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三月》：美丽而苍凉的象征

《小城三月》是萧红的最后一部小说,她以行云流水般的文字描写了小城里一个普通女孩子翠姨朦胧而短暂的情感人生,在细腻温婉的叙述中勾勒出自我心灵的轨迹。从某种角度来说,翠姨就是萧红的另一个自我,这在萧红其他小说创作中是绝无仅有的。     

选择与建构——玛拉沁夫小说的叙述艺术(上篇)

玛拉沁夫在小说创作中,按不同题旨的需要,有意识地拉开真实的作者与叙述者的距离,在作品中扮演了一种角色,创造出多种稳含作者。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可供再创造的艺术空间 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反映广阔的草原生活,而且也昭示着玛拉沁夫重视与读者的沟通等清醒的艺术创造意识;玛拉沁夫在小说创作中,对叙述者君临其上 叙述者切近人物、叙述者介入人物三种叙述位置的选择都颇具特角,有时,他还展开多功能交叉叙述,来弥补单一叙述位置对整个叙事活动完整性和立体性的消减,同时,对多种叙述视角的选择和运用,也显示出玛拉沁夫的艺术功力;在人称与视角关系的处理上,玛拉沁夫不拘泥于内视角和外视角两种形式,还运用了固定人称与变动视角、变动人物与固定视角、变动人称气变动视角等多种人称与视角的配合方式,来增强作品的表达能力和叙述功能。     

论莫泊桑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叙述者”

本文认为莫泊桑短篇小说的叙述方式主要表现为：在楔入观察的影响下，形成以“人物——叙述者”为中心的多层次多变化的独特方式。这一方式又变化为四种形式：（１）“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２）“人物——叙述者—他”讲述自己的故事，叙述者是焦点人物，是小说的主角；（３）“人物——叙述者——我”叙述“我”所经历或耳闻目睹的事件，“我”不是焦点人物，主角另有其人；（４）“人物——叙述者——我”讲述自己的故事，我是事件的参预者，叙述者，暗含的作者，还是焦点人物，小说中的主人公。     

生命早春里的一缕轻烟——对《小城三月》主人公翠姨的命运分析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风格独特的女作家,翠姨是她最后一部作品<小城三月>中的主人公.萧红采用平视叙述视角,使人体会到翠姨之死,一方面是呼兰小城那愚昧、保守的社会环境造成的;另一方面翠姨自身软弱的性格和对男权至上传统道德观念习俗的认同深深毒害了她的思想,这也是她悲剧归宿的深层原因.     

《暗算》叙述技巧刍议

“特情”小说《暗算》运用外聚焦型叙述视角,以内外叙述者、同异叙述者,以及干预叙述者相结合的叙述方法,将故事置于清晰的社会环境与模糊的自然环境叠加的背景下,竭力营造一个真实的世界,大大增加了小说的真实性,达到了以假乱真的艺术效果.     

解读《灵山》中的"你"、"我"、"她"

不同于以往的汉语小说创作的叙述方式,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高行健的小说代表作《灵山》,不是以专有名词也不是以常用的第一人称“我”称谓小说的主人公,而是以第二人称“你”和第一人称“我”及第三人称“他”来称谓小说的主人公。不仅是主人公,除极少数的传闻中的被叙述者偶尔以名字或诨名称谓之外,所有的叙述者和几乎所有的被叙述者都是以人称来称谓的。小说中主人公“你”、“我”的面前常有女性人物登场,作者以“她”来称谓这些女性人物。拙文意在通过对作品文本的具体分析,尝试解读这种全方位的以人称称谓作品人物的叙述。     

《到灯塔去》的叙事艺术

<到灯塔去>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继<雅各的房间>和<达洛卫夫人>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意识流小说.在此部小说中,伍尔夫基本摒弃了传统小说中常使用的全知全能型叙述者,改用间接内心独白,采用第三人称作为叙述人称的主线,从人物主观角度进行叙述,并不断变换视角,使得叙述呈多元化展开.     

话本小说叙事模式述论

本文从叙事学的角度 ,对话本小说“拟书场”的特殊叙事模式进行了总结。指出话本小说以模拟的说书人为特殊的叙述者 ,以假想的听众为程式化的叙述接受者 ,而固定的叙述者声音与全知的叙述者眼光构成其基本的叙事视角方式     

浅论叙述学中的叙述视角和叙述体

围绕小说叙述视角、叙述体和它们之间的切换等展开论述。指出:许多被视为“叙述不可靠”的作品,由于读者视角的参与而弥合了其“不可靠性”;在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故事时,不一定要让叙述者扮演一个诗性化的全能的角色,也可以把叙述角度严格地限制在“我”之所见所闻。这样做往往会给读者留出更多的想象与思考的空间。     

论约瑟夫·康拉德《吉姆爷》的叙事技巧

《吉姆爷》是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最受推崇的一部作品,被誉为20世纪第一部杰出的现代主义小说。小说中运用叙事技巧烘托、渲染主题思想,并把叙事技巧的创作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着重从两个方面探讨《吉姆爷》的叙事技巧艺术,一是多重叙述角度,主要包括全知全能叙述者的角度;马落的人性化判断叙述;白人次要叙述者与土人叙述者并存。二是时间移位叙事技巧,《吉姆爷》中多次使用时间上的跳跃来实现展开主题事件的目的。     

招魂者言:现代民间叙述--试释《尘埃落定》的叙述模式

文章主要从叙述立场的角度来分析《尘埃落定》。经过分析比较 ,我们发现小说的叙述者采取的是一种民间叙述立场 ,即第三只眼视角与主题先行 ,而叙述的质地又充满了西方现代主义“恶之花”式的病态美。小说反讽式写作使文本具有存在主义的色彩。书中的“傻子”与堂吉诃德一样 ,都属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存在主义者     

《聊斋志异》情爱叙事之叙述声音与 “现实主义”指向

《聊斋志异》情爱叙事文本采用第三人称叙述,其基本功能是建构一个“叙述者框架”,这个符号表意框架将整个叙述构筑成为有意义的整体。无主体性的女性形象是男性欲望话语的能指符号,介于封闭性与开放性之间的书斋是生命激情与文化规训矛盾的空间隐喻,“谁看”与“谁说”的区分意在实现个人化与公共性叙述的统一,凸显《聊斋志异》情爱叙事文本之叙述声音,传达出 “现实主义”叙事意趣。     

小说中叙述人称的功能分析

对小说中叙述人称的功能分析有助于揭示和解读小说文本的深层意义。汲取叙事学和文体学对叙述人称的研究成果,在系统功能语法框架内考察小说中叙述人称的功能,认为小说中的叙述人称不仅具有系统功能语法提出的三大语言元功能,即概念功能、人际功能和语篇功能,还具有区分叙述视角、体现小说文体特征的文体功能。     

为叙事而存在－－论鲁迅小说中的叙述者“我”

鲁迅小说中出现的叙述者"我"的主要功能在于使小说叙事形式具有多变性,构成超叙述层和主叙述层在阅读时的多元化趋向.这一叙述者在从《呐喊》向《彷徨》的写作过程中逐渐由"现身"转向"隐身"显示了鲁迅现实主义写作风格有一个渐趋成熟的进程.     

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秦腔》叙述视角解读

在《秦腔》这部长达五十万言的长篇小说中,作者放逐了传统的叙事模式,采用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叙述视角。小说以一个半疯半傻的青年农民——张引生为叙述者,以“我”的视角来讲述清风街乡民们生存和生活现状,表现城镇化对中国农村传统文明的冲击。但小说的叙述视角却不是单一和确定的：叙述者“我”的讲述时而疯癫时而清醒,内聚焦视角也突破了“始终受限”的传统模式,不时具有了“全知全能”性,小说中的“我”有时以事件参与者的身份讲述故事,有时又作为缺席者以全知视角进行叙事。贾平凹的《秦腔》无疑开启了一种新的乡土叙事方式：通过流年密集式的写法和叙述视角的转换实现了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并寄予了作者对于一种“常”中之“变”的哲学思考和在这种变迁中的情感取向。     

严歌苓新移民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和叙述视角

新移民文学是世界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歌苓是美国新移民作家的突出代表,其作品创作视野开阔,创作主题丰富。就小说叙事的人称机制而言,严歌苓使用较多的是第一人称叙述和第三人称叙述。她创作的以第一人称叙述的小说多采用叙述者的回顾性视角与体验性视角交替登场的叙事模式。相比第一人称叙述,第三人称叙述具有更大的叙述空间。严歌苓对全知视角和固定式人物有限视角的运用娴熟自如,其作品因此而呈现出叙述视角和人称机制灵活多变的特点。     

《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之叙述者和叙述视角探寻

本文意在揭示《献给艾米丽的玫瑰》中叙述者之真实身份,并探讨其叙述视角。笔者认为,小说第一人称复数叙述者我们的真实身份是与艾米丽同时代的一群男性居民,而且应该就是曾追求过她的一群人。小说使用了第一人称回顾性双重视角,评论者通常所说的全知全能叙述者叙述,都统一在第一人称叙述下。正是借助双重视角这种技巧,叙述者对艾米丽前后矛盾的态度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消费叙事

消费话语处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文本构成的重要位置。作品消费叙事的“故事”功能在于发动、引导农村土改运动,这一政治功能经由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得以体现。叙述距离方面,“讲述”主要集中于人物消费条件、处境和消费能力、水平的叙述,“展示”主要是以争夺、守护、占取和享拥消费资料（及与此相关的生产资料）为叙述对象的叙述。叙述投影方面,消费事件被分别置于零聚焦、内聚焦和外聚焦的观照、把握之下。叙述语态方面,消费话语的叙述者主要有作为隐含作者的故事外叙述者,作为故事旁观者的叙述者,直接出面的故事内叙述者（故事人物）,隐含故事内叙述者。作品调动叙述距离、叙述投影和叙述语态等叙述策略对关联于土改运动的消费现象进行艺术表现,也在较大程度上暗合了文学性要求。     

《泄密的心》的听觉叙事研究

学界以往的研究普遍认为《泄密的心》是爱伦·坡的哥特式恐怖短篇小说,缺乏伦理关怀,充满了不可靠叙述。从听觉叙事的角度来看,该小说充满了听觉意象,主要事件都由听觉勾连起承,作者在故事世界中建构起了比“视觉空间”更大的“听觉空间”,其中的声音景观从可能世界理论看来,具有其内在的逻辑性与真实性。这样,当我们将文本中的叙述者“我”当作文本现实世界中的一个真实人物进行分析时,可以更好地阐释其中的伦理意义。叙述者“我”和老头身份的模糊化使该小说的伦理批评更具有普遍意义。叙述者“我”的幻听将自己的谋杀行径暴露是该文本正确的伦理取位的结果,符合了阐释社群的阅读期待。
     

论《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的人称转换和视角越界

索尔·贝娄在《更多的人死于心碎》的小说中采用了人称转换和视角越界的叙事技巧。贝娄运用灵活变换的不定人称叙事方式 ,在“你”、“我”、“他”的人称转换之间游刃自如 ,并巧妙地由第一人称有限视角转入全知视角。叙述者“我”通过对人物 (包括本诺和“我”本身 )命运的叙述 ,不断的追问生存意义和价值、阐释生命的目的 ,而“你”的频繁出现则促使读者深入地思考这些问题 ,从而达成了叙述者、人物与读者这三者之间在对话基础上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也显示了一种如行云流水般的叙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