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经学

<正> 赵岐说:“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孟子题辞》)可见孟子也是传经之儒。孟子于五经中,除了《易经》没有讲到以外,其余《诗》《书》《礼》《乐》《春秋》都有所论述。 (一)孟子论诗司马迁说:孟子与其徒公孙丑之属,“叙《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史记·孟荀列传》)所以赵岐说他“尤长于《诗》《书》”。现在《孟子》中引《诗》论诗的,不下三四十则,可见司马迁、赵岐之说是有充分根据的。《孟子》中讲到诗的兴衰,他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孟子·离娄下》,以下     

历代《孟子》研究概观

<正> 孟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他与孔子的学说被后世称之为“孔孟之道”,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精神支柱。我国古代不少学者曾在《孟子》研究上花了很大的气力,或为之注疏,或就之考辨,或因之发挥。在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姑且不论散见于学者文集中的单篇文章,仅研究《孟子》的专书专著就近三百种。时代漫漫,典籍浩浩,笔者限于学力和研究条件,不可能对历代孟子研究作出全面、详尽的分析,本文只想就各个时期《孟子》研究的主要特点,择其要籍作一个概略的评述。     

道德价值是“可欲”的——孟子“可欲之谓善”命题发微

“可欲之谓善”的命师出自《孟子·尽心下》。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在这段对话中,孟子因浩生不害之问从     

孟子义利观的三重向度

<正> 长期来,人们普遍认为孟子重义轻利,甚至不许讲利,为后世“去欲主义”之发端。尽管近几年不少人对这种观点重新开展讨论,但这些讨论大多语焉不详,有隔靴搔痒之感。本文认为,孟子义利观实际上有君、民、士三个不同向度,这三个向度虽然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没有否定利欲的作用,所以不能笼统断言孟子重义轻利,也不能认为孟子开后世“去欲主义”之先河。     

儒家义利观辨正

<正>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先秦儒家的重义轻利,史学界几乎普遍地认为是一种否定功利、扼杀人性、鼓吹禁欲的说教。我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和孟子的“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上》),是他们对义利关系的最典型阴确的说法。据此,是否就可以断定他们根本不言利呢?不可。因为上述说法实际上并没有存义灭利的意思,而只不过是主张要以义统利,把义放在首要的地位,反对“后义而先利”而已。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里仁》),只要能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即“见利思     

善,文章美的高标

如果说,美学中的真是合规律性,那末,美学中的善便是合目的性,便是对于审美对象功利价值的肯定。自古至今,谈论美总是离不开善,孔子说:“里仁为美。”(《里仁篇》)这里的美是和善同义的。他还提出“尊五美,屏四恶”,何谓五美?孔子说:“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里的五美也是和善同义的。孟子也有过类似的论述,他的名言“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章》)便是适例,充实是充实人的品德,“使之不虚,是为美人,美德之人也。”也就是说,美与善是密切相关的。     

关于孟子的阶级划分论——与杨荣国同志商榷

(一) 在《孟子》书中,明显地提到阶级划分的有两处:一处是《滕文公上篇》。滕文公使毕战问井田制,孟子在对话中说: 另一处也是《滕文公上篇》。孟子与“为神农之言者许行”之徒陈相辩论社会分工问题     

孟子人性论再评价

<正> 长期以来,人们对孟子人性论的分析和评述,几乎无例外地都将其目为唯心论与先验论而予以口诛笔伐。我们却认为,孟子的人性学说乃是前无古人的灼见真知,值得大书而特书。(一) 《孟子·滕文公》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那么,(1)孟子所言之性究竟何所指?(2)孟子道性善的根据在哪里?有无合理性?这是需要厘清的两个基本问题。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下引该书只注篇名)“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则以为未尝有才焉者,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又说“心之官则思”(《告子上》)毫无疑问,在孟子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性所在即是人心——能思之心,也即理性。然而不止于此,孟子进而认为,人心作为理性并非仅仅具有     

“以意逆志”三解

自孟子倡“以意逆志”说以来,后世学者因对此句“意”的涵指理解不同,故曾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解说:或谓“意”为读者之意;或谓“意”为作者之意。汉代赵岐主前说,其《孟子注》道:“人情不远,以己志意,逆诗人之志,是为得其     

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及其对古代文论的影响

<正> “知言养气”说是孟子整个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对后世的文学批评理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应该认真研究并给予充分肯定。然而,人们往往首先认定孟子为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再判定其“养气”说是“唯心的观点”,从而阻碍了对这一极有价值的学说的源流研究。今天,有必要对此进行理论梳理。“知言养气”的核心是“气”,“气”在孟子之前曾作为一个具有朴素唯物论思想的哲学范畴而被运用。战国时代齐国的稷下学派,就从“云气”、“地气”和人呼息的“气息”中获得了“气”的观念,提出了自然元气论,把气看作是自然界万物的总根源,甚至认为人的生命也要由气产生。《管子·心术下》:“气者,身之充也。”房玄龄注:“气以实身,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后世对于程朱义利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     

“好色即淫”说与“好色而不淫”论

《红楼梦》第五回,作者借警幻仙姑之口提出一个有关“好色”的命题——“好色即淫”说,而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有“《国风》好色而不淫”论。“好色即淫”还是“好色而不淫”,似乎成了一桩有待了断的“公案”。　　一、“好色而不淫”论与先秦文化中的“好色”观　　其一,先秦儒家承认“好色”是人的一种天生“情性”、自然人性。上博战国楚竹书《诗论》第14简:“以琴瑟之悦,拟好色之愿。”①《孟子·万章上》:“好色,人之所欲。”《荀子·性恶》:“目好色,耳好声……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也。”其二,先秦时期…     

略论稷下人物宋钘

<正> 宋钘,战国时宋国人,与尹文齐名,同游稷下,因并言黄老之意,被后世称为宋尹学派,在当时很有影响。在《孟子》书中,宋钘写作宋牼,《庄子·逍遥游》、《韩非子》写作宋荣,《荀子》、《庄子·天下篇》写作家钘。宋钘的生卒年代不可确考,我们只能根据《孟子》的记载推其大概。《告子下篇》说:“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置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这里说的秦楚构兵发生在周赧王三年,楚怀王十七年。《史记·楚世家》说:“怀王十六年,……发兵西击秦,秦亦发兵击之。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楚军。”当时,正值燕人畔齐(见《孟     

方志及其演变

方志,是地方志之简称,即地方之史。其名称始见于《周礼》所记:“外史掌四方之志”,“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小史掌邦国之志”。最古的史书称为坟、丘、典、书。周而后有《孟子》载的“晋乘,楚梼杌,鲁春秋”;《墨子》载的“周之春秋,宋之春秋,燕之春秋”;《庄子》载的“百二十国宝书”。后世又有典、录、略、考、说、记、纪、书、图经、图志等,志包括在史书之中。我国方志之撰著,由来已久。三代时舆地学已很发达。战国时撰著的《山海经》,对山川、形势、物怪、古迹,物产之大概,记载都较详备。     

读《孟子》札记

<正> (一) 余九岁时,北洋军阀恢复读经,高小一年级增设《孟子》一课,当时老师马虎教,学生胡乱学,犹记将石印《孟子》放置老师台前,背过身去,就象甘肃对“花儿”一般地高唱起来,到底唱的什么,学生固然不在乎,老师也不管。这就是六十余年前学习《孟子》的大略。可是,问题在于,六十余年前固已如此,难道六十余年后之今日,就能学习得非常清楚明白了吗?其实这个问题,清初的黄梨洲(宗羲)早已接触到过,他说,按道理讲,“一人索之而弗获,千万人索之而无弗获矣”,“一时穷之而未尽,千百年穷之而无不尽矣”;况且     

孟子“义”范畴初探

“义”是中国儒学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同孔子相比,孟子对于“义”的讨论则要更多一些,更细致一些,因而也就在一些方面有所创见和新意。一孟子把“义”提到了一个突出的高度,在许多情况下,“义”与“道”平列无别,几为一物。这与孔子仅仅突出地讲“仁”和“礼”形成明显的差别。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作为一个有德行的人,说话不一定句句守信,行为不一定必要结果,只要与义同在,依义而行就行了。义是人们行为的最后准则。不仅如此,在他的许多论述中,义与道的含义相近,地位相当。他说,养洗然之气要“配义与道”(《孟子·公     

《孟子》《大学》与阳明心学的经学奠基——基于发生学视角的分析

阳明心学以“成圣”为出发点,以“圣即理”为根本前提,由“心即理”和“致良知”两个命题建立其义理结构。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阳明早年的成圣之学由朱子入手,其悟后的义理结构与《孟子》契合。但是,阳明晚年对孟子、朱子都有批判,他认为朱子《大学》改本偏离了孔子的成圣之学,孟子的“集义”功夫论有二元论的嫌疑。为此,他认为有必要批判朱子的《大学章句》,并修正孟子的功夫论,这促成了其晚年恢复《大学》古本的举动及其对《大学》的新诠释。简括言之,阳明心学的建构是由朱子《大学》改本的扬弃而契入《孟子》,再由《孟子》的修正而上溯到《大学》古本,并最终以此作为其经学的奠基与归宿。     

《孟子》中的“民”是指沦为庶民的奴隶主阶级吗

《孟子》中的“民”究竟是指哪一类人,前几年“四人帮”搞批儒评法时,很多人认为是指沦于庶民的奴隶主贵族,近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也有坚持这种看法的,认为“孟子所谓的‘民’一般地说并不是指劳动人民,而是指已经失去统治地位而降为‘庶民’的奴隶主阶级的人们。”“孟子所同情,并为之辩护的‘民’正是这种‘庶族’之‘民’。”其实,这种看法是很不妥当的。现就《孟子》中涉及到民的主要章节逐次论述。     

史料的考订

传闻容易失真,典籍记载未必确实,先秦学者,早有所见。孔丘主张“多闻阙疑”。子贡曾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孟子》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韩非子·显学》篇强调实证,对于儒、墨争相称道而又各不相同的“真尧舜”全     

《左传》杨注商兑(四)

狄固贪忄林 ,王又启之。 (僖 2 4　Ｐ4 2 5 )杨注 :以狄女为后 ,是开导启发其报之无已。按 :杨先生以“开导启发”训启 ,未是。《僖 2 3》“臣闻天之所启”杨注“启 ,开也 ,引申为赞助也 ,详杨树达先生《积微居金文说》” ,此注是也。《襄 31》“天似启之” ,《闵元》“天启之矣” ,《宣 3》“天或启之 ,”诸“启”字义同。《僖32》“天奉我也” ,《昭元》“天所赞也”、“天赞之也” ,又“天命不 ,”《昭 1 3》“天方相晋 ,”《书·泰誓》“天佑下命” ,《孟子·万章篇上》“天与之”。奉、赞、　 (佑 )、相、与 ,皆赞助之义。也作“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