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戏剧民族之路的创意探寻

伴随着图像时代来临、视觉文化勃兴和人类视觉审美范式的嬗变,人类步入了一个景观社会和消费社会双重变奏的新历史阶段。在此背景中,传统艺术面向视觉化、景观化审美倾向的不断革新求变,成为历史的必然。20世纪以来,为应对影视媒介蓬勃发展的挑战,戏剧创作者和理论家努力突破剧场性的局限,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与实践。从文化艺术学的意义而言,它既像一块基石,以其鲜明的民族气质和典雅的美学追求标志了中国景观戏剧的诞生;又像一方路标,昭示着民族景观戏剧未来的发展方向。     

日本《景观法》的立法过程及其实施方法

在近20多年中的日本,不断加强融合自身文化特点的制度建设。进入21世纪后,日本通过景观立法和景观行政极大改善了城乡景观。由于景观的内容抽象、缺乏科学评价体系,能象日本一样,通过立法实施景观政策的国家并不多见。纵观日本景观立法的历史过程可以发现,除经济因素外,日本近百年的国民景观意识培养、地方分权行政改革带动的综合行政能力提升、以及"修景"传统等文化因素在《景观法》立法和实施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经验对于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期我国的环境改善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电影学“景观”概念的论争与实践价值

电影学中的“景观”概念，源自法国情境主义电影理论家居伊·恩斯特·德波的《景观社会》一书。在中国，关于“景观”话语的讨论则始于本世纪初。在电影学中，“景观”特指追求影像的视觉造型效果及其观赏价值的一种镜语范式，它把人们对“电影本体性”的探索从文本叙事层面转移到对影像内在规律的深入把握上。通过对“景观”概念意义功能的全面考察，可以纠偏当代电影在视觉建构过程中“唯景观化”、“奇观第一”等极端现象。     

诗意难求：关于中国历代“长恨歌图”不兴的一个文图学考察——兼论诗意图的文本选择和诗意生成

中国历代丰富庞杂的《长恨歌》图像谱系中,大多数是诗意难求的未确定或是有争议的图像,严格意义上的“长恨歌图”处于缺位状态。《长恨歌》题材的特殊性及其叙事性和传奇性特点使其更符合市民阶层的文化娱乐需求,而与文人对于抒情写意和深远超然神韵的追求异趣。传统诗意图采取的单幅山水人物画形式不利于《长恨歌》的图像化。因此,中国古代画家图绘《长恨歌》的兴趣和热情远不及《琵琶行》。中国历代“长恨歌图”的缺失也体现了诗意图在文本选择和诗意生成方面的独特要求。     

论旅游景观美的观赏

本文论述了旅游景观美观赏的重要性和复杂性，从几个方面提出了旅游景观美的观赏要求，并按不同的分类法进行了旅游景观美的观赏分类。     

论旅游景观的美学特征

本文从旅游景观的特征入手，分析论述了自然旅游景观的形象美、色彩美、动态美、听觉美、嗅觉美、巧合美，人文旅游景观的造型美、协调美、风情美、意境美等美学特征。     

日本城市景观建设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长期以来,日本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忽视发展城市景观建设。2003年日本制定并实施了观光立国战略,对城市景观建设提出新要求。为此,日本政府通过采取制定法律、成立专门政府机构、制定城市景观建设指导手册、对城市景观引入评价制度等措施,重点对城市道路、城市空间、水体景观、历史建筑等进行整顿,已经取得初步成效。日本发展城市景观建设的经验对我国具有一定的启示及借鉴作用。     

西安黄帝铸鼎地景观设计初案

《史记》记载,黄帝当年曾在西安荆山成功地铸造了铜鼎。据此,可以设计西安黄帝铸鼎地景观区。此设计应以当代景观学最前沿学术推进为前提,包括要突出作为荆山之＂神＂的＂鼎＂的视觉形象,以＂鼎楼＂为景观构图中心;按照《史记》中的记载,设计建造陂水相聚的＂鼎湖＂;根据《史记》＂迎日推策＂记载,在景区大面积使用太阳能。同时,继承发挥中国古代造景技巧,在＂天人合一＂中以友善的大自然为依托进行景观再发现和再完善,通过＂天人合一＂的造景引向伟大祖先的融入自然的坟墓,不断地聆听先贤的教诲而在尘世的诗意昂然中挺进未来。     

略谈《长恨歌》主题的模糊性

《长恨歌》的主题历来有争论,它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难题之一。 古代研究者们的评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以为《长恨歌》的主题是讽谕,“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另一种看法认为《长恨歌》只是写李、杨爱情,“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 建国后对《长恨歌》主题的讨论,主要有三种意见:一是讽谕说;二是爱情说;三是双重主题说。 讽谕说认为不但《长恨歌》全诗自始至终贯穿着对李、杨的讽刺,而且诗人的创作意图也在于讽刺。又有论者提出帝妃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爱情的观点,因而《长恨歌》只能是讽刺而不可能是歌颂。 爱情说…     

全球景观与被围困的人 ——贾樟柯电影"世界"的裂变

贾樟柯在"故乡三部曲"之后的故事影片 《世界》 不仅是他从"地下"转到"地上"的解禁之作,更表明了其电影"世界"地形学的初次裂变.因此,影片名称和创作者的无意识隐意在这里实现了双重的契合.在全球化和城市化大潮的裹挟下,小武兄妹在乡间小路上无意间踢到的可口可乐易拉罐发展为北京世界公园里的全球微缩景观,《站台》 里反复回乡的公共汽车被世界公园里无法起飞的飞机所取代.一方面是全球景观所营造的宏大神话,另一方面是在合理性剥夺的语境下被遮蔽的空间困境,贾樟柯电影"世界"的裂变成为中国人在转型过程中境况的悖论书写.     

《长恨歌》二重主题说辨疑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争议。其中主要一种观点认为:《长恨歌》一方面批判唐玄宗荒淫误国,一方面又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深表同情,两者互为矛盾,此即所谓“二重主题”说。如朱东润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在《长恨歌》的“题解”中说:“……其中对唐玄宗和杨贵妃生离死别的悲哀,寓有同情之意。诗以传说作为素材;而作者的目的,则不但‘感其事’,同时也意图通过这一事件,批判统治集团荒淫而招致祸乱,垂作历史教训。这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因而使得诗的主题思想复杂化。”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先生编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也均持这一观点。这一争议,迄今尚无定论。笔者以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不存在这一矛盾,不仅《长恨     

景观人类学的概念、范畴与意义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关于景观的研究逐渐得到人类学者的重视,并最终形成了景观人类学分支领域。景观人类学是指用人类学整体观的视角、比较的方法以及田野调查的细致工作,对人类景观的多元形态、样貌、性质、结构等作系统的考察,以探求景观在人类社会中的缘起、功能与意义。人与环境的互动、人类学的整体观、本地人的视角,是景观人类学的重心。     

论梁实秋译莎的文化意义

梁实秋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对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及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其＂述中之作＂的翻译原则发展了孔子＂述而不作＂的诗学理论;梁实秋译莎构建了20世纪中国＂多元＂文学话语,是＂文化软实力＂的标志之一;他的译文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现代汉语,拓宽了中国文学创作的思路;梁实秋译莎提升了中国现代戏剧思想内容的高尚性。     

浅析中国乡村景观价值与乡土符号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乡间、村落原有景观肌理逐渐被蚕食,乡村原始环境逐渐受到破坏.乡村景观价值愈发引起景观设计专业人士的关注,本文探讨乡村景观价值,并提出乡土符号在乡村景观中的应用.     

景观象征的类型划分与生成机制探析

景观象征的作品可以划分为惯用型象征、创造型象征与重构型象征三种类型。惯用型象征的生成机制是约定俗成,辅以语境约定,具有标志性、公共性、文化制约性等特点;创造型象征的生成机制是语境约定,它突破了时空文化的限制,具有开放性、新颖性、个体性等特点;重构型象征的生成机制是约定俗成并复合语境约定,具有包容性、再生性和雅俗共赏性等特点。总结景观象征的特点及其规律,把握景观象征的寓意及其生成机制,对于处在探索期的中国景观事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仿生景观:寒地城市建设的误区

城市公共环境中的仿生景观建设存在审美、经济、生态方面的误区,应采取从单一形态的观赏性向复合景观转变,实现这一理想目标,专业工作者要遵守职业道德,新闻媒体应主动担负起舆论导向的作用.     

辨白居易评价《长恨歌》的矛盾心态——兼论《长恨歌》归入“感伤诗”的意义

当白居易以文学家的审美眼光观照《长恨歌》时，言辞中潜溢着欣赏之情，而当他以政治家的功利眼光审视《长恨歌》时，往往又流露出轻视之意。封建文人所肩负的双重角色、所固有的矛盾人格，造成了白居易矛盾心态的出现。白居易以归类的方式重申了他对《长恨歌》主题归属的定位，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一把解开这一矛盾心态的钥匙。     

奥运行动计划与北京古城旅游景观

人文奥运是 2 0 0 8年北京奥运会的主要设计理念 ,其中 ,展现北京历史文化名城风貌是其重要内容。北京已有 30 0 0余年的建都历史 ,古城文化为奥林匹克精神赋予了新的内涵。所以 ,奥运行动计划对古城规划提出了新的要求 ,延续的历史剖面和标志性景观通过旅游化识别 ,向世界展示古老的东方文化神韵。本文对奥运行动计划中的古城设计进行了景观解读和诠释     

汉代关中地区聚落形态及其政治经济景观

关中地区是我国文明发祥最早的地区之一。两汉时期关中地区密布城邑及较大聚落,城是民众的普遍居住形态。到东汉末,由于屯田、豪族势力扩张、战乱、胡人内徙等原因,城郭急剧减少,人口或向较大城市集中,或在郊野过起了村落生活。从聚落空间分布看,汉代关中的中心聚落与其周围聚落群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形成了较密切的主从关系,并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动态的网状系统,构成汉王朝自上而下的统治体系。这种聚落形态直观地反映了两汉社会的政治景观和经济景观的体系构成。     

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莱辛戏剧思想中的古今之争

作为德国启蒙时代重要思想家、剧作家，戏剧的情感激发和道德功能是莱辛戏剧思想的核心关切。在《悲剧通信》时期，莱辛坚持颇具卢梭色彩的“同情说”,而到了《汉堡剧评》时期，则完全服膺于亚里士多德《诗术》的“净化论”。本文尝试梳理、分析和理解莱辛戏剧思想中从“同情说”到“净化论”这一今古之变，尤其侧重这一思想发展的特色所在，即在各种近现代观念掺杂的论辩逻辑背后，始终夹缠着莱辛对亚里士多德《诗术》的理解和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