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村民自治权和乡镇政府行政职权的协调

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至今，村民自治制度在我国实行了10多个年头，该制度实行的效果已经在我国广大农村颇见成效，但是仍然有大多数农村的村民自治制度得不到落实，究其主要原因，也就是乡镇政府行政职权和村民自治权之间的不协调。     

现代国家构建与乡镇政府改革

乡镇政府改革是政府改革实践的一部分,也是理论研究的热点之一。作者以现代国家构建理论为视角,结合中国现代国家构建这一历史任务,以及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特点,把乡镇政府的改革放在现代国家构建这一过程中,提出乡镇政府改革应该以调整乡镇政府、乡镇市场和乡镇社会的关系作为改革重点。     

我国乡镇政府改革的方向、困境与着力点

后农业税时代,我国乡镇政府改革势在必行。不过,改革究竟走向何方,学界分歧颇大,大致提出了乡镇政府改革的两种思路：“强化论”和“取消论”。但当前我国乡镇政府改革的“强化论”扣“取消论”都没有实践根基,可行的路径应该是立足于现实困境分析,渐进式地构建有效供给农村基本公共品的服务型乡镇政府。     

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材基层政权组织变迁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国家经纪体制”下的“乡镇自治”、“国家全能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早期为“议行合一”制度)和“乡政村治”下的“村民自治”三种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随着传统农业财政体制向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相应的治理体制改革,本文认为对此应在转变政权职能、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统一财政体制与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20世纪以来中国乡镇体制的变革与启示

乡镇体制改革是政治学与公共行政学界持续多年的热点话题,乡镇体制应该如何改革,乃至乡镇一级政府是否应该继续存在的问题,当今学者的看法大相径庭。既有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本文从大历史的视野,运用政治学的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全面考察了晚清以来我国乡镇体制的变革历程,揭示乡镇行政管理体制与地方社会发展之内在关系,通过对乡村治理和地方政府建设的本土资源的深度发掘,从历史和逻辑的整合中思考了如何推进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问题。     

对乡镇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良性运行的几点思考

乡镇行政权力与村民自治权利间的关系为社会所关注。当前我国乡镇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的"过度自治化"和"附属行政化"两种倾向,本文从压力型体制下的乡镇政府强权、乡村治理法制建设缺陷、乡村既得利益群体阻挠、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等角度剖析其成因,提出完善法律、明晰乡村权责、明确村"两委"职能划分、培育民间自治组织、改革乡镇干部任用考核办法、调整政策和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提高乡村干部和农民群众素质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支撑。     

村民自治中国家与社会关系透析

利益代表机制缺失 ,村级制度低水平均衡 ,影响了农村基层层面的国家与社会合作关系的建构。村民自治要求以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为背景。国家与社会的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 :村民自治有比较灵活的空间 ,形成社会对国家的约束、制衡关系 ;国家的制度安排和社会制约力量能够有效地限制村级自治权的异化。村民自治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调适的实现路径主要在于 ,提升党组织的执政能力、提高村级自治组织的社会整合能力、发展和完善乡村第三部门。     

论中国农村社区矫正之模式与路径--以浙江省枫桥镇为例

枫桥镇是浙江省确立的三个社区矫正试点地区之一.枫桥有着全国文明的"枫桥经验",其创立的依靠群众的社会治理模式曾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在现时的枫桥,村民自己治理社会的能力相应提高.其在社区矫正试点中创立的"5+1"的监管模式,是村民自治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具体运用.中国农村社区矫正适合运行村民自治模式,并应选择村民法治路径.村民自治模式为农村社区矫正执行主体问题提供了一个探索性的思考.村民法治路径为农村社区矫正的实施方略展示一个前瞻性的考量.     

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在"乡政村治"格局下,农村基层管理领域存在着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权和农村社区的自治权两种权力形式.由于制度、体制和环境等原因,乡镇行政与村民自治在衔接和互动方面显现出非此即彼的发展偏向或者互不相干的独立倾向.通过修改法律,起草配套性法规,采取制度创新、体制变革、选举创新和工作方式创新等举措,明确乡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之间的工作关系、权限范围、行为边界和工作机制,是实现乡镇政府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的有效策略.     

中国现代法治国的构建与路径选择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和价值追求自古有之,但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核.从其概念的提出到思想的阐发以至现代法治理论的形成,法治精神及法治国思想得到了明确系统的表述.本文试图通过对法治及法治国概念历史的考察,归纳出现代法治国的基本内核,从而考量当代中国的现实和法治国目标,分析我国在建设现代法治国家中的有利条件和阻碍因素,思考有效推进中国法治国进程的路径选择.     

中国官僚制度化的逻辑分析——兼论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的问题与改革方向

本文试图通过对韦伯官僚制理论主要内容的介绍,结合中国现实状况,理论结合实践,从逻辑上分析为什么当前中国属于官僚制度化不足而非过渡,提出中国现阶段最紧迫的任务是结合自身国情,进一步健全国家公务员制度,试图通过分析国家公务员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继而探寻未来改革发展方向.     

深化我国乡镇行政体制与机构改革研究

要深化我国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并取得实效 ,乡镇政府的地位和作用定位必须科学 ,乡镇政府的职能转变必须到位 ,乡镇政府的机构编制和财税管理必须完善。要把握根本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 ;抓住重点 ,进一步精简和整合乡镇机构和人员 ;突破难点 ,创新乡镇人员分流的观念和方法 ;加强支点 ,充分依靠和发挥各种社会服务组织和村级组织的作用。     

在乡镇体制改革中建立现代乡镇制度——税费改革后的思考

乡镇体制改革是继农村税费改革后的又一重要改革,并直接决定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与否。基于财政压力,这一改革以“减人减事减支”为主要内容。其作用是能够缓解紧张的财政压力,但缺乏整体构造和长远设想。应该超越财政压力,从现代国家构造的角度设计现代乡镇制度,使之从资源汲取型向资源支持型转变;从管治型向服务型转变,成为一种上下联动的综合配套改革。     

任务型组织:政府改革的新组织取向

停留在机构改革上的政府改革已经走入困境。在未来,政府改革就其组织层面而言,必须有新的取向。任务型组织是当代政府改革的组织取向。它是与常规组织相对的一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迅速发展需求的组织形式。任务型组织由于具有很强的灵活性和自我调适性而在处理各种突发性事件中显示其优势,具有传统的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常规组织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新的组织取向要求政府在改革上必须有观念上的转变,把服务型政府作为自己的目标,动用全社会力量来共同应对变动不居的现代社会。     

加快推进浙江市场化改革三题

本文作者在结合浙江实际情况,深入学习、研究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基础上,指出加快浙江市场化改革,应抓住三个重点:一是加快推进金融改革;二是加快推进价值重构;三是加快推进政府改革.本文观点鲜明,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针对性也很强,这对深化浙江市场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地方政府转型与职能定位

中国从1978年推行对外开放政策以来,一改过去那种被动纳入全球化的方式,开始以一种积极的姿态主动地参与到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来,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为目标的政府转型,进而导致中国地方政府职能的全新定位。     

乡镇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研究

在现阶段或近一个时期内,深化乡镇体制改革,不能像有人所主张的那样:"实行乡镇自治"、"建立农民自治组织或农会",实行"县政、乡派、村治,建立乡公所,村自治组织直接对县"等;更不能撤消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中央政策执行者,作为直接与八亿农民打交道的施政者,乡镇政府的工作和职能是任何机构和自治组织及"农会"所不能代替的.乡镇体制改革的关键,是搞好乡镇事业单位体制改革,归并"七所八站",撤并乡镇政府和行政村,分区域设置行政站所,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建立精简高效的乡镇基层政权.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发展命题:方向、路径和关键点

目前多哈回合表现出的根本矛盾是多边约束的对称性与承受能力的不平衡性之间的冲突。这一冲突并不新鲜,但此轮回合体现得更加明显。必须提供充分的理由或创新的模式才能说服多方共同努力。发展中国家开始强调,WTO的价值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的具体响应和平衡贸易收益的机制建设上,WTO应当从根本理念上进行变革。关键点包括农业问题、服务贸易问题、工业品贸易问题和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等。而解决路径则包括各议题下更实质的倾斜和相应的分组设定适用条件。WTO将不再只是各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问题的外在影响力量,它的方向应当是成为全球平衡发展的协调力量之一。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乡镇调解制度初探

调解本身就是一种自治性和民间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随着地方自治制度的倡导和推行,以及出于对法院调解成效不彰进行补救的需要,乡镇调解委员会开始承担起调解基层社会纠纷的重任。由于地方制度的屡屡变更、乡镇调解制度设计的粗浅以及制度执行中的敷衍,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乡镇调解制度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但制度的价值却不容忽视。乡镇调解制度的施行,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基层社会的稳定,缓解了基层司法资源短缺的压力,推动了中国调解制度的法制化进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乡镇调解制度改变了传统基层社会调解的自发性和随意性,初步实现了调解的组织化和制度化,这一制度化的形式一直被延续到当代,为现代调解制度建设和完善提供了一定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