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宋明新儒学到现代新儒学

作者从中国文化哲学、传统学、新人学而进入和合学的探讨，认为和合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具有首要价值，是超越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尝试。作者指出，宋明新儒学的缺陷是把此在所以然与彼在所以然混淆起来。现代新儒学接着宋明新儒学讲，而有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之分。现代新儒学的基本内涵是：以民族生存的关切情怀，以融摄西方文化之新，而归宗为儒学的精神价值，并以重建儒家形上学为理论核心，以重立儒家理想价值为职志，以开出现代新“外王”为标的，体现出对于文化危机的反思，意义世界的追求，终极关怀的寻觅。但在当前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都有成为旧学的趋势。     

20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重大问题检讨之七新儒学研究(笔谈) 近20年当代新儒学研究的反思

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精神正在经历着冲突和裂变 ,其中 ,有两种于 90年代初迅速兴起的文化思潮特别引人注目 ,这就是现代新儒学和后现代主义。本期我们特邀了我国著名的新儒学研究专家郭齐勇先生、郑家栋先生、颜炳罡先生、李翔海先生和姚才刚博士、王国有博士 ,对我国近年来新儒学的研究和发展进行反思。他们从不同的视域对当代新儒学加以定位 ,给予前瞻 ,在新儒学对中国社会文化发展中所产生的价值取向、社会效用及问题意识等方面作出了不同的 ,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有的学者认为 ,现代新儒学光大了中国人文精神 ,对世界现代病提出了中国人的批评反省 ,可以救治现代人的危机 ;另有学者则认为新儒学没有真正找到重新切入已经大大改变了的社会生活的现实途径 ,儒学只能够作为“游魂”走入新世纪 ;还有的学者从抽象的文化观念、脆弱的理论前提、虚假的问题意识、消极的实践意义几个方面探讨新儒学的缺陷。这些争论很难完全达成共识 ,但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化     

“以国故整理科学”:《儒学五论》与国史体系重建

晚清民国时期,以西方学术重构中国文化体系成为近代新学术社会建立的必要环节.国难之际,科学学术与民族精神间的张力日趋紧张,如何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与现代学术、社会之间建立联系,成为学界的焦点.蒙文通撰述《儒学五论》,以秦汉新儒学为轴心沟通中华文明义理之学、经史之学,力图重建国史体系,阐释中国历史文化中义理、制度与事实的能动关联,回应清季以降纷纷扰攘的经史、中西文化论争,为在现代学术语境中落实与实践“明体达用”之儒家提供有效途径.     

西学东渐和中国现代哲学的形成

中国现代哲学是在西方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其路径主要有三条: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欧美科学哲学的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科学哲学;而西方人本主义哲学和"东方文化主义"则构成了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和背景。中国现代保守主义思潮又包括两个流派:其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形成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学;"其二则是政治保守主义的"三民主义哲学"及国家主义。     

儒学热的冷思考

儒学热是以现代新儒学及其研究成果为其学理基础的,儒学热与人们热爱传统文化并试图恢复这一传统的情感诉求有关,媒体的宣传造势也有推波助澜之功效;儒学热也与意识形态本土化等政治诉求关系密切。这股儒学热实质上是一场新的造神运动,其中包含有"法先王"的历史意识、儒学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借儒学之名推行政治儒学及其理念等内容。如果在复兴儒学的过程中掺杂过多的其他因素,儒学有可能以被复兴的名义而丧失其生命力。     

孙中山与现代新儒家思潮

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思想关系十分密切。他既注意清除儒家思想已经僵化的躯壳，又努力提炼其中的精华，加以宏扬光大。他从现代的视角和开放的心态看待并转换传统，使之适应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英明地预见到儒学的现代价值。他在厘清儒学范畴、构想现代儒者人格等方面均有重要的建树，因而对于现代新儒家思潮有相当大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孙中山对现代新儒家思潮的兴起起了前导和先驱的作用。     

政治儒学的兴起及其对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

在最近20年间,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进程中思想空间与舆论空间的开放,也随着中国在全球性现代化运动中出现的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和对西方文化现代性的反省,现代新儒学在中国大陆出现了新的开展.政治儒学的发生与发展,就是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在其新开展中所出现的一个有影响的重要现象.     

“士”与钱穆的文化历史观

由"以士释史"所体现出来的钱穆之文化历史观,不仅源于他所持守的"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领导"中国史之演进"以及"历史即文化"等观念,还缘起于他对晚清民国史学界"考订派"与"革新派"之弊端的批评与纠偏。钱穆"以士释史"的文化历史观的价值与意义在于,通过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士"来说明中国历史道路、社会性质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以破除那些基于西方观念生硬解释本国历史的不当做法。但钱穆在"以士释史"时,简化了中国历史演进中事实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把"士"作为一个终极因素,夸大了"士",尤其是"士"的精神在国史演进中的解释力。以钱穆为代表的"文化史学"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化士学为民学:泰州学派变革儒学的当代启迪

以王艮为旗帜的泰州学派,学术上根本的抱负,就是致力于儒学民间化。泰州学派的儒学民间化,是打着阳明学旗号对传统儒学进行变革。泰州学派以“百姓日用即道”为思想纲领的儒学民间化、儒学世俗化之变革儒学的运动,是在儒学史第一次试图将儒学由“士学”变成“民学”的真正的实践运动。现今推行儒学当代转化,最有必要从泰州学派那里汲取的启迪就是:当代的儒学变革(儒学现代转化),不能循其他路数进行,只能循“化士学为民学”的路数进行。为了以这一路数推行儒学现代转化(儒学现代化),当代儒学从业者(儒学现代化的担当者)须通过“三个转变”以落实“三个改变”。     

文化转型中的中国知识分子

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内产生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士不是自由职业者，而是具有官僚等级身份，成为官僚后备队，发挥着为社会制造合法性及政治监督等功能。在第一次文化转型中，产生了以西方文化为背景的新知识分子，他们担当了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在五四后的社会革命中，新知识分子转化为具有民粹倾向的革命战士，同化于工农大众，其特殊社会角色消失。在建国后，知识分子变成不具有独立身份的“国家干部”，并受“左”的思潮打击，丧失了知识分子的积极社会角色。第二次文化转型即改革开放中，现代新知识分子诞生，他们开始摆脱行政等级身份，向自由职业者过渡，并且重新担当起新文化的启蒙者和传统文化的批判者的角色。从而成为改革和现代化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