要素化和分工空间集群化的新特点。因此,新时期东北制造业的发展,应遵循21世纪国际制造业分工的时代特征,积极参与全球制造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促进东北制造业分工专业化水平,完善东北制造业产业集群和培育参与国际价值链分工的高级要素。     

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多重维度分析

已有文献主要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维度、全球价值链治理维度和中间品贸易维度研究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实质是"中心—外围"的结构化,推动了分工地位的攀升,同时导致了分工环节的固化,需由低端要素驱动转变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是市场与非市场关系的综合运用,既推动了链条环节的升级,也导致了"低端锁定",需由被动嵌入转变为主动重构;中间品贸易的最终目的是获取企业增加值的核心竞争优势,制造业企业吸收技术溢出易产生路径依赖,需由引进学习转变为自主创新.今后可从动态演化和层级累积的维度,深入剖析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断层机理,阐明其存在升级断层、难以自动升级的内在机制,形成对我国制造业阶梯式升级的路径探源.     

全球价值链中的长三角制造业地位分析

长三角制造业不仅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从事的只是劳动密集型环节的任务，而且在具有传统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占据的也仅仅是产业链低端的位置。通过垂直分工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长三角制造业必须谋求产业升级，向附加值高的上下游环节攀升，否则将面临被淘汰出链或被降级的危险。     

推进中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

中国制造业外包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对中国制造业以及对外贸易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全球价值链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各国的制造业企业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中国制造业外包企业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此情况下,推进中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并向价值链两端攀升势在必行。但在推进制造业外包发展过程中存在退税不及时、优惠税收“一锅端”、国内深加工结转业务无法享受优惠收税等一系列财税问题。只有各级政府通过制定“差别税收”、增加专项资金、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等有效的财税政策并避免实施过程中引发的其他问题,才能有效解决这些财税问题,推进制造业外包完成转型升级,并向价值链体系的两端攀升。     

韩中日产业分工结构的变化及中美贸易

本文通过对韩中日三国之间的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进行动态分析,印证了三国间的分工结构存在着持续的变化趋势,从垂直分工结构转变为水平分工结构,中国在东亚、西亚价值链中日益发挥中心作用。通过对东北亚地区分工结构进行相关研究,确认中美贸易与以中国为中心形成的东北亚分工结构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结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中美双边贸易。而中国对美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中显示了与韩中日相似的特点,说明中美分工结构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中美贸易逆差不是孤立的,而是分工结构变化的结果,仅仅依靠贸易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日本制造业组织结构与国际分工模式的变化——兼论日本制造业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动向

本文考察了日本制造业组织结构和国际分工模式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业形成了基于产品构造和要素禀赋差异的二元分工模式,这种模式将整体型构造的专用产品保留在国内,通过精益生产方式保持其核心竞争力,将模块型构造的通用产品转移到东亚,利用该地区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本文还分析了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影响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及其市场导向趋势对上述二元分工模式的影响。     

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社会服务业外包:趋势、效应与启示

随着消费者个人意识的觉醒及付款方成本压力的逐渐升高,服务外包已逐渐延伸到以信息不对称为特征的社会服务领域,可外包服务业由此实现了重新定义.从服务外包全球价值链的结构来看,社会服务外包处于高端位置,它能极大激发服务承接方的供给潜力,为社会服务体系带来经济收益增加、创新动力增强、服务质量和标准化程度提高、服务信息透明度改善等传统社会服务体制改革难以带来的良好效果.中国应在积极鼓励承接社会服务外包的同时,逐步放开非营利性机构进入社会服务业的条件、降低民营资本进入社会服务业的门槛、着力消除行政性垄断,为融入全球社会服务业分工体系、开拓社会服务外包市场创造有利条件.     

全球价值链视阈下我国影视产业升级策略探究

全球价值链理论主要分析不同类型产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创新动力、核心竞争力和产业升级的潜力.全球价值链上的影视产业包含创意与影视脚本创作、影视制作、全球营销发行、全球播映、衍生品开发和生产等核心环节.从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模式来看,我国影視产业仍处于流程升级和品牌创建阶段,其制作、发行、放映环节各自为政,核心价值链环节的价值创造力偏低,价值链拓展乏力.立足影视产业的发展现状和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模式,我国影视产业需采取积极有效的升级策略,加快发展影視制作业等核心价值链环节,积极建构链接全球价值链的相对独立的我国影视产业的国家价值链体系,寻找全球价值链的合理嵌入点,实现功能升级与价值链升级.     

分工理论的演进发展及对我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启示

分工理论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分工是产业组织的存在基础和变动原因.分工发展是推进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动力源泉,系统梳理分工理论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分工理论的演进对我国实现制造业产业升级也将产生重要的指导意义.     

Feminization and Labor Vulnerability in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oes Gendered Discourse Matter?

Two contested arguments persist in explaining the causes of feminization and labor vulnerability. Some scholars argue that global industries are dominated by female workers as a result of the search for cheap labor. On the other hand, some scholars claim that the primary cause of feminization and labor vulnerability is the gendered discourses of work. Drawing views from readymade garment (RMG) industries of Bangladesh,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oth economic choices of cheap labor and gendered discourses of work collaboratively contribute to feminizing the labor force. This feminization of the workforce enables the violation of labor rights and benefits capitalists.     

从拓扑学的角度思考社会分工的产生和发展

本文从拓扑学的角度思索人类社会分工产生和发展的过程,并对未来社会发展方向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全球化和全球价值

1991年和1992年,我在中国拉丁美洲学会纪念哥伦布远航美洲五百周年的两次会议上提出全球化时代业已开始的时候,全球化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个完全陌生的概念,不过几年,这个词儿已经是中国无人不晓,无人不知的流行名词了.我当初为了说明全球化的现象借用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阐明的理论,他们不但指出了从地理大发现开始的全球化的经济方面,而且指出了全球化必然要达到的政治方面,以至文化方面,向全世界明确提出了他们设想的共产主义的远景,提出了他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全球金融危机与国家自主性

2008年开始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已经越来越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这场金融风暴不仅对西方主要经济大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也正在对发展中的中国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经济转型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对中国执政党执政能力的最大考验。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面前,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以自己的专业知识对这场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风险、挑战及其机遇予以回应。为此,上海市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大学中国社会转型与社会组织研究中心、上海高校社会学E-研究院和本刊编辑部联合邀请上海部分青年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讨论。虽然这场全球金融风暴开始不久,我们很难预测它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已经使我们感受到了。我们相信,全球金融风暴对于中国来说,不仅是风险和挑战,而且也是机遇。它会使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成熟,它会孕育一个建立在自己文化土壤上,同时又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它会培育和发展出"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关系。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背景下日本供应链安全保障的新动向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大暴发加快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的进程。对严重依赖海外资源和市场的日本而言,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受贸易环境不确定性以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影响,日本政府加大了对供应链安全保障的重视程度,并强化了相关政策和资金投入。鉴于日本在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地位以及此次供应链安全保障政策调整中的价值观取向,日本在供应链安全保障领域的新动向和新调整将给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以及中日两国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带来深远影响,值得关注和研究。     

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与工资上涨——基于家庭分工的视角

基于贝克尔家庭经济学和时间配置理论可以证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劳动供给并不是无限的。受制于家庭分工的约束,供给曲线呈特殊的阶梯形态：随劳动供给的增加,农业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不断提高,且幅度不断扩大。劳动供给对工资的反应是非连续的：只有当工资上升到新的保留工资水平时,劳动供给才会增加;否则,工资上涨并不能带来供给增长。与这种特殊的供给形态相对应,工资上涨的主要动力从农业收入转向工业劳动需求。内蒙、甘肃两省1,500个农户的调查数据证明了上述判断。当劳动需求扩张时,由于工资的微调不能带动供给的微调,劳动力市场将长期难以出清。这提醒我们,当前农民工工资上涨与用工短缺并存现象很可能源于劳动剩余条件下的供给不足,并不必然意味着剩余劳动力枯竭,不能作为刘易斯拐点到来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