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代的世卿巨室及其再封制度

王国维在其《殷周制度论》中说:“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又说:“世卿者,后世之乱制也。”这一论断,征诸古籍和周金铭文,与西周、春秋时期的政治结构,并不吻合。周王或诸侯的卿大夫,不仅同姓亲族可从世袭,就是异姓贵族及其卿大夫大概亦都世代相袭,传之久远,而且有有一种(?)制度。     

《治安策》(节选)

夫树国固②必③相疑之势,下数被其殃,上数④爽⑤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⑥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⑦有加焉,犹尚如是,況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⑧,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⑨,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⑩,彼自丞尉以上,遍置私人(11)。如此,有异淮南济北(12)     

“受言藏之”

《小雅·彤弓》是“天子锡有功诸侯”之诗。诗云:“彤弓弨矣,受言藏之。我有嘉宾,中心贶之”。 “受言藏之”,毛传,“言,我。”“受言”即“我受”,“受言藏之”即“我受藏之”。郑玄笺不从毛传,他说:“言者,谓王策命也。王锡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     

“挟天子”新解

诸葛亮“隆中对策”中有这样一句话:“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句中的“挟天子”当作何解?传统的意见以为:“挟”即“挟持、胁持、控制”,“挟天子而令诸侯”也即“挟制着皇帝,打着皇帝的旗号号令诸侯”。不久前,《文史知识》刊载了一篇短文,方始提出异议,谓:“这个‘挟’字,应释为倚重、借重之意。新《辞海》‘挟’字义项之四:‘倚仗,倚以自重’,所以,‘挟天子’意思就是借重天子的威望(或名义)。语义略近曹操《自明本志令》‘奉国威灵’,而敬意稍逊”。衡此二说,我们以为:传统的看法确是误解了的,而后者的似也未中肯綮。故特不揣浅陋,为作新解。     

试论孔子的家国关系思想

有周一代,自平王迁都洛邑之后,外不断遭戎族的袭扰,内有诸侯纷纷蚕食周之天下,王室仅剩下宗周二百里地。周天子的威信大大降低,各诸侯势力日益增长,有些诸侯“挟天子”企以霸主天下。“天子穆穆”时代已过去,社会关系,尤其是“天子”与“诸侯”的关系很是混乱,面对如此情形,不少思想家提出了种种设想,儒家宗师孔子主张一统天下,达于家国一体化,但他的构思是克己复周礼。一、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故谋闭而不     

庄子“三剑”与企业之道

用剑、治国、治企道理相通庄子在《说剑》中与喜欢剑术的赵文王有一番关于剑的话语,庄子曰:"有天子剑,有诸侯剑,有庶人剑。天子之剑……制以五行,论以刑德;开以阴阳,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剑,直之无前,举之无上,案之无下,运之无旁,上决浮云,下绝地纪。此剑一用,匡诸侯,天下服矣。……诸侯之剑,以知勇士为锋,以清廉士为锷,以贤良士为脊,以忠圣士为镡,以     

《秦风·蒹葭》是一首爱情怀人诗

《秦风·蒹葭》究竟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历来说法较多,笔者归纳一下,大致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当推《诗序》的“刺襄公”之说.“襄公新为诸侯,未习周之礼法,故国人未服焉.”这种说法在《笺》、《疏》中得到进一步发挥.《笺》曰:“若得周礼以教,则众民自然服矣.欲求周礼,当得知周礼之人.所谓伊是知周礼之人……在大水之一边.”仔细琢磨,此说和诗意无甚关涉,怎见得秦襄公未能用周礼,而国人不服?是不是所谓伊人就是“知周礼之贤人”“在水一边”?在古籍中找不到一点历史事实以作佐证.现在看来,《诗序》纯系凿空立说,与诗意毫无相关之处.     

上有好者 下必甚焉

“上有好者,下必甚”,语出《孟子·滕文公/焉上》:“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上有好者 下必甚焉~~     

浅谈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结构形式问题

<正> 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结构形式问题,就是封建国家机构在中央和地方的设置及其相互关系的形式问题。所谓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实际上就是把地方权力全部集中于中央。秦始皇在建立秦王朝时,曾召集群臣讨论秦的政治制度,丞相王绾主张在齐、楚、燕故地实行分封制,而廷尉李斯却持反对意见,他说:“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多,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上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要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①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在全国实行郡县制,从而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的封建国家。这种君主政体从秦以后一直延续到清,时间长达两千多年,然而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结构形式,并非是始终如一的,而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     

《韩非子》寓言的文学价值

韩非(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战国后期韩国诸公子,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记载,他和李斯都是荀况的学生,“斯自以为不如非”。韩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韩非的著作传到秦国,秦王读后颇为仰慕,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于是攻韩而求韩非,非遂入秦。李斯、姚贾害怕韩非得秦王任用,进谗言道:“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韩非在狱中被迫服毒自杀。     

月轮楼读词记

东坡[洞仙歌]《冰肌玉骨》词,后人伪造孟和原作,用[玉楼春]调,人皆疑之。二十年前,寓龙泉,徐君声越告予:坡词小序但云记其首两句似洞仙歌,则不应全词十九相合。且“水殿风来暗香满”“但屈指西风几时来?又不道流年暗中偷换”三句,皆作拗句,而[玉楼春]不尔。此可证是妄人伪作。以文字论,减去数字,亦无远神。此语甚确,可以决此疑矣。     

略论朱敦儒的隐逸词

南宋人汪莘《方壶词自序》说:“唐宋以来,词人多矣……,余于词所喜爱者三人焉。盖东坡而一变,其豪妙之气,隐隐然流出于言外,天然绝世,不假振作;二变为朱希真,多尘外之想,虽杂以微尘,而清气自不可没;三变而为辛稼轩,乃写其胸中事,尤好称渊明,此词之三变”。宋词“三变说”,虽只是一家之言,但说出了朱词的两个特征,一是“尘外之     

孔子的社会理想

提起孔子的社会理想,便不免使人想起他的如下一段话: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下引《论语》只注篇名)     

唐代武举述论

以武艺取士,最早可追溯到先秦。《礼记》卷六二,射义条云:“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又云:“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春秋时期,管仲行轨里连乡之法而举其“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以武勇选官最早见于汉武帝时举“材力之士”为官。其后成帝、哀帝、平帝,东汉安帝、顺帝、桓帝、灵帝均有诏令荐举武臣。魏、晋沿袭汉制,仍不时荐举武臣,晋成帝咸和八年更明     

郑板桥词浅测

郑板桥素以诗、书、画著称而不以词名。其实他生前作词用力甚勤,且曾期望在这方面有所建树,其《词钞自序》中云:早年即从邑中前辈陆震学词,“燮作词四十年,屡改屡蹶者不可胜数。……而此中之酸甜苦辣备尝而有获者亦多矣。……吾愿少宽岁月以待之,必有屈曲达心,沉着痛快之妙。”又云:“少年游冶学秦(观)柳(永),中年感慨学辛(弃疾)苏(轼),老年淡忘学刘(过)蒋(捷),皆与时推移而不自知者。”他始为范县令时,即自订诗集、词集付梓,时人对其诗词的评价,以为“词好于诗”。板桥时代的词坛,影响最大的是主豪宕的阳羡派和主醇雅的浙西派,而常州词派则尚未     

中庸之道与用人之道

一中庸一词,始见于《论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1]这并非是对“中庸”作出规定,但因此我们可看出孔子追求运用“中庸”方法的迫切心情和持之一贯的原则。子思对中庸作了充分发挥,认为它不仅“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2]亦即把事物两端的道理研究清楚、解释清楚,然后取其中点而用之,而且子思赋予“中庸”以“中和”新义,视之为天地万物的法则,并以此作为道德修养的要求,指出“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3]。也即认为感情处于“中和…     

毛诗笺疏质疑(续)——邶(?)卫部分

邶鄘卫谱谱云:“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复伐三监;更于其国建诸侯,以殷余民封康舛于卫,使为之长。后世子孙稍并彼二国,混而名之。及卫国政衰,变风始作,作者各有所伤,从其国本而异之,为邶鄘卫之诗焉。”焯案郑意(?)谓周公建国,上公不过五百里,明不以殷千里之地尽封康舛,故孔疏以国大非制申之。陈氏稽古编则以为三监所统,不过近郊远郊及邦甸以内地,安得方千里?顾氏日知录亦谓今其相去不过百余里。顾广(?)学诗详说谓卫当春秋之初,乃郑所谓(?)并邶鄘后者,而不得为大国,则非过制矣。考汉书地理志引书序,三监叛,周公     

真的屈原

战国时有一派“刻意高行,离兴异俗,高论怨非”,并且“易愧而轻死”的不合作主义者,当时称为“廉士”,或“烈士”,或“枯槁之士”。要知道当时统治阶级及其走狗们如何痛恨他们,只看他们的代表人物陈仲的声誉就行了。齐使到了赵国,赵威后问道:“於陵仲子(即陈仲)尚存乎?……何为至今不杀乎?”荀卿也叹惜“盗名不如盗货,田(同陈)仲史优不如盗也!”韩非则编了一个故事,在那里假手于太公望,把齐国的“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的“狂矞、华士昆弟二人”     

《草书歌行》是李白写的吗?

《草书歌行》是李白写的吗?苏轼最早提出李白《草书歌行》是伪作。他在《东坡题跋》(丛书集成本)卷二“诸集伪谬”条中说:“近见曾子固编太白集,自谓颇获遗亡,而有赠怀素草书歌及笑矣乎数首,皆贯休以下词格。”尔后,陆游《入蜀记》也记载:“或曰十咏及归来矣、笑矣     

清华简《系年》所涉“京师”地望辨析

“京师”本为公刘所居豳地之专名,周初之诗《诗经·大雅·公刘》及西周末期的《多友鼎》《克钟》等金文资料可以为证。及至西周末年，天子所居之宗周镐京始有京师之称，其说始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春秋时曹国之诗《下泉》及晋国铜器《晋公?》铭文可为佐证。东迁以后，作为天子所居的东都洛邑始亦有京师之称，春秋初期的《晋姜鼎》及《春秋》经、传可为明证；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简文两处提及“京师”，学界对其具体地望多有歧说。由两周之际政治形势观之,犬戎寇周后，豳、岐等地处于犬戎控制之下,尚未东迁的周平王要得到东方诸侯拥戴,必须与杀幽王而灭宗周的犬戎势力进行切割,宗周镐京虽经犬戎寇扰损毁,却是最具政权合法性的地方,是以简文“立之于京师”的京师自当指宗周镐京;其后，晋文侯杀携惠王，结束二王并立局面，并与郑、卫、秦等出师卫护周平王东迁以定一统,因其有功而受周王赐命,始得以外诸侯身份参与东迁后王朝政事,与郑武公分政周室,此即简文所说“晋人焉始启于京师”而“郑武公亦政东方之诸侯”，此处之“京师”即指东迁后周王室所在的洛邑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