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司马迁的道家思想

司马迁曾将自己的著史宗旨明确概括为“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 ,而他在贯彻这一宗旨时 ,又表现出明显的道家思想倾向。在“究天人之际”时 ,司马迁以道家的天道自然观为宗镜 ,主张顺天而动 ,同时突出人在历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扬弃了以天命为中心的神秘主义思想。司马迁强调人类社会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 ,志在“通古今之变” ,而这又是对道家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本于道家的批判精神、人格独立意识和抱朴守真思想 ,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成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另外 ,在社会政治观、人生理想以及文章风格等方面 ,司马迁也颇得道家思想之沾溉     

从"资治"到"反思":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转向

一、“资治”传统的批判中国人治史自古就有“资治”的传统。“资治”风格蔚为风气于何时 ,恐已很难确考 ,不过官史修撰风格成型于班固 ,当没有什么疑问。汉代两大史家司马迁和班固的治史风格正对应于孔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者为人”的传统分野。司马迁是究天人之际 ,笔法宏括人生际遇 ,个人性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可谓是“治学为己”的典范 ;班固乃官史之祖 ,虽有个性但蓄而不发 ,强使灵性隐于匠气之中 ,奉守的是“治学为人”的规则。到如今 ,以“为己说”成文者已成天籁绝响 ,为史挥发个性亦难上加难。理由是司马迁“游于艺”式的…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

重评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陈桐生汕头大学中文系此前的《史记》学界普遍认为，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与“究天人之际”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命题，而司马迁的“通古今之变”是一个与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相对立的社会历史进步发展的观点。有的学者从《史记》的编纂...     

《史记·货殖列传》散论

《史记·货殖列传》表现了司马迁异军突起似的经济思想和货殖主张,招致了历史上不少正统学者的非议。班固父子读后,贬之曰:“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北宋李觏作诗责司马迁“闻道寡”,而盛赞班固之“驳议何洋洋”(《盱江全集·读史》);金代王若虚更疾之若仇,惊呼“迁之罪不容诛矣！”(《滹南遗老集》卷十二)由此可见,《货殖列传》决非等闲之作,值得深入探讨。     

司马迁悲剧与结局新释

天汉二年，司马迁因“李陵之祸”而被腐刑，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然而，司马迁罹祸被刑的主因在内而不在外，这一点似乎尚无人论及。司马迁的思维空间一直停留在“百家争鸣”时代，又错误地认为汉武帝是有道明君，这是造成他悲剧命运的内因，“李陵之祸”不过是外部条件。受刑后，司马迁彻底地认识到现实的冷峻和严酷，为了完成父子相传的伟大事业，他隐忍苟活，在完成《太史公书》后的某一天悄然而逝。     

《史记》与司马迁之“愤”

《史记》与司马迁之“愤”刘振东山东曲阜师大中文系“抒愤”是《史记》的写作目的之一《史记》是司马迁用自己的整个生命创造出来的，《史记》的价值之所在，就是司马迁的生命价值之所在。对此他有清醒的自觉，从他所谓：“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都大邑，...     

论《史记》的讽刺艺术及其对《儒林外史》的影响

一、“实录”精神与“刺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代之道,下辨人事之纪,明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王道之大者也。”(1)司马迁认为,孔子著《春秋》,其目的是要褒善贬恶,“明三代之道,辨人事之纪”;其方法则是不“徒立空言”,而要“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2)同时,司马迁在《自序》中还清楚地表明自己要继孔子而著史。我们从对     

治国之道 富民为始——试析司马迁的富民思想

富民,是司马迁经济思想的核心。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充分肯定,人们是要求富的。他说:“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人们为追求财富而“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然而司马迁对求富的人并不是同等看待的。他所称道的首先是求富的人们中的“布衣匹夫”、“编户齐民”。《货殖列传》中主要写的就是编户齐民从事生产经营,获利致富的事迹。这些人从事农虞工商,地位低下,特别是商人,被称为“贱行”,汉兴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限制打击措施。司马迁却将他们中的富者跟王侯进行比较,认为“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是“素     

應該全面正確地評价司馬遷的思想

在司马迁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都肯定司马迁的哲学思想是唯物的,社会历史观是进步的,政治主张也是进步的,反映了全民的意愿,和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支配思想立于对立的地位”。如有人说:“司马迁反对天命可以决定人们的吉凶祸福的神秘思想”。有人则说:“《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跟当时以阴阳五     

汉代文坛上的双星——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比较试论

<正> 司马相如和司马迁是汉代文坛上两颗最辉煌的明星。最早班因就说过,汉之得人“文章则司马迁、相如。”鲁迅也曾说:“武帝时文人,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所以,“西汉文章两司马”已成了一句俗谚。但是,历代以来,对“两司马”的评价又有很大的差别。自杨雄起,就指责司马相如“文丽用寡”,“劝百讽一”,后来的批评意见不胜枚举。至“五四”时期,陈独秀率先给以“贵族之古典文之始作俑者”的头衔,于是解放后的研究者纷纷以庙堂文学的代表作家目之。新时期以来虽然对他重新给予了不同程度的肯定,但同时也作了有分寸的保留。对司马迁,历代虽也不乏批评意见,如所谓“先黄老而后六经,退处士而进奸雄”,“好奇多谬”,“浅近而不学,疏略而轻信”等,一般多是从内容意义上着眼。而在文学价值上,总是把他放在最伟大作家的行列里,比之为屈原、杜甫、关汉卿、曹雪芹、龚自珍等。“两司马”何以会在文学史上获得相近的地位而又表现出巨大的差距呢?     

图象之学的史学地位

史书立表,肇自司马迁《史记》,其仿《周谱》而作表,后世史家,逐沿用不废。表是按照年代次序罗列历史事件的表格,其“旁行斜上”,“事增文省”,给人以脉络清晰之感。具有“执简驭繁”之效。然司马迁创纪体有表而无图,立谱学而不立图学,历代史家陈陈相因,无能出其范围,逐使以往之形状名象无由考稽。表、图互为表里,皆为书志列传之要删,“史不立表,而世次年月犹可补缀于文     

如何評价司馬迁的道德观

在《史记》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认为司马迁的道德观是进步的,他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揭露与批判了封建道德的虛伪性。如有人说:“司马迁指出当时有两种道德,一种是有财富有权势的人的道德,一种是被压迫者被统治者的道德。”又说:司马迁之反对封建主义的道德律,居然敢于给道德范畴打上阶级对抗的烙印,这的确是前无古人的创见。”有人则说:司马迁“不仅区別了不同阶级的道德,而且是站在被压迫阶级方面猛烈的攻击压迫阶级道德,这是他的道德观点的非常进步的一点。”有人更说:司马迁“怀疑封建统治阶级所谓圣贤和所谓仁义道德。而从实际出发,‘已饗其利者为有德’,肯定了另一类人     

试论《史记》引用遥谚的艺术

司马迁所著《史记》,韩愈称之为“雄深雅健”①,苏辙认为“其文疏荡,颇有奇气”②,较为准确地概括出《史记》的风格特点。而文中司马迁多处引用歌谣、埋谚,融合在叙事议论之中,挥洒自如,用于刻划人物、说理记事,妙趣横生,寓意透辟,形成《史记》另一道别致而亮丽的风景线,表现了司马迁过人的史识。但遗憾的是,后世评论家尚难脱出正统采经技传的樊篱,对此多有龊晤,刘知几所谓“时来杂言”③,班彪讥为“论议浅而不笃”④,郑樵驳为“雅不足”⑤,正是这种倾向的表现。近人认识趋于客观,论述多能沾溉并有所褒扬,但尚未能进行具…     

老子新考

老子,相传是春秋末期的老聃,其姓名和生卒年已难详考。较早记载关于老子事迹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但司马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居然出现了三个老子:一个是和孔子同时的老聃,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周太史儋。他还连用“或曰”、“莫知其所终”,“世莫知其然”等词句。令人莫知所从。老子到底是老聃(李耳)?是老莱子?还是太史儋?实际上,司马迁在《老子韩非列传》中隐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封于段干。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之子解为胶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齐焉。”此外,《史记·老子韩非列     

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贫贱”辨——读《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出身布衣匹夫的“货殖”家立了《货殖列传》,肯定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宣扬了逐利求富的思想。班固站在儒家正统观念的立场上,把司马迁这种经济思想斥之为“崇势利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如果我们去掉“崇势利而羞贫贱”的贬意,可以看到“崇势利而羞贫贱”恰好表现了司马迁卓然于群的经济眼光和进步的历史思想,所以我认为班固所说司马迁“崇势利而羞贫贱”是不恰当的,应该加以肯定。     

司马迁史学思想新探

司马迁史学思想新探王成军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明确指出《史记》的总纲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一总纲实际上高度浓缩了司马迁的史学意识。本文参照西方史学思想，从比较史学的角度，拟对司马迁这一治史总纲所蕴藏的高度发达...     

司马迁的天命鬼神思想探源

“司马迁崇拜上天,笃信天命,对自己,他以膺天命的万百年一出的‘命世者’自居自励,对社会,他以‘天人感应,和‘天人合一’的天命观为尺度进行观察分析,总结其发展规律。”就连他花毕生心血编纂的《史记》的目的和内容也规定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①可见司马迁并没有摆脱天命鬼神观念的影响,在他身上还具有明显的天命观和神秘主义思想,本文就其天命鬼神思想之渊源,略作探讨。司马迁的天命鬼神观在《史记》中有突出的反映。《史记》不少地方重复了今文经学家神化古代帝王的说法。如说黄帝“生而神灵”,“有土德之瑞”;帝颛顼“依鬼神…     

论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对《史记》的模拟

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是一部政法司马迁《史记》的明史著作,其“考”“述”“表”三大体例,在命意、结构乃至记本方法上,都是对纪传体之形与神的模拟,因此其“别集体”实是纪传体的变体。王世贞师法司马迁是受当时文学复古运动的影响,由文学上的复古而至史学上的模拟。     

韩愈文学思想中的个体生命意识

韩愈主要受到司马迁“发愤著书”说的影响,强调生命个体的情感在创作中的动力作用和本质特征。从感性生命第一性出发,韩愈在诗歌创作审美风格上尚“奇”。韩愈深刻地认识到,人的个体生命需要精心地维护,诗文对人的个体生命也具有超脱和维护作用。韩愈将诗文的这种抒情审美娱乐功能概括为“舒忧娱悲”和“以文为戏”。     

司马迁的“崇势利而羞贫贱”思想辨析

司马迁的“崇势利而羞贫贱”思想辨析智芬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设《货殖列传》，肯定了作为布衣匹夫的“货殖”家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宣扬了逐利求富的思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把司马迁这种经济思想斥之为“崇势利而羞贫贱”。其实，“崇势利而羞贫贱”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