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冕隐居绍兴城南九里考

宋濂《王冕传》称王冕晚年隐居九里山,一般认为九里山在其故乡诸暨枫桥镇北九里。但无论是王冕本人作品,还是同时文人的记载,都明言其隐居在会稽,具体地点是绍兴城南的九里,即今绍兴市越城区鉴湖镇的九里。这里是会稽山的西北麓,所谓九里山,是指九里这一带的山地,而不是名叫九里的山峰。王冕隐居余姚、诸暨九里等说法,均因地名附会而言,不能成立。     

从《流言》到《爱憎表》——晚年张爱玲人生观念的转变解析

2016年张爱玲最新"遗作"《爱憎表》手稿整理结束,并在台湾和内地相继刊出,这一自传性散文的发表为考察晚年张爱玲人生观念的转变提供了重要资料。张爱玲在早年散文集《流言》和晚年散文《爱憎表》中对相同事件有着不同的表述,通过对此现象的研究可以探析晚年张爱玲人生观念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在她对死亡的重新思考和对回归家庭之爱的渴望。     

会通朱熹与王阳明如何可能?——以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为中心

《朱子晚年定论》是王阳明为了宣扬其学说,以朱子之言论为自己的思想体系作论证的一部编著,同时也是研究会通朱熹与王阳明的重要著作。在《朱子晚年定论》中,王阳明从朱子对往日之学的悔悟、强调"立本"、重视体认本心、提倡"静坐"、倡导"省察"等多个方面,来证明其学说并不谬于朱子,以此来消弭学者对其学术思想的非议,从而达到宣扬自己学术思想的目的。可以说,《朱子晚年定论》首开会通朱熹与王阳明之先河。     

晚年丁玲办《中国》与新时期文学

创办《中国》是晚年丁玲最重要的文学活动,办刊的种种艰难以及与作协党组的紧张关系,折射出她在新时期文学的"边缘"位置。晚年丁玲的"边缘"位置反而促成了《中国》的"先锋"姿态,她企图在新时期恢复延安文学传统,但最后拉开了先锋文学的序幕,她以特殊的方式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的转型。     

晚年胡适的知人论世

或许正因为是"晚年",而且又是"谈话录",《胡适之晚年谈话录》才别具价值。中国人向来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谈话不     

王世贞《艺苑卮言》的乐府诗论

王世贞之于乐府诗的批评,主要反映在《艺苑卮言》一书中。此书的"乐府诗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乐府艺术论"、"乐府诗人论"、"具体作品论",且各具成就与特点。王世贞对李东阳《拟古乐府》所进行的评价,早期与晚年之所以截然不同者,主要是因其内因与外因所导致,使得王世贞晚年不仅"自悔其少壮之误",而且还"于论西涯乐府",乃"三致意焉"。     

论严嵩《南还稿》的艺术成就

严嵩为明嘉靖朝要臣,然囿于"奸臣"之名,学林对其诗名诸多贬斥。《南还稿》为其晚年最后一部诗集,然学界目前对此关涉不足。通观《南还稿》诸诗,较之严嵩此前诗作,诗风转为自然朴实,诗作多抒真情实感。除此,于《南还稿》诗中,可观得其作品中景情交融之纯熟、修辞手法之停当、意境烘托之洗练的作诗技巧,于诗歌创作而言,诸般技巧实则已至圆融。《南还稿》不仅显示严嵩晚年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亦可反映其晚年心态,有一定的史学价值。     

从《牛棚小品》论丁玲晚年创作的个性

《牛棚小品》是丁玲晚年的创作,从其刊出背景及内容分析可以看出丁玲晚年创作的个性特色:一方面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进行小说创作,真诚地歌颂党、歌颂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从主体感受出发,创作了以《牛棚小品》为代表的美学价值很高的一类作品.尤其是她的后一类作品表现了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有着"武将军"的豪迈洒脱,同时,作品进行了探幽入微的心理描写,有着"文小姐"的细腻柔婉.丁玲晚年并没有失去创作个性.     

沈周的晚年阅读与诗论——以诗话《吟窗小会》为例

《吟窗小会》是沈周晚年在阅读《瀛奎律髓》等书时所作的诗话,集中体现了沈周追求"自然"的诗学思想,亦为我们提供了沈周阅读、书画创作之背景,是研究沈周及明代吴中文坛的重要材料。     

要正确评价晚年的马克思——与《马克思晚年的困惑》一文作者商榷

读了《光明日报》1989年5月29日发表的张奎良同志的《马克思晚年的困惑》一文(以下简称《困惑》),觉得他对晚年马克思的评价不符事实,提出商榷。一、关于所谓马克思晚年对革命的困惑问题     

有意味的形式──论《故事新编》与《神曲·天堂篇》

本文从《故事新编》与《神曲·天堂篇》结构、题材的相似性人手,探讨但丁对鲁迅的影响,进而指出鲁迅晚年在思想上"没有走向天国"的原因,为鲁迅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论扬雄“尚智”的理性精神——以《法言》为中心

扬雄晚年致力于"纯儒学"的建构,仿《论语》作《法言》,将他的基本思想都凝结在《法言》一书中。《法言》在扬雄的思想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它最大的贡献是提出了"尚智"理论,其中蕴含的理性主义精神是其思想的最大价值所在。这种理性精神突出体现在其经学观、圣人观、人性观、政治观等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与治——王安石以道求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王安石以"道"求"治"的政治哲学,是从早年到晚年演进深化的过程.在其早年,王安石认识到分裂的先王之道无法言治,于是从"道之不一"转而"求道之全".在学术中期,其以诠解经书、诠解经义的方式"求道",但因其释经行为存在主观性,传播方式存在强制性,使得他所阐发的道,并未得到士人的认可.至晚年退居金陵,他通过著《字说》诠解文字本义,来确保所诠经义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但王安石为把治世观念注入经义,导致《字说》中的文字诠解,往往牵强附会,故而由《字说》挖掘经义,由经义呈现圣王治世之道,再由道求治的政治哲学建构并不成功.     

对提出恩格斯“和平长人新社会”思想的质疑——与张有军先生商榷

《恩格斯"和平长入新社会"思想探析》一文,有三个值得质疑的地方:恩格斯晚年是否提出与倡导了"和平长入新社会";在恩格斯晚年看来,暴力革命是否由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越来越失去了应有的作用;普选权的实行是否意味着选举权就能够由历来的骗人的手段变成工人阶级解放的手段.     

汤因比晚年对中国文明的反思

汤因比早年与晚年的中国文明观大相径庭。早年他在《历史研究》中得出了中国文明已经僵化走向死亡的论断,而在晚年变为对中华文明极度赞誉。汤因比晚年改变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源于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主要表现在为对以西方文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全球性困境问题的真切痛思。汤因比晚年中国文明观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他认为中国文明有利于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主要表现在:中国模式对"世界国家"的建立,儒家思想对新政治哲学观的确立,佛道思想对当前生态问题的解决。     

巴金晚年思想的再思考--重读《随想录》和《再思录》

巴金晚年的思想集中表现在《随想录》和《再思录》中,其核心是对"人"的呼号与探索.无论是坚持"反封建"、提倡"讲真话",还是"寻找理想"、"愿化泥土",都是旨在"做一个更好的人".即使是说"我不是文学家"、"我不追求技巧"等等,其实质也是在讲"做好人".     

马克思《人类学笔记》对《资本论》的发展

本世纪70年代,在西方掀起了研究晚年马克思的热潮。一些西方学者把马克思晚年转向人类学的研究,看作是《资本论》研究的中断,并据此否认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前后一致性与连贯性。本文通过探讨《人类学笔记》与《资本论》的关系,说明了马克思晚年对人类学的研究,决不是马克思思想进程的“断裂”,而是他整个思想发展过程合乎逻辑的产物。事实上,马克思晚年正是通过对原始社会和东方社会进行历史研究,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形态、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等学说。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看,有充分理由断定,《人类学笔记》在本质上是《资本论》的深化。     

关于马克思晚年思想研究中的学术造假问题

马克思晚年思想的研究中存有学术造假问题:例如,有的论者为了把"卡夫丁峡谷"设想说成是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硬是把第二次俄土战争说成是"卡夫丁峡谷"设想的一种东方革命的背景;有的论者则说马克思在《资本论》跋里赞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俄国特殊发展观;有的论者甚至把考茨基的"跨越论"挂到了恩格斯的名下。应对上述造假问题一一澄清,以还马克思晚年思想的本来面目。     

利玛窦对儒学的理解及其对儒家经典的使用——以《畸人十篇》为例

作为西方第一位汉学家,利玛窦以欧洲天主教士独有的视角解读了儒学。他认为儒学是一个哲学流派并非宗教,在道德哲学层面与天主教义没有冲突。他用先儒经典中有关"天"的模糊概念"上帝"、"天帝"来诠释天主教的Dio一词,并将其译为"天主"。在利玛窦晚年撰写的道德伦理著作《畸人十篇》中,他引用《四书》、《五经》,成功地证明了天主教的两个重要学说:灵魂不灭说和天堂地狱说。     

马克思晚年《笔记》的价值之争

马克思的晚年《笔记》主要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中。它的价值之争,这次在我国始于1986年,集中表现在同年12月召开的“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学术研讨会”上,并汇编为《马克思主义来源研究论丛》第11期,《马克思人类学笔记研究论文集》特辑(以下简称《特辑》)。 《笔记》意义之重大是无疑的,问题是如何恰如其分地加以评价。国外学者对此众说纷纭。兴起马克思晚年《人类学笔记》研究热,是从美国人劳伦斯·克拉德在1972年编辑出版马克思这些笔记就开始了,他说:“在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在他的晚年重新捡起了青年时代所关怀的问题:对自然状态的人和文明条件下的人的批判。可是他早期的方案是从哲学人类学(人本学)的抽象概念出发的,而后期的著作是从有关人的现代意义的科学观点来考察问题”.可见他出版这些笔记,目的是要把马克思晚年思想和早期人道主义联系起来,使马克思成为“前后一贯”的人道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