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启蒙“三民”主义

<正> 孙中山有三民主义,梁启超也有“三民”主义.不过,前者经过孙中山本人和他的追随者的概括,已为世所公认;后者却未经梁启超本人和别人概括,故世人不知,而笼统以“改良主义”称之.以“改良主义”统称所有维新派人士的言行是否科学,本文暂且不论;而以此称呼梁启超的一切主张,起码显不出其个性,正如以革命民主主义称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必将失却孙文学说的特点一样,毫不足取.     

论严复的“三民思想”

100年前发生的戊戌维新运动,不仅是一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政治领袖,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和高涨起到了卓越的政治领导作用,而严复则以一个维新思想家的姿态,在理论上为维新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对其后的中国思想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与康有为并列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①在维新运动过程中,严复发表大量政论,指斥封建制度,呼吁变法图强,挽救危亡;创办《国闻报》,编辑《国闻汇编》,宣传维新思想;特别是译著《天演论》,在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     

论谭嗣同、严复的启蒙思想

作为近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谭嗣同、严复均注重民主启蒙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君为臣纲和君主专制,这使他们的思想呈现出明显的一致性:第一,阐述君主由来,申明民本君末。第二,抨击专制君主背离了君主的原初职责,成为天下之害。第三,提出废除君主专制的方案。这些构成了两人启蒙思想的主体内容,也成为两人思想的一致性。进而言之,谭嗣同、严复启蒙思想的一致性是谭嗣同、严复两人之间的默契和共识,拉开了他们与其他近代思想家之间的学术分野,同时具有鲜明的近代特征,是对早期启蒙思潮的深化和推进。     

严复与近代思想启蒙

一部中国近代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思想启蒙史.在这个伟大的解放中,严复以他不朽的译作和著述确立了自己的辉煌地位,成为"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的杰出代表.     

论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中国现代文学史最初是建立在新民主主义文学史观基础上的。1980年代初,启蒙主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取得了主导地位。两者的矛盾导致述史过程中的许多分歧,但这种分歧是在认同革命的合法性基础上的针对具体问题的分歧,还没有重大到要瓦解中国现代文学作为一个独立学科所依存的基础,两者在坚持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的本质区别方面,依然具有共识。但是在后革命的时代,革命的正统性和合法性受到了质疑,从而使建立在文学革命基础上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基础发生了动摇。许多原来被排斥的旧派小说、通俗文学、古典诗词正在纷纷要求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使中国现代文学史陷于意义混乱和学科膨胀的解体危险中。这种危机背后,其实是消费主义的文学史观正在取得话语的权力。但是这种文学史观承担不了一个民族的文学的崇高使命。能承担这个使命的还应该是启蒙主义的文学史观。     

论鲁迅与梁启超的启蒙主义思想

论鲁迅与梁启超的启蒙主义思想张全之与鲁迅相比，梁启超是中国启蒙运动的先行者。１８９８年＂百日维新＂的失败，使梁启超充分认识到：＂凡一国之强弱兴废，全系于国民之知识与能力，而知识与能力之进退增减，全系于国民之思想，……而欲转变国民之思想，不可不于其所习...     

启蒙-被启蒙-再启蒙——严复、胡适及其他

作为清末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且为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严复翻译的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严复翻译的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当时的中国知识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如同那个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严复身上有着很多复杂的面相。他早年曾经是思想的启蒙者,晚年却又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后来竞成为臭名昭著的“筹安会六君子”,为袁世凯称帝献计献策。在严复身上,似乎存在着许多难以索解的悖论和矛盾。2012年1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黄克武先生的新著《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书中展示了严复思想复杂的面貌,剖析了其内在原因。     

启蒙与物质主义

西方的现代化肇始于启蒙运动。以赚钱为志业的人们成为社会中坚、资本的逻辑成为支配现代社会建制的逻辑与物质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是现代化过程的三个侧面。经历了这一社会变迁,商人由卑贱变为高贵。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也典型地体现为商人由贱到贵的转变和物质主义的流行。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至高无上,思想精英是领导阶级,而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文革不是启蒙。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才是最有成效的一波启蒙。十六大允许民营资本家入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几千年的商人不得仕宦为吏的禁令被彻底废除了。至此,物质主义已大化流行。现代性要求国家和哲人放弃引导人们如何理解善和好生活,而让市场和经济学去引导人们理解善和好生活,让商人们去示范何谓善行、何谓好生活!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没有对各种不同的善观念保持中立,而是强有力地支持了由功利主义和现代经济学偷运的善观念——物质主义的善观念。启蒙和现代性的要害就是物质主义的泛滥。从生态学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明不会走向生态崩溃,而现代性的扩张正引导着人类文明走向毁灭的深渊。为摆脱毁灭的命运,必须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为走向生态文明,中国人须有一场纠正现代性种种弊端的新启蒙。新启蒙的中心思...     

论“五四”思想启蒙的现实意义——兼谈对新权威主义的一点看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走向近现代文明的一次伟大跃进,它留给20世纪中国最大的思想成果无疑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思想启蒙。民主和科学作为时代精神的沉淀,在中国历七十年而不衰,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在新时期重新弘扬这一启蒙精神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启蒙毕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没有直接导致现代文明的出现。本文拟在探讨“五四”思想启蒙的成就和局限的基础上,论述“五四”启蒙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一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思想启蒙的两大基本内容。可以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要     

启蒙之后的“启蒙”

启蒙运动伴随着近代科学的兴起而发生,它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它实际上是要在真理的基础上为人类自由奠基。但其独断论的思维逻辑、抽象的人性论假设以及决定论的历史观使人的自由面临危机。在后形而上学视阈中,既需要批判符合论的真理观及价值观,更需要一种真实的自我意识、批判精神和开放心态。     

论严复的“鼓民力”体育思想

阐述了启蒙思想家严复的“鼓民力”体育思想提出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背景。分析了进化论是“鼓民力”体育思想提出的理论基础,阐释了“三育并重,体育为基”、“摒弃病夫,崇尚体力”、“增强体质,强种保国”是严复“鼓民力”体育思想基本内容。     

明末清初“启蒙思想论”质疑

当代学者不少人按照列宁关于启蒙思想运动的三个思想特征来分析明末清初黄宗羲、王夫之、唐甄等思想家的思想。我觉得即使按这三个特征,也难以得出启蒙思想的结论。 第一、关于对农奴制度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法律方面的一切产物怀着强烈的仇视。     

论“五四”启蒙的内在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和东西文化冲突史上的转折地位,以及它在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过程中的伟大历史意义,已有比较客观、公正的估定。在救亡、变政、启蒙的近代多重奏中,新文化运动在其作始主要的不是变政,也不是救亡,而是思想变化上的启蒙。它的根本目的在于“立人”(改造国民性),摧毁旧传统,重建崭新的现代华夏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西学批判中学”,“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标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实质上是用近代科学理性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实用理性,用近代人文主义精神来反对传统的君主专制     

从“理性”观看新古典主义与启蒙主义文艺观的区别

“理性”是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努力倡导、用以反对封建主义和神学观念的思想武器,但是,它随着阶级斗争形势的发展在大致相同的基础上变化着表现形式,在文艺观点上表现出新古典主义和启蒙主义的区别。为了反对中世纪封建社会的基础——基督教教义,用人权反对神权,自从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提出“理性”的口号以来,“理性”就是指的普遍的人性和永恒的人性,是人天赋的辨别真伪好坏的能力。不     

论“军国民主义”

近年来,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若干成就,相对而言,近代军事思想史的研究,则仍然接近于空白.虽然我们的近代前辈留下的有影响的军事思想并不多,但如果认真发掘、总结和研究,不仅会丰富近代军事史的研究内容,而且对今天军事学术的研究和军事理论的建设也有借鉴意义. 20世纪初年,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军国民主义",就是近代历史上值得注意的军事思想之一.本文将评述"军国民主义"这一思想产生的背景、主要内容和意义. 一、从"拒俄运动"到"军国民教育会" 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     

胡风启蒙主义文艺观浅析

胡风由于工作上与鲁迅保持密切的关系,受到鲁迅“揭出病痛、引起疗救”的启蒙文艺观的影响,提出了正视并深入描写人民群众身上“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以及“革命知识分子是人民底先进”两个重大命题。在救亡压倒启蒙的革命战争年代,唯有胡风坚持“一面抵抗强敌,一面改造自己”的文艺观,在遭到主流派围攻的时候仍然坚持自己的文艺主张,表现出卓然独步的现代意识与历史眼光。启蒙主义文艺观是胡风文艺理论中的一个亮点。     

论凯恩斯主义的“复兴”

1990年4月21日,詹姆斯·托宾在哈佛大学校友节上发表了一篇演说,声称:“我已经看出,在我的这个行当里,有某些自然的复归现象。凯恩斯学派的观点,相对于同它竞争的其他学派来说,正在重新获得人们的尊重。”托宾的意思是,由凯思斯所创议并由他的门徒们加以发挥的积极性宏观经济政策——政府为烫平经济波动和增加就业而运用财政的或货币的“微调”措施来克服资本主义经济所难免的总需求不足(或过剩)的政策,自70年代因滞胀而不敌反对派(货币主义、理性预期派和供应学派)的批判以后,到了80年代中、后期,又在东山再起了。他是凭什么作出这个判断的呢?据说是这么两个事实:其一,1982年以后,西方国家出现了一些非上述三伙反对派所能解释和解决的经济形势——主要是利率居高多变和失业增加;其二,在这同一时期里,西方国家——最明显的是美国——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似乎又回到了凯恩斯派所主张的利率控制上来。两个事实诚然存在,但由此而认为凯思斯正在卷土重来或“第二次流行”,那未免是夸大其词或言之过早。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有必要把托宾所语焉不详的这二方面事实及其理论与政策含义展开来看一看。     

“三农”问题实质上是“三民”问题

我国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社会的“老大难”问题,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国家上下、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连续几年中央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三农”的。各级各种报刊、电台、电视台发表和播放关于“三农”问题的文章与节目不计其数。说“三农”问     

论孙中山的“开放主义”

孙中山先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中国特色。他坚持顺应历史潮流,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为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积极倡导对外开放。这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本文的意向,拟在于探讨孙中山的对外开放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