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毛泽东《长征》诗的“浪”改“水”——兼与屠岸先生商椎

毛泽东《长征》诗中原“浪拍”改成“水拍”曾被传为佳话 ,但也有不同意见。其涉及修辞的避重 ,应避除重叠叠音词、专用词组和特殊重字修辞外无意之重。《长征》诗“浪”改“水”,为遵诗律 ,诗中所重之“水”、“千”、“山”、“军”四字 ,或为固定词组无法改 ,或为重词轻律不必改。     

《毛泽东诗词笺析》之商订

毛泽东诗词近年来出版了多种注释本,其中《毛泽东诗词笺析》是发行量与影响面较大的一种,注释详明,简析多心得之语,然亦有待完善处。本文对１２首诗词的原注及笺析或提出异议,或纠其注释典故之谬,或补充其未尽之意,言皆有据,或有利于更准确理解毛泽东诗词精义,俾重版更臻完美     

毛泽东的“诗味说”浅识

毛泽东的“诗味说”浅识杨从荣毛泽东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五十余首诗词珍品，这些诗雄奇、豪放、华美、瑰丽，具有惊天地、撼世人的艺术魅力，作为中国诗词之瑰宝，将永远载入中国的诗歌史册。毛泽东诗词创作的辉煌成就，离不开他半个多世纪的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离不开他...     

“以诗为词”辨

"以诗为词"是宋人对苏轼词的批评,辨明"以诗为词"之涵义,必须回到宋人的语境之中。对"以诗为词"正本清源之辨析,首先是一个文体学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是否合燕乐歌唱就是词与诗根本不同之所在。这个划分标准的不科学在于把格律和音乐这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如唐声诗合燕乐歌唱,却是诗;南宋部分词不可歌,却是词。诗词之辨实质在于教化与娱乐。诗言志,其功能目的为政治教化;词言情,其功能目的为声色娱乐。唐代词体尚未独立,与诗体混淆是一种必然的现象。针对这一阶段的曲子词创作,不可以使用"以诗为词"的概念。晚唐五代词体完全成熟,词体特征得以确立,"以诗为词"的创作随之发生。从冯延巳、李煜、晏殊、欧阳修之词作中,皆可寻觅"以诗为词"之痕迹。苏轼填词时时以柳永为靶子,融诗体于词体,努力追求一种新的审美风格,"以诗为词"创作进入新阶段。"以诗为词"拓宽歌词表现范围,成就歌词新的审美风格,对歌词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同时,"以诗为词"淡化或取消文体的独立性,该文体存在的意义同时被淡化或取消。即:"以诗为词"是一把双刃剑,得失并存。     

“元和体”与中唐诗风

“制到长庆辞高古,诗到元和体变新”,这是长庆三年,白居易在杭州刺史任上,元稹任浙东观察史、越州刺史时,两人以诗章赠答,白在《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中这样评价二人诗文的。前一句是对元稹的赞美。白居易自注云:“微之长庆初知制告,文格高古,始变俗体,继者效之也”。元稹制告“新体”,实是文体文风改革已深入到官方公式文字领域的反映。后一句是对元白唱和诗的自评,白居易自注云:“众称元白为千字律诗,或号元和格”。白居易在此明确地意识到了“元和体”诗对当时诗体诗风的变新作用。按照张碧波先生的观点,①元和体可分为二类,一为次韵相酬、穷极声韵的长篇排律;一为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并包括二人所谓艳体诗在内。     

论《宋诗拾遗》的文献价值

《宋诗拾遗》不在选优,重在补阙,多收三流或末流诗人之诗,其小传中有关诗人著述与登进士时间的记载,其诗前小序与诗中自注及编者的按语等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拾遗》也存在着编次失当、误收或析一人为二人的局限。     

论《宋诗拾遗》的文献价值

《宋诗拾遗》不在选优，重在补阙，多收三流或末流诗人之诗，其小传中有关诗人著述与登进士时间的记载，其诗前小序与诗中自注及编者的按语等均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拾遗》也存在着编次失当、误收或析一人为二人的局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毛泽东与孔子

毛泽东把一个人说过的话用作他的两句诗，仅有孔子独享此等殊荣。毛泽东学文化是从读孔子书开始的。孔子的有些思想，如重视学习的思想、“敏于行”的思想，毛泽东坚持了一辈子；孔子的有些思想，如君民关系思想、中庸思想，毛泽东是有取有舍的；孔子的有些思想，如轻视劳动的思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思想，毛泽东批判了一辈子。     

论梅尧臣的“平淡论”与隐逸的关系

关于梅尧臣的“平淡论”,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梅尧臣所指的平淡之诗,是抒发闲适、隐逸情怀之诗,但不仅限于隐逸诗人所作之诗或隐选诗。平淡是梅诗的主导风格,这并非从一开始便是共识,此观念是后人以陶渊明、韦应物之诗为参照而建立起来的。梅诗平淡风格的诗学内涵,与梅尧臣本人的“平淡论”是不同层面上的论题,区分两者的不同,有助于更透彻地理解梅尧臣的诗风。     

“国有疑难”决不是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一诗自公开发表以后，众说纷纭，或由于认识的局限，或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几乎把吊亡诗变成了批林诗。最近姜秀英同志一文更标新立异，认为“国有疑难”是指接班人问题，诗中表达了“换刘”、“疑林”之意，因而“必欲问罗”。果真如此吗？本文通过列举大量历史事实，分析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对“批林”、“疑林”、“换刘”之说以及“必欲问罗”等观点逐一提出了质疑，并结合诗词的语言艺术对该诗进行分析，作出了既符合史实，又合乎情理的解释，有助于读者正确理解该诗     

从梅尧臣“以诗代文”看宋诗散文化之端倪

本文例析了梅尧臣“以诗代文”的种种表现形式──“以诗代书信”、“以诗代日记”、”以诗评论诗书画”、”以诗代游记”和“以诗译文”，指出其特点是运用散文的笔法句法入诗，加重诗歌的记叙、议论成分，以使诗歌的内容和功能趋于散文般宽广。由此可见，宋诗“散文化、议论化”的显著特点，在梅尧臣的诗歌中已露出了端倪。从这一意义上说，梅尧臣堪称“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是宋诗的“开山祖师”。     

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和他的文艺理论

毛泽东说:“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在毛泽东的字典里,没有“难”字。“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他在年青时代就开始作诗。他的第一首诗:五言古体诗是在1915年为悼念同学易昌陶而写的。如果说,这是他攀登诗峰的起步,那么到了1923年,他写《贺新郎》时,已达到了高峰。当代诗词评论家都把这首词称为千无古人的“绝唱”,足可见诗词造诣之深了。理论源于实践,认识开始于经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讲话以前,据现在掌     

毛泽东《卜算子·咏梅》的修改艺术

清代诗人、学者袁枚认为：“爱好由来落笔难，一诗千改心始安”（《遣兴》）。一代伟人毛泽东作为杰出的诗人自然深谙“好诗不厌百回改”的好处，他曾说：“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了一个时候，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些，这就是所谓‘推敲’的好处。”（《毛泽东与梅白谈诗》，     

“以诗为词”研究述评与展望

“以诗为词”为宋代文学、文体关系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经考究,近四十年以来学界“以诗为词”研究,主要采用了作家个案、文学关联、文体关系三种方法。“以诗为词”的个案研究旨在从某一词作中寻找不同于传统词的个性和同于诗的共性,围绕着题材、内容、风格、手法、功能展开,探讨作家“以诗为词”的特征。“以诗为词”的文学关联研究,将“以诗为词”置入关联性语境或环境中,挖掘“以诗为词”的文学深度、文化内涵、哲学意蕴。“以诗为词”的文体关系研究,基于文体整体发展及互动关系视角,在诗、词两种文体的同异比较和生成变化中,探究诗、词文体的文体特性及动力机制。综合作家个案研究之精细、文学关联研究之兼顾内外因、文体关系研究之擅整体动态把握,向文体关系史进军,是“以诗为词”研究的新趋向。     

毛泽东的“一字师”

毛泽东不仅是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而且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诗词作品,雄浑磅礴,气势非凡,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又具有乐于接受来自各方面批评意见的谦虚态度。关于这一点,就有几个“一字师”的故事。1952年元旦,原东北大学历史系教师罗元贞看到毛泽东的《长征》诗中,出现了两个“浪”字———“五岭逶迤腾细浪”、“金沙水浪云崖暖”,认为这是历来诗家所忌讳的。于是,他便借向毛泽东写贺年信的机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将“金沙水浪”改为“金沙水拍”。毛泽东对此意见欣然接受,并回信表示感谢,还称…     

论毛泽东诗词的“大我”形象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人民领袖,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多年来,人们对毛泽东诗词的理解和研究往往多从毛译东同志作为一个人民领袖的角度出发,较多地注重诗词对客体的表现上,而忽略了对诗词表现主体方面的研究,更没有注意到诗词对客体的表现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主体的表现来达到的.本文着重从诗词对主体表现的角度,就诗中之“我”及其在表现上的一些特点来谈谈自己的一点浅见.     

博大壮美的史诗艺术——毛泽东诗词崇高美论析

毛泽东不仅是革命领袖 ,而且是诗人与哲人。他将伟岸豪放的气质贯注于诗 ,使之呈现出博大阳刚之境 ;将对宇宙人生的哲理颖悟融而为诗 ,使之充盈着深泓浩壮之气 ;将对中国乃至世界的新美构想化而入诗 ,使之荡漾着浪漫雄奇的神韵。这是毛泽东诗词崇高美的三大特征     

辩逯钦立先生《形影神》反佛说

在陶渊明研究中,《形影神》一诗的主旨问题争论较大。已故治陶学者逯钦立先生就此诗分析并主张其为陶渊明反佛之力作。笔者详析逯文并结合陶集加以辩证,认为《形影神》诗实为陶渊明所作之自我精神剖析,逯说有牵强之嫌。诗人通过对自身几种思想的审视,最终以“自然”之说释惑,达到一种“委运任化”的高超精神境界。     

李煜诗中的“二律背反”

“二律背反”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一个重要哲学概念,指的是对同一个对象或问题所形成的两种理论或学说虽然各自成立,但却互相矛盾的现象。在李煜现存18首诗中存在三对“二律背反”,即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意境背反、明艳之象与寥落之意的意象背反、无意为帝与奈何为帝的命运背反。     

明清诗话对诗“气”认识之探索

明清诗话将多变而冗杂的诗之"气"理解为大自然或人体之气,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创作心理与倾向,是一种成熟而务实的诗歌理论心态。在对诗气的探索之中,有如寻求隔水蒹葭之伊人,挫折中折射出了一缕淡淡的迷茫。然而正是在这百折不挠的探寻之中,才使人深切地感受到:其探索的过程和经验,实为后人诗歌创作竖起了一面泽被百代、可资多方借鉴的铜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