黠戛斯人剺面习俗研究

本文针对汉文史料中对黠戛斯人是否存在剺面习俗的不同记载,利用大量中外文文献、民族学田野调查材料,证明黠戛斯人存在着剺面习俗,甚至这种习俗沿袭到了近代。     

祭帐仪式·置尸马上·待时而葬--突厥葬礼三考

本文撷取了突厥丧葬风俗中祭帐即绕帐走马剺面、置尸马上火化和火化后待时而葬三种重要仪式和制度,从民俗学的角度分别深入剖析,分析其内涵、作用和意义.祭帐仪式中关于走马剺面的人数、程序等问题,学术界至今存在着错误的理解和认识;置尸马上这一极其重要的火化仪式,包含了送魂这一深刻的文化内涵;待时而葬中以草木枯荣为时间标准,则突出表现了突厥丧葬文化的民族特色.     

《唐张羲之夫人阿史那氏墓志》与胡汉联姻

墓志记载盛唐时期突厥首领、双河郡都督?舍提噋啜嫁女阿史那氏于羽林军大将军张羲之,结为姻戚,生活于长安。统治阶层胡汉联姻是社会开放型婚姻的表象,体现了朝廷绥靖西域、促进民族交流与融合的史实。     

3—6世纪的草原丝绸之路

3—6世纪即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草原路的发展有如下四个重要时期,一是由于曹魏、西晋政权与草原路东端车师后王国建立了密切关系而兴盛一时;二是北魏前期建都平城(山西大同),与西域的交往主要利用了草原路。这一时期以平城为中心,西接伊吾(新疆哈密),东至辽东(辽宁辽阳),逐渐形成一条贯通中国北方的东西国际交通路线;三是北魏后期北方草原民族柔然利用了草原路与西域交通;四是北朝后期,一方面与西域地隔西魏、北周的东魏和北齐交通西域需要利用草原路,另一方面北方新崛起的草原民族突厥利用草原路沟通与波斯、拜占廷的联系。     

丘处机及其随侍十八士的西游文学创作

蒙元时期,以丘处机及其随侍十八士为代表的道家西游文学群体,在西域之行中通过吟诗作词活动以及对往返路途沿线的社会生活习俗、多样民族文化与变换的自然风光所作的写实性描写,为异域、异国的漠北西域增添了多元的视角,其西游文学创作也具有了独特的文学审美认同和价值重构意义。     

转型期的于阗文化

11世纪之后,西域南部绿洲的于阗文化进入新的转型期.随着伊斯兰-突厥文化逐渐占上风,其物质、制度、精神层面发生重大文化变迁.在这种文化变迁中,主流文化与民间文化、汉文化与西域其它民族文化之间都在一种多元文化的格局中出现整合的态势.     

文化交融视域下金朝官员卒葬礼俗探赜

金朝是由女真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汉人等构成的多民族政权，在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文化样貌等方面呈现出多民族元素交融汇聚的特征。金朝立国之初，官员的卒葬习俗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但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断深入，一方面，以马为赙赠、剺面哭丧、烧饭等女真旧俗在某种程度上得以保留，另一方面，辍朝致哀、天子临奠、赙赠之赐等中原丧葬之礼为统治者所继承并进一步发展，金朝官员的卒葬礼俗日益丰富多元。     

九至十三世纪初突厥各部的分布与变迁

在九至十三世纪初,即大约我国历史上唐末至蒙古贵族远征中亚前这一时期内,包括新疆在内的中亚地区的政治形势变动很大,突厥各部流动迁徒频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错综复杂之势。这一时期,我国内地处于辽、宋、金、西夏等各政权并立的局面,中原与西域虽仍有频繁的经济文化来往,但不象汉唐时期在西域直接设有行政机构。因而汉文史籍中关于上述民族的迁徒分布情况,记载就比较零碎粗略,需要与其他文字资料相互补充和印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汉译本读后

张锡彤、张广达先生翻译的苏俄巴托尔德教授的名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最近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是书列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沈卫荣、李肖主编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译丛",笔者因忝列译丛编委会而有幸先睹.     

隋唐时期内地与突厥的人口迁移

隋唐时期内地与突厥的人口迁移比较频繁,数量规模较大,人口迁徙的引发因素较多,主要有战争、政治、自然灾荒等原因。突厥移民主要分布在北部沿边地带,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已经成为当地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口互迁,文化互化,突厥移民的衣食住行及婚丧习俗也在潜移默化。人口迁徙过程中,人作为文化符号的载体,促进了文化信息的传播,有利于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     

论唐代长安西域移民的生活环境

西域移民进入长安后生活环境随着时代变化而有所变化,由初唐的胡汉融合到盛唐的大国心态,逐渐变化为中唐“屈辱”的社会心理与晚唐的受排挤、被压制。作者从唐人对待藩将、胡商、胡艺、胡俗等的态度具体阐述了这一变化。     

论北朝西部审美观与盛唐美学思想的展开

我国西部自北朝以来发生的民族大融合及因之形成的西部审美观,已经渗入唐人思想文化风俗习惯亦即唐代社会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盛唐美学思潮的全面展开,与北朝西部审美观的深远影响,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此乃中国美学主潮在封建社会顶峰形成“盛唐气象”的力量之源。     

唐宋之际西域南道的复兴--于阗玉石贸易的热潮

8世纪安史之乱后,衰落的唐朝,已无力控制包括西域在内的西北地区.吐蕃、西夏等相继崛起,控扼丝路东段孔道,使中西交通受阻.人们或以为海上丝路这时已逐渐取代陆路交通.其实,并不尽然.10世纪通过于阗的南道,在大宝于阗国和敦煌归义军的努力下,排除沿途阻挠,使中段得以畅通.后在喀喇汗王朝的控制下,于阗不仅通过青海道成为西方诸国与宋朝贸易的中转地,而且具有特色的地方产品,也不断涌入中原各地市场,这种以西域当地产品为主的民族贸易,使于阗等地商贾获利甚巨.同时也促进了我国西北地区区域市场的形成.这是在当时形势下,丝路贸易的新特点.     

西域佛教石窟寺中的音乐造型

新疆石窟寺中的音乐造型十分丰富。整体而言,西域石窟寺音乐造型有两大体系:以龟兹为中心的西域体系和以高昌为中心的中国中原体系。但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体系又有交叉和互相影响。本文结合西域历史和佛教发展史对西域石窟寺中音乐造型的来源、属性、功能和乐器形制等方面进行综合探讨。     

裴怀古、李释子、和守阳墓志所见盛唐边政之经略

本文以洛阳此前出土的三件唐代墓志为史料, 考察了盛唐时代中原王朝以出镇、驻节、招慰、屯田、和亲、册封等施政运筹, 与漠北、西域、滇蛮、桂田、湘零等诸多远服民族保持锐意交通的政治态势, 进而可以看出盛唐国家边政意识之积极。     

汉唐金城、西平麹氏研究

金城、西平麹氏在自汉至唐的历史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本文认为,西汉末,鞠谭之子间避难湟中,改姓麹氏,麹氏形成。东汉末,麹氏通过立功河陇的方式,在金城、西平形成自己的郡望。西晋时,麹氏跻身大族行列,晋末他们在中央政权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十六国时,麹氏分散于诸族政权中。北凉亡,金城、西平麹氏随沮渠氏入徙高昌,并于501年建高昌国,成为高昌国的鼎族豪宗,但西平麹氏并没有受到重视.640年,唐灭高昌,麹氏内徙,自此衰落.南北朝至隋唐在中原发展的麹氏人物在政治上并不太显赫。     

论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复兴

民族凝聚力研究是实现21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个精神文明工程。历史上中华民族以中原为中心展开民族凝聚有两个原因：和而不同，以“心”征服的心理凝聚；心向中原，追求平地的地缘凝聚。其复兴典型有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清代“康乾盛世”。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民族磨难后形成的具有更强的凝聚力的中华民族，在新中国成立后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是历史的必然。     

隋代大兴城的西域胡人及其聚居区的形成

作为结束魏晋南北朝数百年来分裂局面之后出现的统一王朝，隋、唐两朝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位居当时东西方最强大的帝国之列，吸引了诸多外来民族人士前来。特别是作为帝都的大兴城（长安城），对于西域地区的胡人有着极强的吸引力。长安生活的外来胡人虽数量众多，但并非杂乱元序，而是在特定区域基于自身的民族身份、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因素Et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胡人聚居区。对于唐代长安生活的西域胡人及其聚居区，前辈学者已做过不少研究，但对于唐以前隋代在大兴城生活的胡人的居住格局，则鲜有人论述。本文拟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对于探讨隋代胡人在大兴城的聚居区的形成与发展提出一点认识。     

论龟兹石窟研究的重大意义

龟兹石窟文化不仅是龟兹民族的文化成就,更是古代新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成就。对龟兹石窟的研究表明,无论是从历史文献记载还是出土文物实证来看,以西汉中央政权在新疆设立西域都护府为标志,新疆从行政区划上便已列入我国中央政府的管辖区域,成为我们伟大祖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同时,研究还表明,古代新疆文明是在以佛教为主导并融合其他多种宗教文化的基础上共同创造出来的,与佛教文化相比,伊斯兰教文化在古代西域地区是一种晚来的宗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