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理学正名

朱子继承、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集理学之大成。重回经典,在理之观照下,系统阐释朱子各个方面的思想,论述理与其整个思想体系各个层面的关系,可知朱子思想始于理、成于理、归于理,一“理”以贯之。理具有本体性、主宰性、参与性和归宿性等特性,而心不具备这些特性。理作为本体,是主宰者,主宰一切（包括心在内）、参与一切,是一切的唯一归宿。朱子构建了一个立体的、圆融的、不断循环、从不停息的流转图式,它贯通朱子思想体系。朱子思想是理学,不是心学。为明确厘清理学与心学的界限,朱子关于心的论述应该称为心论。     

丘濬的领导观

丘濬的《大学衍义补》，堪称一部治国百科全书，其中蕴涵着丰富的领导思想的资源。丘濬的领导观，以传统儒家民本思想为主线，从君主社会角色的期待，君臣的分权合作，用人和理财等方面，对君主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系统梳理丘濬的领导观，在构建服务型政府的今天，也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朱熹理治社会论

中国宋明社会与先秦汉唐社会是两个特征明显不同时期,宋明社会已经转向到"以理治国"为核心治国之道的"理治"社会时期。宋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以朱子理学为宗,完成了由礼乐政刑向德礼政刑治理路径的转变,创立了儒家学说的"道统"体系,描绘了"天下平"理治社会的理想境界,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独具理论特色和现实价值的理治社会论。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对胡锦涛治国理政思想的坚持与发展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在总结以往治国理政经验和吸收前人思想的基础上产生的。作为党的前任总书记,胡锦涛鲜明地提出了治国理政的重大命题,并围绕治国理政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胡锦涛的治国理政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习近平继承和发展了胡锦涛治国理政思想,并在多个方面实现了创新,为有效治理国家提供了行动指南。探究习近平与胡锦涛在治国理政思想方面的内在联系,对于准确把握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脉络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科学内涵与理论意蕴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有一个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其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治国理政的目标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治国理政的道路遵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治国理政的总体方略,新发展理念是治国理政的理念指引,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治国理政的核心命题,经济社会发展新常态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依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是治国理政思想的战略保障,党的领导是治国理政的根本保证和最本质特征。这些内容构成一个内在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     

杨万里民本思想的核心内涵及现实意义

杨万里认为南宋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是统治者涸泽而渔式的牧民政策,由此他提出与先秦孔孟以来的一脉相承的民本思想.其核心内涵是民为邦本,民众休养生息是为政的根本;国运在民,理民财、结民心是保国的根本大计.杨万里不仅在诗文中探讨弘扬民本思想,而且在漫长的为官生涯中身体力行实践仁政.扬万里对民本思想的探索和实践丰富了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论述,同时在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建设中仍有现实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传统文化意蕴研究

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智慧和经世理政哲理,对习近平新时代治国理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文化深入地学习,为其治国理政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根基;对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为其治国理政思想把握了正确的价值导向;对传统文化的灵活运用,又为其治国理政思想提供了思想启迪.深入研究和学习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中的传统文化意蕴,对于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深悟透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逻辑与定位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从历史逻辑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从理论逻辑来看,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当代表达和具体形态。从历史维度和理论维度的综合把握中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发展、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继续,是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起点和重要成果。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与左翼文艺大众化

左翼文艺大众化的出发点并非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但文艺大众化和民本思想在三个方面有相通之处：其一,民本思想“君为政本”的宗旨和文艺大众化的革命目的让二者都带有强烈的政治属性;其二,民本之“民”懵懂无知,缺乏主动性,大众化之“大众”本来带有西方的民主色彩,但知识分子的引路人姿态使大众成为被动的跟随者;其三,民本思想主张“政在养民”,养民离不开“养心”和“化民”,大众化运动主要是在“化大众”,“化大众”和“化民”类似,都需要“养心”。     

曾国藩的“理治”思想探论

曾国藩作为晚清名臣和理学中兴的代表人物,其理治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治国＂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德治、礼治和法治的合理因素,结合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而形成的,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总结。其主要内容包括理学执政、理学治军、理学持家三个方面,体现出保守性、中庸性和集成性三个显著特点。为实现理学治国的梦想和挽救清王朝的覆亡,曾国藩进行了一生的实践和努力。但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种理想最终走向了破灭。曾国藩理治思想的合理内核也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简论周公旦为政方策

周公旦是西周初期的一位大思想家和政治家。以周公旦为代表的西周统治集团的为政思想和方策对后来长达几千年的中国封建制度文化起了“最初基石”的作用。周公旦的为政方策主要包括君权与族权结合，强化王权专制；敬天与保民结合，力行文王德政；亲亲与尚贤结合，巩固周姬天下；治国与治身结合，以法纠职正官。     

以人民为中心是新时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思想主线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该思想体系在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系列重大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在完整梳理和高度凝练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基础上,逻辑严密地实现了思想体系构建的巨大提升,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高度和新     

试论党的人民本位思想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体现与发展

民本思想是多彩多姿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的主要精华之一。民本思想就是指主张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并以民众为发政施治之基础与标准的政治学说。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但中国古代儒家的民本思想由于受到阶级性的限制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也从来没有真正的为群众利益着想,尽管其民本     

《查干·图和》中以教治心以政理世思想

《查干·图和》即俗称《白史》,是一部记载忽必烈制定的政教并行制度之典籍。其所贯通的以教治心以政理世的统治思想,对元代及其后来的蒙古旅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有必要进行认真探讨。     

浊气是否有理?——论朱熹理学中善与恶的宇宙论来源

在朱子思想中,天理(理一)与自然之理(分殊之理)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浊气是否以及如何有理的相关问题,需要得到厘清。如果浊气无理,则与朱子宇宙论中万物皆有其理的思想相悖;如果浊气有理,则理失去对气的规范作用。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仔细区分和解释不同类型的气与不同类型的理。如此,难题依然会出现：不同的理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既然天理和自然之理是连续一致的关系,为何作为秩序本身的天理是纯善的,而作为各种事物之秩序的自然之理不是纯善的?而如果自然之理不来自于天理,那么二者之间又出现断裂,与朱子思想相悖。天理既然纯善,又何以出现自然之恶?自然之善恶与人之善恶的来源分别是什么?首重认知心的横摄系统能否开出道德?天理的道德规范之内容是什么?文章的论述将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并提出朱子理学开出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可能性。     

论康熙以“理”治国的理论与实践

在熊赐履等理学臣僚的影响下,康熙的理学思想形成。但是真正将理学付诸治国实践则与“三藩之乱”密切相关。康熙以“理”治国思想的内容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将厚风俗、正人心视作国家长治久安和实现“敦庞之治”的根本途径;二是树立了“端本清源,源清流洁”的吏治与法治观念。汤斌受重用与被谴责的过程鲜明地体现了康熙对理学臣僚始而寄予厚望、终而大失所望的心态,也最终导致了他对以“理”治国思想的反思。     

略论熊赐履的理学思想

熊赐履是清初孝感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亦是一位理学大家。本文认为,他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重主敬、推崇躬行和“崇正黜邪”三个方面。熊赐履以朱熹理学的传承者自居,著书立说,大力弘扬朱子理学思想,竭力捍卫理学的独尊地位,在清代具有重要影响。     

再论张栻的《诗经》研究

张栻除了在《论语解》中对《诗经》进行了整体观照外,还对《诗经》的多篇诗篇做过个案研究。张栻以二《南》为本,以政教为中心,注重对《诗经》治国理政思想的探究。作为理学家,张栻的《诗经》研究具有“六经注我”的色彩,部分解读《诗经》的文字已经变成了他演绎自己理学思想的载体。张栻也着力于《诗经》艺术性的分析,在他的《诗经》研究中并没有表现出以文害道的观念,他对《诗经》情感传达的体悟、对赋比兴及其他艺术手法的揣摩,都反映了其较高的文学品鉴力。张栻的《诗经》研究尊《序》较多,保守性较强,再加上没有留下研究《诗经》的独立专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他在诗经学史上的地位。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最初表达(1988年-1990年)

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将进一步推动和塑造着这一理论成果的丰富、发展和完善。1988年9月-1990年5月习近平在担任中共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提出了一系列具有现实针对性、理论创新性和制度设计前瞻性的思想,是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的最初表达。     

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思想基础

朱子人性论是“自然常道”思想基础上强调“当然”的客观道德价值论。戴震对理学的深刻批判同时导致了人们忽视了朱子人性论的自然主义思想基础。朱子通过对天道的体认,揭示出人性的自然之常道。在中国思想中“自然”是一个功能性范畴,表征“自己如此”,“自然而然”。强调朱子人性论的自然常道之基础,并不悖于其贯穿始终的道德价值目的论。朱子以理体代替道体,注重“天理自然之本体”,突出了“性即理”的命题,同时又推出了“性气”范畴,使其人性论未脱离理气框架的二难局面。其理欲观、道心人心之辨及其修身论,都是自然常道基础上的人文道德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