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飞来峰第55龛顶髻尊胜佛母九尊坛城造像考

位于浙江省会杭州市内的飞来峰以佛教石刻造像闻名遐迩,其数量之多、形制之大、造型之美,均为中国佛教石窟造像盛世的汉唐之后所罕见。据统计,飞来峰现存五代、宋、元时期的佛教造像多达280尊。其中元代造像数量最多,为飞来峰佛教造像中的主体和精髓部分,现存造像67龛,大小造像116尊,形成了“白石皆成佛,苍头半是僧”的壮丽景观。116尊造像中,有46尊为藏传佛教风格造像,62尊为汉式风格造像,8尊为受藏传佛教风格影响的汉式造像。飞来峰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造像于一身,是中国佛教造像中绝无仅有的融汉藏佛教艺术风格于一     

杭州飞来峰元代石刻造像艺术

佛教自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传入中国内地后,中国内地的佛教造像艺术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受到了三次大的外来形式的冲击,在华夏大地上演了一幕幕波澜跌宕的文化碰撞与交流的历史剧幕。浙江杭州灵隐飞来峰元代石刻造像就是第三次外来形式冲击下的典型产物,其中的藏传佛教造像和部分汉传佛教造像,既包含有很深的印巴次大陆文化艺术的渊源,又有汉传统文化和江南佛教石窟、摩崖雕刻的传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独特的文化多样性,笔者试图对此作一初步的探讨,旨在抛砖引玉。     

杭州飞来峰藏传名刻造像的风格渊源与历史文化价值

本文通过分析飞来峰造像雕造过程、蒙元时期以至后期蒙古喇嘛教美术的历史 ,认为飞来峰造像间接反映了西夏藏传美术的影响 ;同时探讨了飞来峰布袋弥勒和尚对藏传佛教罗汉造像中“和尚”图像的影响 ;并强调了飞来峰造像的历史文化价值 :它是一座我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文化的里程碑。     

杭州西湖宝石山造像考述

本文考察了杭州西湖宝石山摩崖造像遗迹,分造像年代为元明两期,归造像类型为藏汉二式, 并就石刻造像的题材内容、艺术风格、历史背景及梵文摩崖等相关问题展开探讨。宝石山造像集汉藏雕刻艺术于一崖,对研究藏传佛教在南方地区的传播,汉、藏佛教造像图像学与风格的演变,以及汉、藏佛教艺术的交流影响都具有独特的意义。     

元代杭州永福寺、《普宁藏》扉画与杨琏真伽及其肖像

文章通过对《大元至元辨伪录》《西湖二集》等相关文献及实地的分析,认为元初杨琏真伽等三僧奉诏任职的高级僧署——江淮诸路释教都总摄所(后改称总统所)设于曾为江淮行省省治的杭州,最有可能在灵隐永福寺。文中公布的刻于杭州的残本《普宁藏》扉画中杨琏真伽的肖像肯定了杨氏西夏党项人的族属与藏传佛教僧的身份。文章还对《普宁藏》扉画与永福寺西北飞来峰造像这仅存的两处杨琏真伽肖像作了比较,并对杨氏肖像的成立条件、象征意义及其与忽必烈宗教政策的关联度等作了剖析。     

论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及其缘由

目前,藏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藏传佛教是后弘期随着各教派的产生而形成的,故此,习惯将前弘期佛教称之为吐蕃佛教。然而从理论上进行严格分析,这种概念和称谓存在诸多不合理及不贴切之处。所谓"藏传佛教"是指佛教传入藏区后,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民族文化特色的佛教。佛教在吐蕃传播200年的过程中,从语言文字、僧人信徒、寺院道场和神灵造像等方面都实现了吐蕃本土化。因此,应该说藏传佛教形成于吐蕃时期。     

藏传佛教在炳灵寺的传播、发展及衰落

炳灵寺石窟是我国著名的佛教石窟寺之一,其考古价值与艺术价值可与敦煌莫高窟、云岗石窟、麦积山石窟相媲美,１９６１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释道世《法宛珠林》记载,炳灵寺的历史可上溯到“晋泰始年”,即２６５年,距今有１７００余年。在炳灵寺１６９号窟中保存有中国石窟中最早的纪年题记──“建弘题记”,记述了１６９号窟部分造像的制作情况,尾处还记有“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二十四日造”的字样,“建弘元年”即４２０年。炳灵寺石窟现有窟龛２１６个,各类佛教造像８００余尊,壁画１０００多平方米,…     

藏东地区吐蕃时期大日如来图像研究

本文对在四川石渠、青海玉树和西藏昌都等地区发现的大日如来造像按照组合形式的不同分为单尊、三尊组合和九尊组合进行了归纳整理并进行了分析.本文认为,大日如来单尊造像主要出现在四川石渠地区,年代相对较早;大日如来和观音菩萨、金刚手三尊组合的造像至迟在赤松德赞时期已经出现,并且在各个地区都有流行;大日如来和八大菩萨的组合主要流行于昌都和玉树地区,年代大致为八世纪晚期至九世纪上半叶.八大菩萨有多种配置方式,系汉地对藏传佛教艺术进行变通融合的结果.     

炳灵寺石窟四臂观音造像试探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传入炳灵寺后,大部分窟龛壁画被重绘成藏传佛教内容。在藏传佛教造像中,四臂观音像出现的频率很高。四臂观音是观音化现的以代表六字真言的密宗观音之一,在藏传佛教中地位极高,这种最常见的密宗造像对我国观音信仰产生了重要影响。     

海棠山摩崖造像与阜新地区清代密教特征

佛教以其造像众多而称“像教”,由汉代初传至晋,造像尚具有浓郁的犍陀罗的风格。南北朝出现具有汉族士大夫瘦骨清相、褒衣博带特点的造像,及至唐代,造像的结构更趋于合理生动,佛、菩萨神态庄严、形象饱满、特征中原化,体现大唐活泼自信的审美情怀,故唐代佛教造像有“菩萨如宫娃”之喻。同时由于密教的流行,神奇而狰狞的密教造像也开始出现。元明清三朝是密教盛行时期,由尼泊尔艺术家阿尼哥传授的“梵式”造像自元代流传下来,并由西藏传入内地,不同程度地与中原传承的唐代造像风格相融合,进而形成内地略异于西藏的密教造像风格。清代,密教的弘传有着特殊的政治背景,内地的密宗造像是以当时著名的佛教圣地如承德、北京、五台山为中心的。东部地区密宗造像则一直鲜为人知,该文介绍的正是有“黄教东部中心”之称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密宗摩崖造像。     

元代汉地佛教与藏传佛教之交流略述

一、藏传佛教学者对汉地佛教的了解汉地佛教虽早在唐朝时就已传入西藏 ,但由于朗达玛灭佛 ,使大量史料被毁。因而有关藏传佛教学者对于汉地佛教了解的记录 ,并未留下很多的史料。元代以后的藏传佛教史书才对汉地佛教有了较为详细的记载。如《红史》、《王统世系明鉴》、《雅隆尊者教法史》、《汉藏史集》等书都对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流变以及汉藏佛教关系作了解说。如《红史》中说 :周朝有三十六个王 ,执政 (八 )百年。此后有称为秦始皇的国王。从汉高祖开始传了十二代皇帝。在第十二个皇帝时 ,有一个叫王莽的大臣篡位 ,执政十八年。此后有个…     

记藏族民间艺人完玛杭科、东智才旦

完玛杭科,藏族,1977年出生于青海省同仁县隆务镇五屯上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祖父夏吾和父亲桑杰俱为藏传佛教艺术画家,加之祖父是还俗僧人,完玛杭科自幼受到家庭式藏传佛教艺术及佛教教义的,陶和教育。得到爷爷在绘画基本技能的培训后,又得到全国工艺美术大师夏吾才让的指点和教诲,并以极高的悟性获得藏传佛教造像艺术的真谛。由于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对造像度量经的娴熟把握,其作品结构严谨,造形准确,色彩到位,在传统绘画技艺上取得较高成就。完玛杭科曾到内蒙古、辽宁、西藏、四川、北京、天津等地游艺,边为寺庙僧俗作画,边从各地地方绘画…     

藏传佛教石刻大藏经考述——以青海果洛石经墙为例

藏传佛教石刻大藏经,是用金属等工具将藏传佛教大藏经(包括《甘珠尔》和《丹珠尔》部)镌刻在石头上的一种特殊的经书形式.这种经书形式在藏传佛教流布地区被称为“石经墙”.而青海果洛石经墙在青藏高原区域内的颇多石经墙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意义,它不仅反映了藏传佛教石刻大藏经的形制和风貌,而且体现了藏传佛教石刻文化艺术的丰富多彩和博大精深.本文仅就果洛石经墙的人文地理环境、历史创建过程和分布及其规模作一考述,以窥探藏传佛教石刻大藏经的基本面貌.     

藏族石刻艺术概述

藏族的石刻可谓是藏文化的一个缩影 ,这种无处不在的“天堂符号” ,书写了雪域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其中大量佛教、苯教的石刻作品不仅是藏民族宗教信仰的反映 ,也是他们独特审美趣味的写照。本文从石刻分布、石材、用途、造像来源等八个方面介绍藏族的石刻艺术     

元代中国穆斯林墓葬石刻的发现与研究

近百年来,在海南岛、广州、泉州、福州、杭州、扬州、北京、宁城等地发现了大量元代中国穆斯林墓葬石刻。通过发现地点集中在中国东部地区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元代中国东部地区的穆斯林主要是迁入中国的穆斯林侨民,故较多地保留了原有的伊斯兰文化特点;数量颇为可观的元代穆斯林墓葬石刻的主要价值,在于更清晰地说明了元代中国穆斯林的汉化程度并不深。     

青海在藏传佛教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佛教产生于印度，公元七世纪传入我国藏族地区，佛教进入藏区后，与藏族的原始宗教一本教在冲突中不断相融合，逐渐形成了具有高原民族特色的佛教宗派一藏传佛教。藏传佛教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地区在西藏，因此无论佛教信徒还是学者游客对西藏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其实，从历史上看，藏传佛教     

蒙元时期回鹘文的使用概况

回鹘文是畏兀儿人使用最广、保留文献较多的一种文字.畏兀儿人不仅使用回鹘文字翻译、刻印佛教典籍,还用它书写民间借贷、买卖契约文书以及碑铭石刻等.元代,回鹘文字作为官方文字为蒙古族所借用,用于书写诏诰典祀,翻译医学、历史学、儒学及佛教典籍等.在敦煌莫高窟北区的元代石窟中先后出土了1152枚回鹘文木活字,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活字实物.这证实了元代畏兀儿人已掌握了精湛的印刷术,并为活字印刷术的西传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

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是元朝在藏区设立的三大宣慰司都元帅府之一,治所在河州。对于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学术界至今尚待深入研究。本文认为,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机构设置实际上是由这样几部分组成:一是"掌军民之务"的宣慰司系统,如总管府以及总管府下辖的各州、县,这一系统是以行政管理为主。二是都元帅府所属的军事系统,如元帅府等;三是吐蕃等处宣慰司兼管的万户府等。四是招讨使司系统。二、三、四系统均以军事管理为主。五是管理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宗教机构,但这一系统不在本文讨论的范畴中。一些论著中之所以未能理清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的管理体系,其原因就在于元代吐蕃等处宣慰司与都元帅府两大系统都兼有一定的军政管理职能,也都管辖着相应的行政与军事机构,只是吐蕃等处宣慰司更侧重于行政管理,而都元帅府则偏重于军事防务。     

《妙济禅师塔铭》与明代汉藏佛教交流

宣德五年刻制的《妙济禅师塔铭》,现存北京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碑文分别由汉藏两种文字独立撰述,碑阳汉文由明代汉传佛教名僧圆瀞撰写;碑阴藏文据明代藏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口述写成。铭文记载了妙济禅师绰巴扎释为班丹扎释侄子,曾随第五世噶玛巴及宗喀巴大师受戒求法。铭文反映出明代汉藏佛教之间存在深层次的交流,班丹扎释及其领导下的僧团为促进明代汉藏佛教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藏区寺院经济一瞥

藏区寺院经济一瞥拉灿藏区包括我国西藏大部分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的部分地区。佛教自公元七世纪由至尊至慧的印度高僧莲花生大师传入藏地，藏传佛教便深深地根植于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了。作为藏传佛教得以存在的活动场所──寺院，从第一座寺院桑耶寺建立至今，就对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