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苏辙对荆公新学的批判

荆公新学与苏氏蜀学、二程洛学是北宋中期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术派别。苏轼兄弟出于从指导思想上否定王安石变法、廓清蜀学的发展道路、与新学争夺儒家道统的正统地位的动机,对新学展开了学术批判,其批判集中在新学搞学术专制及其流入佛老上。     

试论北宋文人画思想的价值取向

北宋新的士风的形成,各个文人集团的逐步形成,诗文革新运动的发展,蜀学、洛学两派对于文道关系的观念之争等因素对文人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北宋绘画思想的重大转变首要表现在苏轼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士人画"说,使文人画思想的重心发生了转向;其次表现在黄休复提出了绘画的"逸品"观,确立了文人画思想的核心价值观.这一切的变化反映出北宋时期中国绘画艺术思想发展的新态势,对后代绘画思想与艺术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宋代书院与宋代蜀学

就学术思想而言,宋代蜀学经历了以苏氏蜀学为主转为以洛学为主的局面.蜀学的这种变化转型,与书院有密切关系.苏氏蜀学诸儒不如洛学诸儒重视书院教育,是苏学逐渐衰隐的原因之一.而张栻之学及其通过书院返传回蜀、魏了翁所进行的书院教育,又使洛学大举深入四川,从而促成了洛学取代苏氏蜀学.     

＂卓吾李先生,今之子瞻也＂——李贽与苏轼并论之意义探讨

袁中道尝誉李贽为"今之子瞻",李贽与苏轼二人并论之基础及其意义何在实有值得探讨之处。苏轼备受晚明文人推崇,而李贽正是当中彰扬苏轼之第一人,研究之初首先引证李贽对苏轼之推重,其次讨论李贽在晚明苏学盛行之风潮中的代表性地位。晚明文人与道学家对立之意识,可上溯至北宋之洛蜀党争,故李贽被视为"反道学"之文人,实亦承继了苏轼蜀学与洛学对立之精神。然李贽学术乃阳明嫡传,而阳明心学尽管与程朱理学相颉颃,却无疑仍属道学一脉,以性命之学为依归。由此进一步考察李贽之"反道学",仅在反程朱之一尊;而其表彰苏轼,亦正代表了阳明心学涵融洛、蜀之精神,今日重新正视李贽与苏轼之学术,对儒学之过去与未来亦将有更开阔之思考。     

苏洵史论文的儒学底色

三苏父子是宋代蜀学思想的领军人物,苏洵作为苏轼、苏辙的父亲,在宋代蜀学的形成之初发挥了重要作用。前人考察苏氏父子的创作多将关注的焦点定位于苏轼,而于苏洵、苏辙略有缺憾。作为忧乐为天下的北宋士人群中不可忽视的一员,苏洵的文学创作深染时代风气。特别是他的史论文创作秉承“其义一,其体二”的原则,将道统与政统的追索贯彻于史论中,成为影响苏轼、苏辙史论文创作的思想前导。故以苏洵史论文的宋学色彩作为探究,对全面理解三苏蜀学思想和两宋史论文的发展将提供极为宝贵的经验。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三苏蜀学的“人情为本”论

三苏蜀学是北宋中期一个重要的儒学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三苏(苏洵、苏轼、苏辙)认为,"礼"的精义是"顺人情",圣人制礼的目的就是以礼来调适人情。三苏把"人情"作为古礼的本质内容,他们在解经时往往以人情为原则。表现在政治上,苏轼、苏辙以王安石为不近人情者,用"人情"、"公议"作为攻击王氏的武器。     

试论“洛蜀会同”

洛学和苏氏蜀学（简称苏学）是崛起于北宋中期的两大学术流派，因学术思想的严重分歧而导致了一场著名的政治斗争，即洛蜀党争。党争之后，二学继续相斗，并在南宋中期达到高潮，其标志就是以洛学为衣钵的朱熹做《杂学辨》，力攻苏学。伴随斗争的同时，二学也在逐渐地融合，尤以刘光祖、李壁、李埴、魏了翁等人为代表，其表现形式是，以洛学为基准，吸取苏学的部分思想，统一到理学的轨道上，这就是“洛蜀会同”     

从《宋元学案》看政治与儒学的互动影响——以党禁与杂学为中心

全祖望通过为关系到两宋的治乱兴亡的重大政治事件元党禁与庆元党禁设立学案,反映了宋代儒学与政治间的互动影响及其兴衰历程,并通过考证《元党人碑》确定了元党人的范围。王梓材考察了宋末反道学的学者周密对于道学流派,以及对假道学、道学与文学相互影响的论述,丰富了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的认识。全祖望为作为北宋后期开始直至南宋初期的官学并与洛学相对立的王安石新学,被朱熹视为杂学的三苏蜀学,以及宋元过渡期间被视作王、苏两派之余波的以李纯甫、赵秉文为代表的金朝儒学设置学案,肯定了道学的反对派新学与蜀学的思想史地位,阐明了王安石经学的学术价值,进而从正统立场出发批判了金代儒学代表人物李纯甫与赵秉文的三教合一论。     

东坡与道教

蜀学和理学,是北宋两个对立的哲学学派,苏轼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举起反理学斗争旗帜的思想家。因此,程朱及以后历代理学家都曾对苏轼哲学横加指责。其中最主要的一条罪状,就是斥苏轼哲学为释老之学。朱熹著《杂学辨》,以《苏氏易传》为杂学之首,不惜笔墨,逐条指陈其溺于释老之处。其一日:苏轼在解释“道”这一范畴时,“不知道之所     

王安石与苏轼关系新论——兼论宋学流变中新学与蜀学之争

王安石与苏轼之间，虽然曾经一度因为道德文章而相互倾慕，但终其一生，二人关系“怨”多于“谐”。这不仅是因为二人个性气质之迥异，更是出于二人所学之不同。因此，王安石与苏轼之间的分歧与冲突，实质上隐含着新学与蜀学这两大学术流派在北宋中后期话语权力层面的交锋。     

简论二程洛学的思想特征、创新精神及现代价值

程颢、程颐兄弟在北宋创立了洛学 ,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理学的奠基者 ,影响深远。近代以来 ,论者多对其学严于在专制意识上的针砭、唯心论性质方面的批判 ,疏于揭示和弘扬其学中的积极层面。本文就此据实进行了审慎探索 ,指出二程洛学富有创新意识和辩证智慧 ,科学思想深刻 ,洛学中蕴含着二程兄弟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崇高精神 ,体现了洛学的现代价值和积极意义。     

蜀党的立党及成员

蜀党是北宋中后期出现的政治集团,它以苏轼、苏辙为领袖,以包括黄庭坚、秦观、张耒在内的苏门六君子等人为其成员.蜀党的政治活动,贯穿了从仁宗嘉祐到北宋后期,并亲身经历了期间大大小小的政治纷争.苏氏蜀学是其立党思想,苏门则是日后蜀党的主要组成力量.同时,蜀党代表了中后期文坛的最高成就,使这一群体成为文人参政的典型而受到瞩目.     

人格在道、政、学之间挺立——北宋儒学思想史视域中的苏轼刍论

苏轼作为北宋"蜀学"学派的代表人物,其人格形成有着深远的儒家思想渊源和深刻的时代思潮背景。在道的层面,他坚守了以孔孟之道自任、志在批判、议论不随、勇于担当的士君子人格;在政的层面,他发扬了儒家仁民爱物、志在兼济的人文精神;在学的层面,他从肯定个体情感出发,以社会整体性与个体多样性相统一的致思方式来诠释儒家经典,从而构建了一种性命自得、以诚明而达致中庸的理想人格境界。苏轼融理论思想和生命实践为一体,将道、政、学三元统一的的安身立命之道,在中国传统儒学的人格理论演进历程中具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正统与政见之争--论北宋中后期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之批评

苏氏蜀学对荆公新学的批评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潜伏期、激化期和深化期.它反映出二氏之学在经世层面"重法"或"重人"等诸多分歧,以及苏轼的儒学传承意识.它与北宋中后期的政争、党争互为表里,既导致和强化了后者,同时又深烙党争、政争的痕迹.     

从社会学、心理学角度谈苏轼文人画观

北宋中期著名文学家苏轼的文人画观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前人多从艺术风格的角度进行研究。但苏轼文人画观的形成 ,有其社会学和心理学方面的特殊原因。北宋经济文化的宽松和士人趣味的形成 ,是他思想形成的社会学原因。而苏轼的非画家身份和他的人生失意也从心理上促成了其文人画观的形成     

柳永的生活道路与创作分期

柳永是北宋词坛第一个卓有成就的改革家。如果说,苏轼的改革主要在于“以诗为词”,拓展了词的题材领域,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段,建立了一新耳目的豪放词风,从而使历来不登大雅的歌词取得了与传统诗文并驾齐驱的地位;那么,柳永则是通过与歌妓乐工合作的创作道路,第一次系统地建立了慢词体制,并且把词这种本来起源于民间的音乐文学,从贵族的歌筵舞席再次引向勾栏瓦肆、山程水驿乃至一切有井水的地方,扩大了它的社会基础,丰富了它的美学风貌,从而直接为苏轼的改革导夫先路。柳永在北宋词坛的地位正好与苏轼前后相埒,可是长期以来的柳词研究同苏词相比,却显得极不协调。一个门庭若市,一个门可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

北宋蜀学三教融合的思想倾向通过龙昌期、章詧（chá）、三苏、张商英等人融合各家,兼用佛老,重视儒学的治学实践体现出来,反映了北宋巴蜀地方文化的重要特色。为蜀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多元的思想环境和文化背景。     

论金词的用调

金词用调从词调产生时代来看主要分3类:唐五代词调、北宋词调和本朝新调。用唐五代词调与北宋相比更加集中于流行词调,题材上极少写恋情,境界较为开阔壮大。用北宋词调则深受柳永、苏轼影响。用柳永词调,多赋道情,格调清快明丽;受苏轼用调影响,题材多写隐逸,风格豪放。本朝新调主要为道教词人创制,使用范围比较狭窄。我们从中可略窥词曲之嬗变,亦可见出词体发展之必然衰落趋势。     

米芾文学的地位和影响

米芾文学作品在宋代、尤其是在北宋文坛上有较高地位,经苏轼等人的评赞和推介,在其同代人中影响更大。米芾旧有《山林集》一百卷,遭宋金战乱销毁,其文学的地位和影响因此下降。南宋岳珂等人开始辑佚重编米芾文集。明清人较为重视其人及文学作品,不少选本收有米芾的文学作品。其文学的地位影响在当代仍未彰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