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的政治”与学衡派文学发展观的历史命运

与新文学派解释文学史的线性模式不同,学衡派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规律的阐释是基于循环时间概念的。尽管其对线性进化文学史观进行了不少修正,丰富了文学发展理论的内涵,对中国文学也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改革思路,但由于他们解释文学发展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古典时期,时间观念的古典性质也就决定了其文化身份的“保守”属性。学衡派的文学发展观在现代中国的历史命运是“时间的政治”宰制文学史和文学家历史地位的一个典型案例。反思这一现象、探讨这一现象产生的根源,对于总结中国文化与文学现代性经验及教训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     

诗辨传统与学衡派新诗概念的形成

学衡派的新诗概念某种程度上是在中国诗辨传统基础上形成的：通过诗文之辨,确立诗的文字之于诗歌的必要性;通过音节辨析,确认韵律节奏之于诗歌的重要性;通过中外和古今之辨,确立诗歌的汉语特性和旧格律的价值。学衡派还主张在坚持诗体之“常”的前提下,寻求诗歌表现内容的“变”。这种文体改良观一方面体现了对文学传统和文学规律的充分尊重,但另一方面也显得墨守成规,缺乏开拓精神。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述论

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中国史学走上了“科学化”的行程,但从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学衡》派对白璧德人文主义思想的弘扬,以及40年代《思想与时代》杂志对新人文主义的传播,在中、西人文主义思潮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史学界力图矫正“科学化”之弊端,从“科学”与“人文”兼重的史学观,到逐渐萌生出“科学人文主义”史学思想,提倡义理与考据并重、科学“实证”与人文“虚会”方法结合、主体与客体交融互渗、知识追求与价值意义兼顾的治史新趋向,使中国史学走上沟通“科学”与“人文”的新史学之路。     

《新青年》中科学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思潮

《新青年》杂志对科学问题的探讨已上升到科学主义层面,并与中国新文学有着内在的学理逻辑联系。崇高科学的历史语境,使科学精神成为强势话语,决定了写实主义(包括自然主义)在现代中国的独尊地位,也使反科学主义的、按“进化论文学观”演变流程应处于前列的“新浪漫主义”退居其后。就历史理性而言,中国古典主义文学思潮对科学主义的抗衡,是逆历史潮流的,但它们的价值选择却指向了对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负面成分的批判,趋向了审美现代性。     

也论学衡派的“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作为与新文化运动相对的另一向度的学衡派,一直被冠以“文化保守派”之名,随着社会语境的转变,对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理论做历史理性主义之外的探讨,客观评价其为在更高视点上融通中西文化建立具有世界性永恒价值的文化体系的努力,挖掘其所坚持的文学批评的艺术标准,阐述其先行的对科学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盛行导致的人文精神的衰落的反思等,无疑是具有现代性理论意义的.     

学衡派的文学批评

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在新文学建设上具有一致性,但也存在分歧。这主要表现在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学批评的五个方面：即文学名分上的新旧之
分,关于“文学进化论”问题,文学的贵族和平民之争,文学创造的方法问题,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等。尽管其批评具有一些不足和缺陷,但学衡派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过分反传统而带来的缺陷性的攻击也具有学理上的积极因素。     

明代复古派文章论与文道关系的新变

“视古修辞,宁失诸理”是明代复古派文章观的概括,此观点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公安派看来,复古派的病根就在于不懂“理”。复古派将文章典范放在左丘明、司马迁上,唐宋派则师法欧、曾,典范选择背后的争执是文章是否载道。公安派批评复古派“伪”体,而非阳明心学之“真”。复古派将“六经皆史”进一步发挥成“六经皆文”,对“道”与“理”的理解陷入平庸状态。复古派剥离“文”与“道”之间的关系,而公安派将“理”置换为阳明之“心”,都是文道关系在中晚明的新变。     

《思想与时代》月刊与新文化运动

浙江大学在抗战时期内迁到贵州办学期间,创办《思想与时代》月刊,该月刊是“学衡派”同人刊物,办刊宗旨与学衡派价值追求一脉相承,继续坚持在现代语境中挖掘传统文化价值。更难能可贵的是,月刊在与“五四新文化派”的对话与沟通中,开始对日益泛滥的科学主义进行审视,主张科学人文化。月刊在科学时代对人文价值的追寻与坚守,极具前瞻性;其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在今天也颇具启示意义和价值。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论高校教学评估的“意义建构”

科学主义教学评估是现代性教学管理理念赋予人们寻求简单与效率的理性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它以唯数字化与唯标准化取向抹杀了教学过程中的意义生成,使教学评估表现出一定的“无助性”。现代教学评估应该由“技术判断”走向生活“意义建构”,以人的生存意义、精神价值、品质养成、能力提升等超越性精神为旨趣,不断地引导和帮助师生实现自身生命意义的绵延与冲动,让师生自己的信仰、价值观得到主动建构,获得内在生成性成长。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飘》中的反讽

反讽的文学传统始于希腊,是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法和美学理念,历来为众多作家和评论家所采用,玛格丽特·米契尔的名作<飘>继承并发扬了这一传统.她的反讽具有解构主义、生态批评等新兴的现代话语特征,表明了作者辩证超然的创作态度以及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动态关注.     

学衡派五四观的哲学审视--兼论学衡派现代性诉求的独特禀性

因受五四新思潮激进反传统的刺激,吴宓等留美生于1922年春出版<学衡>杂志,发表了大量的反思、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言论,充分展示了对现代性追求的独特禀性,形成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重镇学衡派.学衡派既反对激进反传统的情绪化态度,又不赞成以西方晚近某家某派标举西方文化的文化观,而是主张新旧相对论,认为古今中西文化当明其源流,融会贯通,以建设真正的新文化.学衡派现代性源自传统的观点与新文化运动现代化即西化的立场构成对立互补的关系,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启蒙,当给予正确的评价.     

朝鲜文人论王世贞

王世贞在朝鲜的影响很大,多数朝鲜文人赞誉了他的理论和创作,肯定了他在文坛的领袖地位,将他作为学习和比较的对象。也有人指责他的复古和模拟,甚至认为其对朝鲜文坛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些评论体现了朝鲜文人较高的鉴赏力和客观的批评态度,是对中国王世贞研究的补充和丰富。     

法律现代性中的决断论与规范论--以卡尔?施米特对法律现代性的批判为例

现代性描述的是现代生活和传统生活的差异,这一差异体现为现代生活的世俗化和理性化。在法律生活领域,世俗化会导致法律体系的价值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理性化会导致法律生活的规范主义和实证主义。现代性对法律生活的影响呈现为正负两方面,一方面保卫了个人的自由权利和自主生活,另一方面则导致价值上的诸神之争和精神生活的贫乏。卡尔?施米特针对世俗化重提政治神学以强调有德性的自由主义,针对理性化重提法律的决断论思维以应对理性无法预知的生活危机。以此,借助施米特的遗产为人们反思法律现代性的和自由主义民主制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示,它可以完善人们对现代性的法律和民主制度的片面认识。     

论现代形式法的实质化发展

形式法范式在欧陆与美国的出现和发展,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在完成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之后向社会生活领域蔓延的结果,其本身也构成了现代性图画上最令人眩目的色彩.但现代性本身所蕴藏的分裂与冲突因素导致了形式法发展的危机,促使形式法开始朝着实质化的方向发展,而福利国家的兴起则对形式法的实质化发展作出了实践上的推动.实质化的法对法律采取工具主义态度,视法律为在具体情境之下为达致特定政策与目标及落实国家价值偏好之手段.     

“生活型社会”的构建——中国为什么不能选择西方“消费社会”的发展模式

在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增长造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国内一些学者主张我国应借鉴西方"消费社会"模式,向消费型社会转型。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学者和民众(通过"占领华尔街"运动)却对这种模式表达了批判和否定态度。围绕这一"围城现象",首先从演化史的角度分析了西方消费社会在其发展中表现出的社会进步和致命弊端的两面性及不可持续的特征。其次,从"全球化时空结构"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在促进消费、提高人民生活福祉的过程中可以从西方"大众消费"发展模式中汲取有益成分,深化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改革,但不能顺应西方经济霸权主义,采用"消费社会"模式。再次,从中国现代化的"新型现代性"性质、当代社会理论的最新成就以及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论证了中国创造新型的社会文明,走"生活型社会"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提出"生活型社会"发展模式的现实与理论价值。     

中国电影趋向“现代”、内涵“文学”的初始探索--论中国早期言情片与好莱坞之影响及其电影史价值和意义

中国早期电影因为长时期游离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而被严厉批评,所以,追求现代意识和文学深度,也就成为中国早期电影努力探索的方向。受好莱坞影响而兴起的早期言情片,正是中国电影在这一方面最初开始的艺术探索,具有重要的电影史价值和意义。在此借鉴和探索过程中,早期言情片透过哀情、爱情、艳情描写社会人生,注重人物的性格描写和情感表现,促使中国电影趋向“现代”、内涵“文学”,逐渐与“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发生关联;而言情片强调“影戏之要素为美也”,使导演、表演和摄影注重影像画面的审美创造,又加强了早期电影趋向“现代”、内涵“文学”的艺术表现力。     

从“现代化”到“现代性” :二十世纪中国 文学研究思路的转型

文章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话语范型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发生了重大转型,即由八十年代的以启蒙主义作为价值准则的"现代化"到九十年代对"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的"文学现代性"。这一转型意味着我们对现代文学的认识和价值评判更趋多元化,有助于我们从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去揭示现代文学中一度"被压抑的现代性",但同时我们也要警惕"现代性"话语的遮蔽性,讨论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一定要考虑到它发生的特殊语境、历史进程的具体性和文学文本所呈现的复杂、多样甚至悖论性的"现代性"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