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产儿——试论觉新的形象

巴金在旧中国的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先后写出了二十部中、长篇小说,七十多篇短篇小说。其中代表作是《激流三部曲》,尤其是《家》。这部作品在三十年代出现,应当说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一个新的收获。它标志着现代长篇小说达到了新的水平。文学是表现人的艺术。它的主要任务是典型人物的创造。在《激流三部曲》中,巴金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觉新是他花费笔墨最多,刻划得最为感人的艺术典型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个人物看法很不一致,褒扬者甚少,贬斥者甚多。     

略谈赋、比、兴——《毛主席給陈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学习札記

在狠批“四人邦”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肃清“四人邦”阴谋文艺流毒的关键时刻,英明领袖华主席批示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不仅给战斗中的文艺战士以战无不胜的理论武器,而且将使多年来被林贼、“四人邦”一伙糟蹋得不象样子的文艺界,又重新沿着毛主席的文艺路线以更矫健的步伐勇往直前,它对今后诗歌的发展和所有文艺创作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及深远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不是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经历过林贼、“四人邦”一伙腥风血雨残酷迫害的文艺战士,将用战斗的英姿,迎来一个山花烂漫、万紫千红的文艺的春天!     

生活的激流永远向前——重读巴金的《家》

“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具着排山之势,向着唯一的海流去。”这是巴金在1931年出版他写的《激流三部曲》之一《家》时说过的一段话。四十多年之后,在扫除“四害”、云开日朗的今天,我们重新打开巴金的《家》,又读到这一段话,真是无限感慨,又无比激动!象巴金这样一个从1927年开始,在中国文坛上不倦地活动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老作     

“反‘题材决定’论”的冤案必须昭雪

由辽宁大学中文系一个写作小组编写的小册子《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代表性论点批判》(以下简称《批判》)是一本为“四人邦”阴谋文艺张目的坏书。它系统地宣扬了“四人邦”阴谋文艺所鼓吹的一整套荒谬论点,是批判“四人邦”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不可多得的一份反面教材。它其中对所谓“反‘题材决定’论”的“批判”,尤其恶劣,有特别提出来加以专门批判的必要。     

情真意切 感人至深——读巴金的《怀念集》

近年来,我看了巴金的一些散文,其中尤以《怀念集》①叫我越读越爱不释手,文章中抒写的感情使人萦怀,催人泪下。它使我从中触到一颗滚烫的心,正如作者多次提到的,勇士丹柯为照亮他人前进的道路而高擎着的一颗“燃烧的心”②。我情不自禁地喊道:“丹柯,这就是我们的巴金!就是我们敬爱的巴金!”巴金从1927年写作《海行杂记》以来,至今已写作散文百余万言,收成集子的将近二十本。因此,巴金不仅是现代优秀的小说家,而且是现、当代优秀的散文家。他的     

巴金童话创作初探

在巴金六十多年文学创作的历史长河中,童话作品是一朵晶莹的浪花。巴金是在外国童话作家作品的启迪下,萌发童话创作欲望的。早在二十年代,他就以纯真的童心研读过俄国盲人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三十年代初期选编、出版了爱罗先珂的第二本童话集《幸福的船》,四十年代又完成了译介英国作家王尔德的童话《快乐王子集》等。并在悉心传播外国文化的过程中,吸取优长,融入自己的童话创作之中。三十年代,巴金已在日本和上海先后     

“宿命”、“血缘”及其它——《雷雨》散论之一

四十八年前,23岁的大学生曹禺,在巴金的帮助下发表了处女作《雷雨》.翌年,《雷雨》在日本东京的舞台上首次公演.这部显示着中国“五四”以来话剧创作战斗实绩的作品,以它震撼心灵的悲剧力量和独特的艺术风格征服了中外读者和观众.在国内,国民党的禁演,“四人帮”的摧残,都无法扼杀它的艺术生命.在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话剧的百花园里,她是一枝光采耀人的开不败的花朵. 自然,也不必讳言,多年来,文艺评论界从没停止过对《雷雨》“局限性”的谈论.其中,谈论最多的要算是“宿命论”了.自从三十年代有人提出曹禺是用“宿命论”错误地解释了《雷雨》悲剧的社     

论巴金小说的悲剧美

论巴金小说的悲剧美贾玉民还是在１９３２年，巴金发表了最令人读之沉痛的中篇小说《砂丁》以后，他的一些朋友认为他的作品“忧郁”太多、太重，希望他更多地去写“光明”。巴金感谢他们的好意，但也进一步申明自己的创作态度与意图：他并不是害怕反动政府的迫害而不敢把...     

论巴金的历史小说

论巴金的历史小说万慧蓉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教训定要牢记。三十年代初期，巴金在写完了反封建宗法制度和道德文化的《家》等现实题材的小说后，他的思想翅膀跨越时空，飞向了法国巴斯底广场，飞回到百余年前法国大革命的风风雨雨，早在一九二七年，巴金旅居法国期...     

《汉高祖还乡》仍旧是篇好作品

在“四人邦”横行的日子里,祖国的文学遗产也遭到了厄运。在“四人邦”反动思潮的影响下,连元人散曲[般涉调·哨遍]套《汉高祖还乡》也被粗暴地定为“反动”的“坏作品”。这股风刮得相当厉害,一时在某些文科高等学校的学报上、讲义中,共同拿它当作反面教材来批判。这现象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由于“四人邦”大捧“法家”,一个封建帝王,只要戴上     

巴金的早期创作与无政府主义思想

巴金自三十年代初开始创作,接连发表了《灭亡》、《新生》、《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等十多部作品,显示了卓越的才华。他的作品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喜爱,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但“四人帮”的走卒们竟以巴金早年曾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为借口,生拉硬扯,无限上纲,诬指巴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进行残酷斗争,妄图否定巴金及其作品。这当然属于别有用心。对他们所妄加的一切不实之词,都应彻底予以推倒。但从学术范围来说,巴金早年的创作的积极作用与无政     

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估计”——彻底批判“四人邦”诬蔑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谬论

“四人邦”把自己打扮成“革命左派”,剽窃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肆意歪曲和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炮制了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所谓“估计”.它不仅是为打击、迫害广大知识分子制造“根据”,而且是为从根本上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推行其反动政治纲领,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篡党夺权,实行反革命复辟.我们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剖析“四人邦”对知识分子的所谓“估计”,彻底剥掉“四人邦”的“左派”伪装,还他们反马克思主义的真面目.     

大胆而幼稚的反封建闯将——谈巴金《家》里的觉慧

巴金曾说他解放前创作的全部作品里,唯一的英雄人物就是高觉慧。这段话表明了高觉慧在巴金解放前全部作品中的地位以及他对这个人物的态度。巴金在《家》的创作过程中,是满怀着希望和理想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作自己的道路。”这种理想和希望的寄托就是作品里以高觉慧为代表的新生的民主主义的力量。     

评影射史学的精神万能论——以剖析李时《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为例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对林彪反党集团反复讲过的一句至理名言,也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一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开头讲的就是革命党“不领错路”或“领错了路”对革命成败的决定作用。可是,“四人邦”别有用心地以向“左”“再跨越一步”的办法,把真理导向荒谬,把这个弁证的、唯物的命题篡改成主观唯心主义的命题。“四人邦”许多邦文、邦话里大讲特     

鲁迅与国防文学——重读《荅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一九三六年八月,鲁迅继写了《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之后,又写了《荅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以下简称《荅》文),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发表了系统的结论性的意见。这篇重要文章是评价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重要依据。但是,二十年来,鲁迅这篇文章的思想却一直被人们曲解着,特别是十多年来,“四人邦”为推行“文艺黑线专政”论,采取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卑劣手段,更加肆无     

巴金:写作乌托邦与现实

我们应该意识到,写作是什么。它是一种艺术创作,它含着虚构性乃至作家的臆想。以巴金的作品对比现实生活,我们发现他的写作中存在着对理想自我的乌托邦幻念。巴金早期和晚年靠坚强意志支撑着的写作生活和作品中的宏大誓愿,多多少少都会在现实中趋于瓦解。首先是巴金《激流三部曲》中觉慧精神与党新性格所代表的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如我们在《家》中所感受的那样,巴金体现在作品中的认识既有时代的深刻处,又是以其年轻难以真正体察现实人生的全部含义作为代价的。巴金在１９５７年７月《谈〈家〉》中说：“然而幼稚和大胆救了我。在这一…     

邦记“春秋”的破产——评“四人邦”在上海组织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

“四人邦”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政治野心,在党史领域发动了一场极其猖狂的进攻,上海“党史组”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就是这场反革命进攻的绝妙罪证。编写这本“党史”,“四人邦”极为重视。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张春桥亲自出马,对在上海的余党说:“中央最近不会编党史”,“要搞你们自己搞”。在“四人邦”的授意、指使下,他们竟不顾周总理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的编纂党史权在中央的指示,背     

杨秀清评价的几个问题——驳《论太平天国内部尊孔和反孔的斗争》

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出:“四人邦”“他们抓的史学,随心所欲地伪造历史,别有用心地吹‘女皇’、批‘宰相’、批‘代理宰相’、批‘现代大儒’,变成了古为邦用的影射史学。”一九七六年,“四人邦”的御用写作班子在《学习与批判》第四期抛出的《论太平天国内部尊孔和反孔斗争》一文(下称文章),就是“四人邦”影射史学的代表作     

“出走”背后的“回归”——巴金《家》的再审视

《家》是巴金创作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收获。在传统解读中，更多是着重在对家的反叛，并进而批评主体性的缺失。事实上，巴金在《家》中描绘的二十年代渗透在我国内地广大农村、城镇中那一个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背后，暗示了出走恰恰是为了对心灵之家的回归。在出走与回归之间，巴金的创作始终保持对心灵、信仰的坚守与回归。     

对《批判折中主义》的批判

在万恶的“四人邦”猖獗一时的时候,曾出版过一本小册子叫《批判折中主义》,这是一本在哲学领域制造混乱,大耍诡辩术,歪曲革命的辩证法,为“四人邦”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而摇旗呐喊的“理论性”小册子,它的出笼绝不是偶然的。一九七五年初,党中央根据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三项指示,针对林彪、“四人邦”的破坏、干扰,对各方面工作进行了整顿。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