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判例制度初探——以“断例”为视角的研究

判例是司法活动的产物,在东西方司法实践中,判例制度不断演进反映的是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民族特性。元代因其少数民族政权特性,判例制度更具有特色。元代习惯法在法律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法律与习惯之间的博弈始终贯穿始终,在与中原法制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判例所起的作用超过了成文法本身。立足元代“断例”,从与之相关联的条画、条格入手,深入分析蒙元判例的产生与适用,在其判例形成和方法技艺中找寻最适合民族习惯和成文法融合的节点,可以展现传统社会判例制度之深刻内涵。     

非营利性民营机构发展的法律规制——以非营利性改制医院为例的分析

我国非营利性民营机构增长迅速,在近年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的浪潮中,也有大量公益性机构实行民营化改制,以非营利性民营改制医院最具代表性.因缺失统一的改制规范,全国各地改制结果大多埋下了非营利性定位与出资人权益保护之间矛盾冲突的隐患,并引发一系列司法纠纷,法院裁判的立法和理论依据不足,也很难做到案结事了,甚至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应进行深入研究.承认此类机构出资人离职时享有部分增值权益,甚至可以转变为营利性的公司企业,也许是突破规制困境的可行路径.     

合作规制的行政法研究——以水污染规制为中心的分析

作为经济学术语的规制包含多种行政行为类型。合作规制是规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合作规制不是一种独立的行政行为形式,而是不同行政行为的组合。根据合作的紧密度,合作规制可以形成一个从自主行政到主体合并的动态光谱结构。合作规制在行政法学上的方法论基础是"行政法律关系论",价值取向是效率。     

“设计婴儿”的规制研究——基于英国、美国的比较分析

设计婴儿技术是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新技术,可以被用来对人类胚胎进行性别选择和基因特征选择,其运用在英国和美国引发了强烈的争议,两国出台了有关的伦理规则和法律规范。中国应该适时制定相应的规范,以有序规制这一新兴技术的发展,达到促进人类福祉的目的。     

被救助者失信行为的法律规制——以打破“救人反被诬陷”怪圈为中心

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必要的信任心理既是社会运转的必然要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救人反被诬陷"让人心寒,只会导致见死不救不断出现,并造成整个社会人际关系更加冷漠。打破"救人反被诬陷"的怪圈,不能一味责怪人心凉薄,也不能单纯诉诸道德感召。立法对被救助者失信行为的惩罚不力和司法对救助个案判决的失准是被救助者失信的重要原因。因此,应从立法和司法层面堵塞漏洞,通过立法加大对诬陷者的惩罚以矫正被救助者的失信行为,法院审理救助案件时应严格遵守举证规则,实现对救助者不被诬陷的权益保障,以营造一个有利于鼓励危难救助的安全社会环境。     

论规制性公共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历史演进为分析文本

公共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是指,政策执行客体和广大公众,对公共政策方案执行之可预期结果的主观评价和公共认同程度。其一般函数关系是:政策执行可接受性=政治权威的信任度.程序公正.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其中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对"可接受性"起决定作用,程序公正是构成政策客体公平知觉的重要因素。当分配公正的主观评价为负时,强化政治权威的信任度,能够增进政策执行的可接受性。考察当代中国环境规制政策执行的现状,发现在作为政策执行客体的当事企业,对环境规制结果缺乏政策感知和激励认同的情况下,以提升环境规制政策执行主体的政治权威为基础,加大规制客体分配公正的政策收益,以刺激政策客体对规制工具的价值认同,成为强化"规制性公共政策的可接受性"、落实地方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有效路径。     

抑制、规制抑或鼓励:外资并购的法律策略研究——以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为视角的展开与分析

在外资并购的立法策略选择上有抑制、规制和鼓励三种传统模式:抑制式立法策略过于强调外部市场控制与内部市场封闭,背离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立法方向;鼓励式立法策略能够满足市场对开放性和统一性的要求,但极易导致对开放程度的扩张性认识;规制式立法策略是对落后的抑制性立法动机的根本摒弃,是对鼓励性立法策略的改良式继承。当抑制式立法逐步被淘汰,鼓励式立法渐显随意之时,以引导式立法为突破的规制型法律策略成为外资并购法律制定的基本准则,并运用于我国外资并购法律实践之中。外资并购的引导式立法,要求根据我国外资发展实际,结合我国经济发展方向及国家产业政策法规的总体性要求,从进入、运行与监管等方面对外资进行全面引导,以实现外资并购的合法、合理、合规。     

国家追偿标准研究——以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相关规定为分析对象

国家追偿标准在国家追偿制度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追偿制度能否顺利运行。由于我国《国家赔偿法》并没有提供一个可操作性的标准,国务院也没有将追偿标准进行细化,而是授权地方人民政府作出进一步规定。因而我国的追偿标准实行的是“地方”标准而非国家标准。但是,有些地方标准缺乏可行性,地方标准之间同样缺乏可比性,这就使得法定的追偿标准在实践中无法产生实际效果。因此,要发挥国家追偿制度的功能,就应当以追偿的国家标准取代目前的地方标准,并逐步加以完善。     

论法律与权威——以拉兹的“服务性”权威观为进路

权威问题关系到法律对于人们行为的约束力.实证主义法学派反对自然法学派将道德作为法律权威的解释,坚持认为法律本身具备独立存在的理由与依据.拉兹以“行动理由”这一概念为基础,证成了权威是法律的必然属性,并用三个相互支撑的命题——依赖性命题、排他性命题、正当性命题,建立起其“服务性”权威观,认为法律权威来源于法律所提供的排他性行为理由,从而回答了人们为何有义务服从法律.     

《法官法》修订后法官惩戒的程序规制研究——以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度激活为中心的分析

两非原则是对法官追责的基本要求,即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依法履职不受追究.司法责任制改革之初创设的法官惩戒委员会制度是落实法官追责两非原则的重要支撑,为法官惩戒提供了专业评鉴和程序规制,已被新修订的《法官法》所吸纳;但实践中一直进展不大,几被搁置,亟待激活.要在整体把握制度演进的基础上,综合理解新修订《法官法》中违反审判职责的含义,并与《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等司法改革文件精神相协调.法官惩戒委员会的审查内容不仅包括法官是否构成故意违反职责、存在重大过失、存在一般过失或没有违反职责,而且还应包括重大过失与案件裁判错误之间的关联性,以及因此造成的后果是否严重等.法官惩戒委员会有从专业角度提出审查意见的权力,但不应享有无责、免责或给予惩戒处分的建议权.法官惩戒委员会的组成应坚持专业性原则;在审议程序设置方面,应彰显司法化方式;在与监察机制衔接方面,应尊重法官惩戒委员会的专业审查意见,建立异议和复议制度.在未来的制度发展中,可将职业伦理责任纳入法官惩戒委员会视情审议的事项.     

论禁止“过度刑罚”——以美国宪法判例与学说为中心的考察

自20世纪初,美国的一系列宪法判例和学说,不仅将过度刑罚诠释为宪法所禁止的酷刑的一种展开形态,而且还为其确立了具有一定客观性的判断标准以及一整套严密精致的认定方法。这种理论虽然不能照抄照搬到中国的语境之下,但无论是对我国禁止酷刑理论研究的深化还是对我国刑事制度改革的发展,均不无借鉴意义。     

宗教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以美国宗教团体的“苏丹运动”为例

冷战结束以来,宗教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从隐性转为显性。在美国外交事务领域,宗教以及宗教团体通过无形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有形的组织机构两个维度发挥作用。同时,其影响也受到各种传统及现实因素的制约。这在苏丹运动中就有程度不等的体现。苏丹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长期以来美国对非洲政策的所谓三不规则,通过媒体宣传、基层动员和社会运动等方式形塑了美国外交政策议题。苏丹运动同时暴露了宗教团体介入美国对外事务领域的局限性。该运动为人们了解宗教以及宗教团体如何影响美国外交政策、研究后冷战时期宗教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提供了重要案例。     

环境治理公私合作模式的法律规制——以私人参与式治理模式与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关系为视角

公私合作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治理方式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同时也面临着规制路径不明的现实困境。长期以来,我国的环境法治建设以私人参与式治理模式为主。在环境法领域,公私合作治理与私人参与式治理两种模式在理论基础、制度依据、实践现状等方面既存在差异也具有紧密联系。私人参与式环境治理模式的传统既从功能层面强化了公私合作的合目的性,也在规范层面造成公私合作中潜在的秩序失衡隐忧。应当在借鉴私人参与式治理模式有益经验的基础上,从三个方面构建环境治理公私合作模式的规制体系：将公私合作型环境法作为发展方向,实现环境治理模式间的功能性衔接,细化落实任务导向的具体合作制度。     

网络借贷的法律规制与监管建议——以“e租宝”为例

以P2P为代表的网络借贷行业在过去几年经历了井喷式爆发增长后,2015年在全国出现若干起影响巨大的非法集资案件暴露出网络借贷行业的立法和监管中的一些漏洞。文章以"e租宝"事件为例,首先结合现行的法律制度分析网络借贷平台的功能属性从而界定其法律地位,其次进一步讨论网络借贷中债权转让行为的合法性,最后对网络借贷行业的监管提出一些建议。     

为“法律未作规定的，符合物权性质的权利，视为物权”条款辩——兼与梁慧星先生商榷

物权法草案中关于"法律未作规定的,符合物权性质的权利,视为物权"之条款几经删改,该条款存废争议的焦点在于其是否突破和违背了传统的物权法定原则,反映了立法界与学理界对物权法定原则及该原则之缓冲所持态度的差异.虽然新通过之物权法最终并未吸纳此款,但该条款仍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实际上,只要立法对物权性质作出符合本国国情的科学合理的界定,那么符合物权性质的权利就可以通过"法定的"物权性质而得到立法承认,就不会对传统的物权法定原则造成冲突,并且该条款的出台亦为物权法定原则之缓冲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     

“违反国家规定”的时代困境与未来方向——以非法经营罪为切入点进行规范体系的审视

面对非法经营罪的“口袋化”趋向,应当首先对其中心词“经营”通过整个法规范体系的实质要求来限定其为中性,以达致其保护市场秩序的立法目的;然后对其所“非”之“法”进行具体引用,以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于“空白罪状”.但是此处前置之“法”显然不足以呼应信息时代罪情的发展,这倒逼着司法解释以解释法律之名,行类推“国家规定”至准“国家规定”之实.通过立法解释等最高立法机关的“决定”适当提升部分部门规章的“规格”,补足刑法罪刑规范中的构成要件要素,应当是复原刑法目标中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和谐共生”关系的尝试性通道.     

粮食安全背景下的家庭农场“非粮化”研究——以河南省舞钢市21个家庭农场为个案

粮食安全是事关国计民生的国家战略性问题。在我国粮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的情况下,农村土地撂荒和农业劳动力不足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家庭农场作为现代农业的重要载体,不但能够解决土地撂荒和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还有利于提高粮食生产经营的集约化程度,从而保障粮食安全。然而通过对河南省舞钢市21个家庭农场进行调查之后发现,家庭农场呈现出显著的"非粮化"倾向,原因主要在于粮食经营投入高、收益低。因此本文在对该地家庭农场"弃粮从经"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何引导家庭农场转向经营粮食作物的若干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