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汉语研究的又一力作

方一新先生过去曾经发表过《中古汉语语词例释》和《中古汉语读本》二著，显示了深厚的学术功底和精辟的治学方法。近来他又有《东汉魏晋南北朝史书词语笺释》(黄山书社1997年版)问世，在中古汉语...     

社科院重点课题“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又有新成果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承担的院重点课题多卷本“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继《夏商社会生活史》和《元代社会生活史》之后,今年又出版了另外三卷:《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史》(朱大渭等著)、《隋唐五代社会生活史》(李斌诚等著)和《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     

归于平淡后的思考——谈中古文学研究的两项基础性工作

现代意义上的中古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所谓中古文学,约定俗成,一般是指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不少研究者上挂下联,东汉以迄隋代,亦多有论列者。 近些年来,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已经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与数年前那场如火如荼的文学史宏观研究的探讨密不可分。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不可否认,当时也确有不少文章空空如也。其实,这不是一时的弊病。几十年来,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界善于用这种大块文章装点门面,如七     

Monks during the Period of Six Dynasties: Special Messengers of Cultural Exchange

在古代中国,不论是官方往来,民间交流,或是其他方式的交往,终究受制于一定条件,而且由于政治制度、文化背景乃至风俗习惯的差异,各地之间的交流往往存在着很深的隔阂乃至偏见。唯有佛教文化例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绝大部分统治集团,多视佛教为神明,顶礼膜拜。因此,各地的佛教文化交流几乎是无条件的。六朝僧侣作为文化交流的特殊使者,纵横南北,往来东西,在传播佛教文化的同时,也在传递着其他丰富的文化信息。其影响所及,不仅渗透到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从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在文化中心的兴衰及其文化交流的若干途径看,从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佛教思想对于中古诗律演变、中古文学题材、中古文学思想的巨大影响等方面看,六朝僧侣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传播过程中,的确起到了特殊和重要的作用。     

南北朝监察概论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作为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在历史上发挥过显著的作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监察制，则具有承上启下的特殊历史地位。本文系《魏晋时期监察概论》（《浙江学刊１９８９．４）的续篇，两篇文章共同为魏晋南北朝的监察在整体上勾出一个轮廓。     

日本的中国史研究

1984年日本学者的中国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其时限自殷、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直至近代.涉及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就研究范围而论,则包括考古、金文、国家、社会以及经济史、财政史、政治制度史、对外关系史、军事史、法制史等方面.日本《史学杂志》1985年5月号出版专集,对此进行系统     

高句丽语名词的语音和语义重建

高句丽语是已经灭亡了的高句丽民族的语言。对高句丽语的重建只能借助《三国史记·地理志》中的地名和中国史书所记载的高句丽人名和官名等来推断。重建用汉语标音的高句丽语,首先要将高句丽语词整理出来,然后借助汉语的上古音和中古音对其语音进行还原。此外,还要借助周边民族的语言与之相比对才可能将高句丽语进行最终识别。     

谈早期汉译佛经在大型语文辞书编纂方面的价值--以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为例

早期佛经保留了相当多的口语词 ,是汉语词汇研究和辞书编纂的重要语料 ,本文以东汉支娄迦谶译《道行般若经》为例 ,从收词、书证、义项、释义四个方面 ,揭示了早期汉译佛经在汉语辞书编纂方面的重要价值     

《水经注》词汇性质浅论

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是南北朝时期代表北方语言特色的重要文献。从汉语词汇史研究的角度把该书的词汇分为上古词语层和中古词语层,其中中古词语层又包括南北朝时期通行的书面词语、佛教道教词语、实际生活的歌谣词语和方言词语、以及郦道元自创的新词等几个方面,以期对《水经注》词汇性质有清楚的认识,为深入研究该书词汇系统以及南北朝时期北方语言提供参考,也为专书词汇研究提供某些个案经验。     

司马昭经略关中——重读《三国志》的一点浅见

在给历史专业高年级学生讲授《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时,不得不讲"蜀魏对关陇地区的争夺战",尤其是在曹魏后期,司马氏代魏的过程中,魏高贵乡公曹髦临死前说的话"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一直不绝于耳,似哀叹,似悲声,更是无奈之举。从表面上看,这句话十分明了,但细想似有失公允,它只是曹髦的一面之辞,并不能反映事物发展的本来面貌。故又重读《三国志》有关纪、传及今人著述,将所想之大略,攥成小文,以申管见,就教方家。     

隋唐目录学的发展及其成就

我国的目录学自汉代形成以来,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到了隋唐时代出现了一个繁荣阶段,它的发展和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由于图书的大量增多,使书目更加丰富,从数量和种类上均比以前有所增加;其次,由于魏晋南北朝书籍分类的活跃,使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在这一时期正式确立;第三,由于继承和发展从汉代到南北朝时期的目录学传统,使书目的创作体例也进一步完善。就此可以说明,隋唐目录学既是对汉魏晋南北朝目录学的总结和发展,也为宋代目录学的进一步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隋唐目录学在中国古代目录学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轻松的先秦文学史——读张庆利主编《中国文学史话·先秦卷》

１９９８年１０月，吉林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一套“轻松的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话》。全书包括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代、辽金元、明代、清代、近代、现代十卷。以故事的形式，以生动活泼的语言，依据文学史最新评价，对文学史上的作家、作品、文...     

关于魏晋南北朝士族、庶族问题的再探讨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士族、庶族等词汇的区别和划分问题,由于说法或者语境的不同往往产生歧义。针对上述问题进行比较、辨析,可知严格意义上的士族就是指高门士族,其余所谓的＂次等＂与＂低级＂士族并不存在,不应视为士族。     

后汉“党锢之祸”起因新探

“党锢之祸”是东汉末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从某种程度而言,党锢事件影响了之后的历史走向,魏晋南北朝的士人气象亦由此而定。因而“党锢之祸”成因的研究对于深入了解后汉末年的政治史颇具意义。而且,党锢事件的爆发并非由宦官一手促成,士大夫阶层本身亦有问题。“党锢之祸”主要由以下三个方面造成：一是东汉皇权与地方士族的冲突;二是宦官集团对党人集团利益的侵犯;三是党人“错误”的政治理念。     

汉唐历史变迁中的南方与北方

汉唐同为中国古代盛世,其历史进程不无相似之处,其历史变迁亦显而易见.汉唐间的差异,都渊源于汉唐之际的魏晋南北朝.从大一统的秦汉皇朝,中经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到重归一统的隋唐帝国,构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整而典型的"朝代循环".这不仅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划阶段的意义,而且还使中国中古历史与罗马帝国灭亡后的欧洲中世纪历史发展路径迥异.汉唐间历史发展的这种取向,实质上是与当时的南北区域背景,特别是与六朝时期特定的南北关系,有着密切的关联.其中,南方在汉唐历史变迁中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首先,东汉以来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进步及其地位的提高,为孙吴及东晋南朝政权的建立和维持提供了基础,使中国历史的发展由东西相抗,中经三国鼎立过渡,最终形成为数百年的南北对立之局.其次,永嘉之乱后北人的大规模南迁,使汉魏西晋的传统文化随着晋室南渡而迁移、保存于江南,并与南方文化兼融混合,最后演化形成一种新的文化,成为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和代表.而后,随着隋唐帝国的建立,天下重归一统,政治中心重建于北方,在东晋南朝得到新的发展的汉魏文化又被回馈给北方,中国历史又重新走上从汉魏西晋到东晋南朝一脉相承的发展道路.再次,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东晋南朝政权的存在,推动了十六国北朝内迁北族的汉化进程,进而推动了南北统一的进程.贯穿于南北朝时期激烈的南北正统之争,恰恰表明了南北朝在文化上的趋同,而南北政治统一实以南北文化的交流和统一为先导.可以说,文化是南北统一的凝结剂和催化剂.     

浅议《齐民要术》农业生产类动词的系统性

《齐民要术》(以下简称《要术》)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农业百科全书,作者用当时的语言详细记录了北朝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在农业科学史上及汉语史研究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作者贾思勰,山东益都(今山东寿光县)人,曾任北魏高阳太守,有感于农业生产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移民运动与中华文明的整体升华

东汉末年以后,战乱频繁发生,致使魏晋南北朝时期陷入动乱割据状态,并不断发生移民运动。汉族移民倾向于从中原奔向周边地区,因此汉族文化也呈现从长安与洛阳向四周播散的状态;原居于周边的少数民族,则大量地涌向中原或其他地区,并带入了异彩纷呈的文化。移民运动推动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丰富了各民族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从而使汉族古老的传统文明具有了强劲的新鲜活力,随着安定统一局面的逐步形成而得到整体升华,成为代表广泛的民族文化的中华文明。     

魏晋南北朝婚俗初探

本文着重探讨魏晋南北朝时期婚礼婚俗的特点，以及北方婚俗和南方婚俗的异同。     

论刘勰的楚辞学说

刘勰是继刘安、司马迁、刘向、班固、王逸之后又一重要楚辞学者。他在《文心雕龙》中,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楚辞研究成果,经过开拓发展,形成了系统观点,构成独具特色的楚辞学说,把楚辞研究推向了新阶段,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楚辞研究的最高成就,在楚辞学史上     

论魏晋南北朝“礼”与“法”的结合

魏晋南北朝"礼"与"法"的结合,既是西汉以降的继续,也是这个过程发展的新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法概念不同于两汉,不但指国家礼仪制度和法律,还包括家礼和家法。与礼法概念相同的还有"礼律"。礼律并列的概念更是直接地反映了礼法的结合。礼法初步结合大致发生在汉末三国,紧密结合发生在魏晋以及北朝北魏孝文帝太和以后。礼法紧密结合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二者在思想认识、法律制定、司法实践等方面的全方位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结合的紧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机结合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礼法结合区别于前代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礼制执行的刚性化,刑事案件中的礼法结合,不因礼废法,法不离礼独行几个方面。礼与法的有机结合无论在礼制发展史还是法律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自此以后,这个有机体就变得牢不可破,一直影响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