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郭沫若诗歌主张与实践的几点认识

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杰出的革命政治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然而郭沫若这个名字首先被人知晓还得归功于他的诗歌。他最先是以诗人的面目赢得“知名度”的。 郭沫若从1919年开始写新诗,1921年诗集《女神》出版,成了当时震撼文坛的一件大事,从而奠定了郭沫着在中国现代诗坛上的开拓地位。几十年来,他在新诗、历史     

《电火光中》与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家国民族之思

《电火光中》是《女神》中尚未引起充分关注的重要诗作。诗人郭沫若在该诗的前两部分通过对米勒画作的创造性解读,以苏武和他的"弃妻"为镜像,表达了他在家国民族观念牵扯缠绕中的困境。他思念他的祖国,但他娶了敌国的女人。当时在日本留学生界盛行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要求有日本女人的留学生就地离婚,郭沫若的爱国资格受到审查和质疑。郭沫若在这一困境中伸张"国境之外,也还有人道,也还有同胞存在!"的理念,以超克当时的民族主义观念。     

论郭沫若早期思想、诗歌和泛神论的关系

在研究郭沫若早期思想和诗歌时,“泛神论”的影响是必然涉及到的一个问题。但是,泛神论在诗人早期思想中究竟占什么地位?它怎样具体影响诗人的诗歌创作?影响有多大?看法却颇不一致。有的同志曾经夸大它在诗人思想中的地位和创作上的影响,说泛神论是当时诗人世界观的“核心”,是诗人“培植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温床”,甚至     

追求幻美与抒写穷愁——郭沫若小说的叙事艺术分析

郭沫若是著名的诗人和历史剧作家,但并不乏小说意识。文章用现代小说观念解构郭沫若的现实题材小说,认真分析其叙事特征,认为郭沫若不仅开创了浪漫抒情小说的新文体,而且叙述角度、叙述语调、表达句式都有鲜明特点。     

郭沫若前期文艺观历史流变考论

郭沫若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阐发关于文艺作品“无目的性”与“功利性”问题的辨析,一直到20年代中期,这个问题都以文艺作品的“无目的性”和“社会使命”观念交替转换的形式表现出来。郭沫若当时在这一观念阐发上的不断“自我相违”与“左右摇摆”,并非仅源于其思想观念或者心态的复杂性,而是与其在不同环境中身份的转变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1925年以后,因无产阶级运动的蓬勃发展和个人思想的明确坚定,郭沫若便彻底“摇”到文学要承担“社会使命”的一端,再也没“摆”回文学的“无目的性”那一端。但在全面抗战历史阶段,郭沫若对文艺的“功利性”又赋予了不同的内涵。总的来看,郭沫若前期文艺现折射出他在不同历史境遇中“诗人”与“政治家”身份的“变奏”。     

郭沫若时代及其诗美觉悟

1919～1932年是新诗四时代链条上的郭沫若时代,郭沫若、闻一多是其标识诗人.这一时代的诗美创制表明了新诗从"真"到"美"的觉悟历程.     

从《女神》看郭沫若的审美精神

《女神》是郭沫若第一部新诗集,蕴涵着这位革命浪漫主义诗人博大、豪放的审美精神,值得学习、研究。对郭沫若诗中审美精神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深入认识郭沫若这位伟大诗人的崇高品行和高尚的革命情操,有助于培育当代青年创新、奋进的审美精神。     

论郭沫若与东方文学

该文主要论述郭沫若与东方文学的关系,着重分析印度"诗圣"泰戈尔、伊朗中古诗人莪默·伽亚谟以及日本文化与文学,对郭沫若思想和创作所给予的影响.探讨郭沫若如何融铸和吸纳东方文学的长处,形成其独具特色的创新精神和艺术风格.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与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

《女神》时期集外诗作的发掘和郭沫若早期新诗的文学史形象书写嬗变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通过《女神》与集外诗作的对照,既可以还原郭沫若早期诗歌多体式、多元化的尝试,也可以印证诗人创作中一直存在着的两极化创作现象。兼顾诗人风格各异的诗作,有利于调整对郭沫若《女神》时期的文学史书写。     

“五四”退潮后的微波──论郭沫若《星空》的艺术风格及其形成的根源

与《女神》雄奇壮美不同，《星空》呈显出优美、细腻、哀婉与沉潜的艺术风格．这种风格体现在诗集题材的选取，抒情方式的采用，意境的创设和整个语言风貌上．《星空》艺术风格与“五四”退潮后的时代有关，与郭沫若当时的哲学信你有着内在的联系，与诗人浓厚的中外艺术修养和刻意的美学追求分不开．《星空》艺术风格的变化，既是对《女神》清新优美一面的廊展，更契合了时代和诗人心绪的变迁，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反映了一定时代的真实，实现了诗人对“东方文学”审美情趣的追求．这无疑是郭沫若对新诗艺术的提高和开拓，对现代诗歌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如果说《女神》属子“雄浑”一品，那么《星空》则大抵属于“冲淡”一类，有力地说明了郭沫若是一位“雄丽并举”的大诗人，“他不是只能吹出一种单调的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