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乙丙丁是谁说个子丑寅卯--解读天干地支

商民族根据"玄鸟生商"的传说,用一种特殊符号记载他们祖先契十月孕育的过程,这就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后来人们称之为"天干".继而商民又用刻符记述了从子契到王亥,这一上古时期的社会风貌、风土人情、生产生活情况,这就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后来人们称之为"地支".天干地支是整个商民族、商部落起始的历史载体.干支刻符既是商部落的史前史,也是汉字字符的根,为汉文字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非子所居犬丘地望辨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10月出版的《辞海》“非子”和“秦”等条,说非子所居之犬丘在“今甘肃礼县东北”。但据大量的历史文献记载,犬丘并非在今甘肃礼县,而是在今陕西省兴平县东南。 非子是周代秦的始祖,赢秦部落的首领,相传是伯益的后代。《史记·秦本纪》载“非子居犬丘”。《括地志》云:“犬丘故城一名槐里,亦废丘,在雍州始平县东南十里。”《地理志》云:“扶风槐里     

周原(月无)(月无)哺周民

周族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开始,居住在陕西渭水中游以北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部落,在时间上,大约与夏、商两族同时。从历史记载来看,周的始祖名弃,弃的出生颇有传奇色彩,《史记.周本记》记载:有邰氏之女名姜嫄,在野外踩了“巨人”的脚印而受孕,生了一个男孩,名弃。自弃始,周人才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弃善于经营农业,尧举他为农师,舜封他于邰(今武功),号曰“后稷”。后来的大约二百多年里,周人为了躲避混夷侵扰,进行了两次大迁徙。第一次由第四世祖公刘率领从邰迁至豳(今旬邑)。第二次由周文王的祖父,第十三世祖古公亶父率领,从豳迁至岐山下的周原(今…     

周与戎狄的杂居及其相互依存关系

周是一个很古老的部落,传说周的始祖后稷,名弃。其诞生的邰地在今陕西武功县境内。周在弃时由母系氏族社会过度到父系民族社会。 周人自其始祖弃为虞夏的稷官(农官)起,周之后嗣继弃为稷官者不止一人。及夏后氏政衰,不复务农,周人便失去了世代相传的稷官,离开邰地而投奔戎狄之间。虽然,关于投奔戎狄的周室祖先究竟是不窋或是公刘,史籍存在不同的记载。但周人在不窋或公刘时即投奔戎狄之间,而且是在夏后民政衰的夏代末年,亦即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夏桀年间。这在史书上的记载是明确的,从此可见周人与戎狄杂处在一起的肘间是很早的。     

秦马小史

参观临潼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的人们,无不称赞能够长途跋涉,乘挽兼用,体质壮实,骨架匀称,外形俊美的秦马。 秦的祖先,本是一个以养马为业的畜牧部落。据《史记》载,大费会驯服鸟兽,以功赐姓嬴,为舜主管畜牧业。“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他培育的良马被誉为“八骏之乘”。其后,非子居住在犬丘,善于养马。周孝王让他在汧、渭二水之间牧马,“马大蕃息”,姬周便以秦地封非子为附庸之君,     

鲁国建都曲阜问题——鲁国史专题研究之一

关于鲁国的建国定都问题,在古籍资料中,记载不一。《史记·周本纪》载:“武王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日鲁”。这说明,开始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是周公旦。而早于《史记》的《左传》却又说:“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昊之虚”。后出的《括地志》,更进一步肯定“兖州曲阜县外城,即鲁公伯禽所筑也”。这里又明确肯定,初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是周公的儿子伯禽,而不是周公。那么,到底是谁初封于鲁,并在曲阜建都的呢?司马迁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又这样写道:“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而使子伯禽代就封于鲁”。这样加以解释,好像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在《史记·鲁世家》记载炀公的事迹时,又说:     

《商颂》难句试释(一)

《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史家多以为此句说的是契孙相土建立烈烈功绩,势力发展到了海外。但此说却是很有问题的。先商时期殷的势力在林立的方国部落中并不强大,一直到晚商的武丁时期才“肇城彼四海”(《商颂·玄鸟》)将势力扩展到四海之内。若说相土时即到达海外,实在是悖于史实的。因此,有的史家就以“宅殷土芒芒”为例说“相土烈烈”的相土可能不是契孙相土,而当是     

“桓齮路奔燕”出处问题

林剑鸣同志《秦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第340页说,公元前233年(秦始皇十四年)的秦、赵大战中,“秦将桓齮由于失败,畏罪逃奔燕”。作者自注,系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赵世家》”。经查证《史记》这两篇均未言及秦将桓齮败逃燕国事;先秦、两汉典籍亦无此种记载。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第171页云:“(公元233年)赵派大将军李牧向桓齮反攻,大破秦军于肥,把桓齮打跑了。”杨氏于此加注:“(《史记》)《李牧列传》也     

蚩尤应和炎黄同为中华民族的三先人

长期以来我们中华民族的后裔们都喜欢自豪地称自己为“炎黄世胄”、“炎黄子孙”，意思是说中华民族是炎黄的后代，炎黄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但是，人们却一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和炎黄同时并列行世的，尚有另一位先人，这就是历史上有确凿记载而实际上却一直被人们所忽视了的大名鼎鼎的蚩尤！蚩尤是何许人也？要弄清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要弄清炎黄二帝的来历和渊源。炎帝、黄帝是原始社会末期两个氏族部落首领。在《史记件，是这样记载的：“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彻齐，长而效敏，成而聪颖。”《史…     

黄帝与夏商周

《史记》载有黄帝世系,根据这个世系,夏禹、殷契、周弃都是黄帝的子孙。世系是否反映了历史实际?夏、商、周是否同源?这是中国古史中长期争论未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李亚农先生在《西周与东周》一书中曾对此作过系统的论述,提出“三代不同源论”。他认为黄帝世系存在许多漏洞,是人工编排的,不可信;三代同源是战国时代的知识分子在大一统思想支配下编造出来的传说。而金景芳先生则力主世系虽然在细节上不能保证没有缺漏和讹误,但大体上说是有根据的,可信的,肯定夏、商、周的祖先都是黄帝的子孙。本文赞同后者观点,试图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探讨。     

我国古代都市诗歌不发达原因初探

一 我国古代城市起源有两种说法:一是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据《轩辕本纪》载:“黄帝筑城邑,造五城。”《黄帝内传》:“帝既杀蚩尤,因之筑城。”一是夏鲧时代,《吕氏春秋·君守篇》:“夏鲧作城。”《吴越春秋》:“鲧筑城以卫君,造城郭以居人,此城郭之始也。”上述记载应该说是可信的。夏商时代,城市建设有了进一步发展。开始兴建宏伟的宫殿、寺庙等建筑,而且有一定的布局。《周礼·考工记》载:“而朝后市,市朝一夫。”可知,设市至迟在西周时已开始。     

武王在位有四年说

现存有关周武王死事迹的记载,最早见于《尚书·金膝》,篇文云：“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于是周公作坛,告于大王、王季、文王,欲以身代武王,占卜得吉,“王翌日乃廖”。接着篇文又说：“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于国”云云。据此,武王在“既克商二年”曾经患病,周公祈告之后,次日即已痊可。至于武王丧于哪一年,篇文并无明确叙述。 《史记·封禅书》：“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宁而崩”,即本于《金滕》,而将武王之丧坐实在“有疾弗豫”的同一年。 “既克商二年”是哪一年呢？《尚书 诂》说：“此篇在克商二年,据《史记》…     

楚国灭巴考

巴在商代被称为“巴方”,是距商王朝邦畿不很远的方国之一。西周时,“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从此,巴国成为周王朝的属国,经常输献于周,即所谓“自武王灭商……巴、濮、楚、邓、吾南土矣”。春秋时期,巴人活动于汉水之域,与楚、秦以及江汉诸国交往频繁,“虽奉王职,与秦、楚、邓为比”。然而,由于楚国的崛起,江汉诸国为楚吞并殆尽,巴受楚的威胁和压迫,逐渐向西南方向迁徙。从鲁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敢于(?),是后,楚主夏盟,秦擅西土,巴国分远,故于盟会希与”。其江汉故地全为楚人所有,巴人只有退保川东,凭藉巴山菱峡之险与楚人抗拒。由此,巴与中原诸国交往不多,历史文献中,有关巴国的记载也不多,战国时期巴国的史迹便少为人知。巴国在秦惠文王时(公元前337-前307     

秦赵同源新证

秦、赵同源,本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得很清楚的,后世学者如吕思勉等,也曾有过论述。不过,由于秦、赵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和间隔的距离太大:秦建国于公元前770年春秋开始之时、位于中国西部;赵建国于公元前403年“三家分晋”之后。因此,多数的史学家其实并未将其视为信史,许多人仍以郭沫若提出的“五帝三王是一家,都是黄帝的子孙,那完全是人为,那是在中国统一前后(即赢秦前后)为消除各种氏族的畛域起见所生出的大一统的要求”(《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观点,来解释《史记》的记载,进而认为“秦赵同源”的说法也是后人附会的。然而,被公认为“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     

秦人早期史迹初探

在我国古代史上,秦国是一个后起的国家。《史记·秦本纪》说: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七六二年)“初有史以记事,民多化者。”这以前,秦人还处在蒙昧状态,还没有成文的历史。现存古代史籍中所记载的秦人先世史迹十分模糊。本文拟对秦人早期——武公以前的史迹作初步的探索。① (一)秦人的远祖及其与殷商的关系据《诗·商颂》和《史记·殷本纪》,简狄吞食玄鸟卵而生殷人的始祖契。这样的“鸟生”传说,在我国历史上,从东北到渤海沿岸,以至于江、浙一带,是普遍流传的。这是以鸟作为氏族的图腾。据胡厚宣同志《甲骨文所见商族鸟图腾的新证据》(《文物》1979     

我国朝代名称的由来

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名称很多,这些名称的来历是有其规律可寻的。 （1）由最初发迹地的地名而来,这与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有关。例如:奴隶社会第一个王朝——夏朝,当时禹治水有功,尧帝特将夏地（今河南登封一带）赐封于他;禹的儿子启即帝位后,便把国号定为夏。商朝,则是由于汤的先祖契在尧、舜时被封在商地（今河南商丘一带）,故汤改国号为商;盘庚时,水患常扰,便将国都迁于殷地（今河南安阳小屯一带）,后人又称商为殷商。周朝,也是因为祖先古公亶父最早定居于周原（今陕西岐山一带）,所以周武王姬发在灭商后改国号为周。秦始皇赢政的祖先非子始封于秦地（今甘肃清水一带）,秦朝以此得名。金朝,女真部族世代居住在按出虎水,女真语“按出虎”是“金”的意思,完颜阿骨打建国后,故用“金”为国号。     

北朝至唐末五代室韦部落的构成和演替

室韦部落的历史发展和演变流向是室韦史乃至北方民族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这里,我们侧重探讨北朝至唐末五代文献记载的室韦部落的构成和发展演变。 北朝时的室韦部落 北朝的室韦部落首先以乌洛侯一名见载于史籍。据载,公元443年,乌洛侯派使者与北魏王朝建立联系①,入贡北魏的乌洛侯使者“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同年,北魏派中书侍郎李敞等人前往乌洛侯居地内的祖先“石室”进行祭祀,“刊祝文于室之壁     

春秋时代的一次“弭兵会”

公元前546年,我国历史上有过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这就是当时以晋、楚为主的十几个诸侯国家举行的“弭兵会”。那时正是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史记·周本纪》)。“政由方伯”局面的形成,一方面是由于周室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力量后而产生的历史需要,另一方面又是当时一百多个诸侯国家间多年混战兼并的结果。“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服焉。”(《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这些大国兴起以后,互相争霸,     

周礼东渐的途径、特点与影响

周人灭商，以“小邦周”君临“大邑商”，首先面对的是治理方式的多种选择。周人明智地汰弃了商代普遍使用的对于方国部落不直接介入的遥控方式，因为遥控的结果是四方方国的叛服不定以及政局的长期动荡，这一因素最后还帮助了周人的兴起和灭商。深切的体验使周人清醒他认识到，要维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局面，必须由周人势力直接介入和控制各个（尤其是东南的东夷、淮夷地区的）方国部落。正是这一指导思想，促使了以周礼为核心的周人政治模式向东南地区辐射。本文以黄河下游的齐鲁、淮河两岸的淮夷以及长江下游的吴国为例，探讨周礼…     

伐蜀实为惠王而非昭王

刘泽华等编著的《中国古代史》(上)第212页说:“秦昭王采纳了司马错的建议,于公元前316年由司马错率兵攻占了巴、蜀。”此乃张冠李戴。据《战国策·秦策一》记载:“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曰:‘蜀两辟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正乱之名。’……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惠王“十四年,更为元年。……九年,司马错伐蜀,灭之。”《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击蜀,灭之。”《史记·秦本纪》也记载昭王事,武王四年(公元前307年)“八月,武王死,族孟说。武王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