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文字来源缺失环节的域外觅踪--兼论三星堆器物刻符

距离商代文字年代较远的、象形程度不高的原始文字符号是汉字的远源;距离商代文字年代较近的、象形程度较高的各种原始文化符号是汉字的近源.但近源与商代文字之间还存在着缺失环节.有一定数量的中国文字符号曾经经过"南方丝绸之路"传播到印度河谷地带.这些保存于印度河谷文字中的中国文字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商代文字来源的缺失环节.而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上的刻符则是中国文字曾经传入印度河谷地带的有力证明.     

文字区别符与竹简文字释读

在竹简释读过程中,充分认识文字"区别符"与书手用字习惯、书写风格之间的关系,相对客观地判断和把握文字"区别符"的真实含意,直接关系到竹简文字释读的准确程度.文章以上博简<子羔>三篇为例,对书手使用的文字"区别符"进行了一定的发掘和探讨.     

南夷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内涵及其模式

文章把南夷社会发展分为土著主导和汉人主导两个时期.从经济技术、社会结构、风习信仰三个层面展开分析,深入探讨了南夷社会两个时期文明化进程的内涵及其模式.提出前一个时期为土著社会基于生存的开放--融合模式,后一个时期为基于汉移民及其文化的夷汉政治、文化、族体三位一体融合发展.     

中国早期文字骨刻文的释读方法

大汶口文化晚期至商代中期的骨刻文,说明骨刻文是中国早期的一种文字.根据田野考古的调查,结合科学测试结果,可以确定骨刻文距今约3300-4600年,是甲骨文的主要源头.目前已发现近3000个字符,其字体造型可分为写实物象型、主干分枝型和中心圆型或近似圆型三大类.释读骨刻文的方法主要有:考古类比直读图像解形法、历史考据法、指事组合破译法、与甲骨文金文比较顺读法、与彝文比较释读法五种.     

“刻道”对文字产生的认识意义

苗族"刻道",汉译开亲歌,上面刻有27个符号。按照组合情况,分为独体与合体;按符号与实物的关系,又可分为指事与象形。它们对认识文字符号有重要意义:刻符是文字的源头之一,指事与象形两种造字法都是产生较早的造字法,文字与生活有密切的关系,指事符号最早应该指具体的事物。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与文明化进程研究

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是从大溪文化时期开始的,历经屈家岭—石家河时期在一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内独立进行。同史前时期其它区域相比,澧水流域和沅江下游一带,稻作农业的长足发展、聚落的分化与大型城址的出现,均表现出颇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一定的先进性。石家河文化中期以后,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不知去向,洞庭湖流域初期社会复杂化进程突然中断。至迟在西周中期,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已出现了早期方国,基本具备城市、青铜器铸造、礼乐制度、文字等文明的要素,开始步入文明时代。扬越和三苗族是洞庭湖流域青铜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中原地区的商周文明都曾对洞庭湖流域的文明化进程和文化面貌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西周中期以后,当地文化获得空前发展,并逐步将商周文化的影响排斥在外。西周晚期以后直到春秋中期楚文化进入湘江流域之前,湘江下游地区宁乡、望城一带,是否发生了早期国家解体抑或政治中心转移,有必要深入思考和研究。从春秋中期起,以湘江下游地区为中心的洞庭湖流域的青铜文明完全纳入楚系青铜文化圈,从而构成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的源头。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发展对比研究与长江三角洲发展的策略选择

通过与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比较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跨世纪发展的战略选择是实施知识产业战略。以知识产业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力求尽快地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建立在知识的生产、传播与使用的基础之上,带动全国走向知识经济。     

泰华文学的困境与出路——从符徵的焦虑与反思谈起

一般认为,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泰华文学的蓬勃发展时期,但近年来随着华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新媒体的介入,本应再次蓬勃发展的泰华文学的生存却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其中符徵的焦虑与反思具有较强的代表性。符徵认为,受泰国历史上的语言政策和信息传媒的双重冲击,泰国华文报纸订阅量下降,写作者和阅读者缩减、写作阵地萎缩、写作主题消解,华文文学生态急剧恶化,亟待转型与重建。     

河洛文字文明对台湾地区的影响

在古河洛地区,夏商周三代先民开创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河洛文化,而文字文明当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从结绳记事,到契刻符号和契文;从文字训诂,到书法艺术,语言不断丰富,思维渐趋缜密,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形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中华文字,根在河洛。河洛文字文明不断向外延伸扩展,随着民族融合的步伐进入台湾地区,并在那里生根生长,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     

长三角城际生态绿色发展的空间关联网络演变及驱动因素

生态绿色发展是实施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先手棋与突破口。在文献回顾基础上梳理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生态绿色发展驱动机制,并基于长三角城市的面板数据,在VAR模型框架下识别城际生态绿色发展的动态交互关系,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剖生态绿色发展空间关联网络的演变及驱动因素。研究发现:城市的生态绿色发展不仅与自身发展相关,而且受到其地区及整体网络的影响,部分城市已由原来的发展孤岛,逐渐融入区域一体化所形成的复杂、多线程空间关系网络中。城市间关联不断增强,但整体还不够紧密,网络结构日益稳定,等级森严的空间结构被打破,存在四大增长极,中心城市对周边发展的带动尚且不足。板块的形成打破了行政边界限制,关联传导具有明显的梯度溢出特征,城市发展逐渐从离散走向联合。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度、政府科技资金投入、地理区位的差异是生态绿色发展网络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进一步指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生态绿色发展,各城市应依据其在整体网络中的角色与作用,以增加关联关系为导向突破地缘限制,由“以邻为壑”向“以邻为伴”转变,完善区域更小尺度的合作协商体制,培养“属性－关系”驱动型网络思维,是提升长三角城市生态绿色发展的关键。     

汉语言文字对日本古代文明进程的影响

古代日本没有文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使用汉语言文字作为其交流的工具。在使用汉语言文字的过程中,通过吸收和借鉴汉字的草体笔画及正楷的偏旁部首,逐渐地发明了假名。假名的出现,标志着日本民族文字的诞生。由汉字和假名为主组成的日本语,加快了日本的文明进程。汉语言文字在日本古代文明进程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发展态势与特点

长三角都市圈是我国三大都市圈中发展较为成熟的一个,是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中心之一。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壮大,对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至关重要。研究长三角都市圈,必然绕不过对长三角都市圈发展阶段的判断。本文正是从对长三角都市圈地理空间、经济空间和社会空间发展态势的分析出发,按照弗里德曼理论对长三角发展阶段进行一个尝试性的判断,并提出了“多层次、多中心、多维向、多动力”的“四多”区域联动整合发展路径。     

论长三角港群一体化进程中宁波-舟山港的发展机遇

从长三角港口群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看,当前需要深入探讨长三角港口群一体化合作的总体设想和运作机制,使各港口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这不仅可以加强长三角地区经济的竞争力,而且有利于港城互动,进而提升长三角地区的凝聚力和辐射力。为此,要适时把握长三角港口群一体化进程中宁波—舟山港的发展机遇。     

长三角城市群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现状与对策分析

服务外包产业是智力人才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的增长点.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发动机",在这个区域大力发展服务外包产业具有综合环境优良、需求旺盛、人才密集等优势,同时在政策、法律、国际竞争、外资竞争、劳务成本等方面也面临巨大挑战.长三角地区城市群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创造与国际服务业接轨的环境;选择全新而合适的发展战略,有重点地选择好发展领域;区域统筹,大力培育有核心竞争力的国际品牌,从而推动长三角地区服务外包产业的整体快速发展.     

论汉字在日文中的演变与发展

日本民族原没有自己的文字,随着汉字的传入,日本人开始用汉字来表达自己的语言。之后,又经过一代代的艰辛努力,逐渐完成了对汉字的吸收、创新与发展,终于把具有一字一音表语词特点的汉字完全融合到日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中去,形成了一套和汉语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汉字成了日本的民族文字。     

方块白文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因素

本文通过对方块白文与其他汉字系民族文字的横向比较 ,从文字符号的选用 ,南诏、大理国统治阶级以及白族士大夫阶层对白文的态度等方面 ,力图说明白文的文化属性 ,即它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 ,其形成、发展都和特定的文化环境相联系。     

区域行政与长三角一体化

长三角区域是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最快、市场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其区域经济一体化正稳步推进、有序发展,这为长三角区域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区域行政不断向高级深化,最后走向区域行政一体化。长三角区域要获得更快、更健康的发展,从区域行政走向区域行政一体化是其内在要求,也是其必然趋势。     

长江三角洲地区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的演变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动力是要素流动和产业转移,由此引起了长三角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推动了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浙江和上海之间发生的产业区域转移以及由此导致的区域经济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演变,揭示了时间序列下上海和浙江之间存在的以制造业为中心的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正是这种区域间产业发展的"雁行形态"的存在,推动了长三角制造业产业重心的迁移,进而在长三角内部形成相对合理的产业空间结构和产业分工结构,并使得以上海为地标的中国经济的中心区域扩展到了整个长三角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