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美国西藏政策述论

20世纪美国在冷战与遏制中国的政策下 ,对中国西藏的政策奉行实用主义原则与双重标准 ,即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 ,又支持达赖分裂势力的“藏独活动”。该政策大体经历了一个从模糊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地位 ,到侧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 ,再转变到炮制“西藏民族自决”论、支持西藏叛逃分裂势力分裂中国、推动“西藏问题”国际化的过程。美国的支持并没有使流亡分裂集团达到“藏独”的目的 ,这一政策的结果却暴露了美国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违反联合国宪章的行径。     

中国大一统思想及各民族共创中华的集体记忆

中国少数民族在中华大一统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目共睹，但是少数民族对于大一统思想的贡献却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实际上，在大一统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少数民族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从魏晋南北朝到辽朝，少数民族在大一统的“共祖异族”理论框架下，以炎黄血脉认同为共识，创建了一个个局部统一的多民族政权；在金、元、清三朝，少数民族则在“我本中国”的理论框架下，以国家认同为共识，建立了统一(或局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其中，以北魏为代表的北方少数民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创造性地践行了“脱夷统华”理论；在后唐、后晋、后汉三朝，沙陀人凭借“政治正统”完成正统建构；契丹人更是在“脱夷统华”理论中增添了“北极之下为中国”的内容，扩大了“中国”的内涵。金朝建立后，多民族的中国观被创建出来，中国大一统思想开始进入“我本中国”的理论进程。元、清两朝都是这一理论的成功实践者。这些思想的积极影响，最终铸成了各民族共创中华的共识。     

确立“最大公约数”的“永字八法”——中国梦与构建共有精神家园的民族理论研究系列之六

本文接着前面五篇的文脉,以书艺“永字八法”为喻,概述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中国梦”标志民族和谐发展的“最大公约数”,破解民族理论熵爆炸带来的“川字幻局”,从而化“川”为“永”的基本态势.全文在详述了第四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回应“川”局两派熵态观点,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精神.之后,以同构的方式强调:新常态下的中国民族理论依然要按照“永字八法”守正创新、切实躬行、求真务实、减熵增信.     

政治多元化与港澳台族群的和平跨居--全球化背景下的华南经济圈研究之三

文化的多样性是一种历史性的力量,族群的政治认同因此具有层次性。香港、澳门回归前后,当地族群的国家认同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他们国籍选择上,国籍选定成为港澳居民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重要标志。尽管国家认同、政治认同和族属认同的边界有所相同,但在国家整体利益高于族群个人利益的情况下,三者的关系又比较紧密。在香港、澳门《基本法》及“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的原则下,香港人和澳门人的“国家认同”和“政治认同”趋于合一。海峡两岸目前虽然尚未统一,但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在国家的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前提下,两岸的政治对话应该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国家认同”。在“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的框架内,台湾族群可以与港澳地区在相似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也可以与大陆人民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平跨居”。港澳台三地之间的族群“和平跨居”,“跨越”的是“国家认同”(中国)下的不同行政地域边界;港澳台与大陆之间的“和平跨居”,“跨越”的是不同的行政地域边界和社会制度边界;而港澳台地区国内族群与国外族群的“和平跨居”,“跨越”的则是不同的国家疆界。港澳台地区的族群的“和平跨居”,将在全球经济交往和族群关系互动中得以实现。     

中国的族际政治整合与中华民族建设

中国模仿性的现代国家建构以传统疆域内各族各群凝聚为统一的国家民族为基础.内忧外患压迫下中华民族的构建直接以爱国主义为表征;同时,中华大地诸族文化、利益熔融的一致价值观使中华民族既是现代中国认同政治的直接载体,也是现代中国族际政治整合的现实目标.现代中国的中华民族主权国家属性,决定了在现代中国堪称为“民族”的实体只能是“中华民族”.然而,国家全面建设阶段中华民族的虚化及中华民族理论的缺憾使得国家崛起与中华民族复兴事业面临极大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共产党主导的国家族际政治整合,须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大战略下构建、完善以“中华民族”国族理论为核心的中国特色族际话语体系与行动逻辑,通过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强国基石.     

“定义”性与“注释”性——文化思维模式与人类学实践模式关系试析

本文从利奇与费孝通关于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论辩出发,尝试性地分析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定义”性特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注释”性特征对西方人类学与中国早期人类学的不同影响,认为中国早期人类学家即便曾采用西方人类学的某些研究方法或理论模式,由于在对待这门学科的前在立场及思维模式上存在差异,在人类学的学科实践上走向了不同的方向,即中国早期人类学家把西方社会科学知识作为一种认知手段来重新注释、解释整体性观念下的“中国”——此“中国”并非仅仅是民族国家系列中“一国”的政治地理概念,它还包含着从自身历史与文明中承继而来的对生命及世界的整体性看法。     

人民至上：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的制度基础与实践逻辑

近代中国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残酷的“霍布斯式”的民族国家丛林,在西方外来文明的侵蚀下,传统央地关系与边疆治理机制被迫走上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重构之路。系统性秩序与社会性秩序是对边疆治理过程中维持和解构边疆社会多样性的两种力量机制的一种概括性解释,通过这两种秩序的力量消长以及“人民至上”话语的历史切入,勾画传统中国在向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边疆治理逻辑切换和路径演化的内在矛盾和一般性图景。在“人民至上”话语下分析中国边疆治理相关问题,除具体的治理策略外,也为理解以下两个层面的宏观内容提供了一个现实的视阈和微小的切入口,即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国民(人口)”与“国土(疆域)”的形而上联系,以及多民族国家建构治理的历史与现代的接续问题。     

葛维汉西南宗教视野下的羌民宗教研究

20世纪上半叶葛维汉对中国西南及羌民宗教研究的论述,体现了葛维汉从传教士转变为人类学家后其宗教研究的学术理念。同时,葛维汉对羌民宗教的研究是他对西南甚至中国宗教研究的图景里的一部分,羌民宗教与中国宗教之间是类似“中国宗教之树”一样的互为根叶,互相影响的关系;应该注意葛维汉羌民宗教研究中三个重要概念：“马纳”“神”“鬼”,这些概念体现了葛维汉在当时东方主义话语下的“西南视野”宗教研究倾向。     

连续性与断裂性——近代中国知识视野下的“中亚”范畴流变

中亚如今已成为“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对外知识视野与知识需求日益关注的区域.古代中国在“西域”认知层面的长期传统以及二战之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对于“中亚”认知中占据主导的国际关系研究路径,这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中国“中亚”认知的两种连续性;而在这两者之间,则存在着一种断裂性:即传统“西域”认知与二战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亚”论述之间的断裂.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概念范畴的认知变迁摆脱了传统的西域视野,开始纳入地缘政治的视角,成为接续后来国际关系研究路径下的中亚主流认知的概念基础.因此,如何厘清和分析近代中国知识界对于“中亚”概念范畴的认知流变,就成为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传统西域话语和当代中亚话语之间转变与衔接的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以近代报刊文章的相关叙述出发,对近代中国知识界就“中亚”概念范畴的认知流变过程进行了初步的考察.     

“一带一路”与边疆经济发展:基于满洲里市的税收分析

“一带一路”战略助推边疆经济的繁荣发展.随着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战略大力推进,中国边疆经济势必会迎来重要发展机遇.而税收是边疆经济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税收与经济关系密切,税收对边疆经济的发展具有能动作用.文章在分析满洲里边疆城市的税收与边疆经济的关系基础上思考了如何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发展边疆经济,维护中国的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边疆形象构建的历史基础与文化战略意义

自古以来,“边疆”作为中国对外交流的关口,具有不可取代的战略意义。古时,在“一点四方”统治观念下,“边疆”具有区别于王朝国家核心区的文化地理内涵,通过“边疆”走向欧洲、非洲的丝绸、瓷器、茶叶开启了西方人对东方国度乌托邦式的想象。近代,随着王朝国家的衰落和西方启蒙运动自我批判的觉醒,“边疆”又成为“东方地狱”中一抹神秘的色彩,一块未经发掘的处女地。20世纪90年代,自中国将“和平崛起“作为对外交流的叙述话语以来,“边疆”又被西方冠以落后、分裂、暴力的形象,意图通过充满意识形态的“人权”倡导和模糊的民族国家概念来肢解中华民族。中国边疆何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性格迥异”的面孔？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边疆形象的塑造和传播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场域和资本。而边疆形象的合理建构也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整体布局、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中国形象的正确定位、与邻国的政治经济交往以及边疆地区自身的发展稳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世纪上半叶西藏政事的现代性分析

本论题首先牵涉到的是西藏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也就是本文时间段的选取问题。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之一的牺藏简史》（985年12月出版）采用的是“五社会形态”理论,对涉及近代这一部分使用“半殖民状态下的封建社会”予以划分,在其小章节中无明确的分或意识;《当代中国的西藏》等亦承袭此类方法。恰白·次旦平措先生等主持编写的《西藏通史——松宝石串》（汉文版1996年1月出版）以地方王朝为分期标准,在“甘丹颇章政权统治时期”这～大标题下,近代部分则被统摄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时期”标题下。这是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个性、灵感和体验：中国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的个人叙事研究

近十年来,在文化遗产保护、民族旅游的双重影响下,中国民族地区逐渐兴起由家庭组建的民族博物馆。与传统民族博物馆的叙事不同,民族博物馆的“家庭模式”逐渐萌发出多元主体的“个人叙事”。这些“个人叙事”既超出传统的“国家叙事”和“族群叙事”,又与“国家叙事”和“族群叙事”交织、共融。一方面,博物馆创办者或展品制作者,以展示个人经历和艺术化生活的方式呈现“个性”和“灵感”,进而塑造了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和个人的独特价值,创设了人际的深度对话;另一方面,多元主体通过呈现围绕文化遗产展开的交互“体验”,梳理博物馆创办者及其亲属、社区成员、游客、族群、国家等“参与者”的关系和责任,构造了文化遗产的情感价值和“参与者”的公共价值。中国民族博物馆“家庭模式”的个人叙事,实质上是当代社会多元主体共同塑造的“神话”：赋予个人生活以意义感和目标感,并在“延续”和“共享”文化的神圣意义下创造情感连接、社会联结乃至人类与自然的融合。     

天南地北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在京成立 5月12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少数民族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在京成立。来自全国15个省、市和自治区17个民族的80余名代表出席了大会。“委员会”是在国家民委、国家教委和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等有关部门指导下,以全国     

中国近代国家建构思想与西方民族主义

中国历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传统中国民族思想的主流是以文化辨民族,并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观.民族主义思想是伴随近代西欧民族国家建构而出现的,其核心理念是国家由民族决定.鸦片战争后,在列强殖民入侵和西方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出现分裂主义思想和运动的倾向.作为对列强殖民入侵下民族分裂危机的回应,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趋向于通过同化政策进行“国族”建构,但这种国家政治建构的努力难收其效,根本原因还在于它始终未能摆脱“民族——国家”的束缚.     

多彩中华——中国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

“多彩中华”,是中国民族博物馆在国家民委领导下打造的以全面展示中国民族服饰文化为内容的重点文化项目,被誉为“中国民族文化的一支奇葩”,曾多次走出国门,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2005年,“多彩中华”取得了新的成绩。北京保利剧院汇报演出经国家民委批准,中国民族博物馆于2005年3月9～10日在北京保利剧院举办“‘多彩中华’——大型中国民族服饰表演汇报演出”活动,获得成功。中央电视台的转播车在现场进行全场录像,新华社、人民日报等30多家新闻媒体进行了采访并陆续报道。本次活动规模大,涉及面广。参加演出的单位多达15家,模特、…     

第二届“多彩中华”民族文化节在京鲁等地隆重举办

由中国民族博物馆、山东省文化厅主办的第二届“多彩中华”民族文化节暨2007年（山东）中华民族特色产品·民俗文化博览会。将在今年我国第二个“文化遗产日”期间在北京、山东两地举办。本届民族文化节将在“保护文化遗产，构建和谐社会”主题的指导下，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关联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体会

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国家建构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和中国式现代化表现为互相促成的逻辑关联和功能关系,分别发挥支撑与指向的功能作用,统一于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条件。多元一体的结构格局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和文明两方面的显著优势;团结统一的内部秩序建设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安全保障,有助于避免认同危机、防范化解风险隐患;命运与共的共同愿景建设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实践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发展指向,在性质指向上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内容指向上要求开展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相适应的内容建设;在价值指向上要求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远大理想和价值追求,努力促进各族人民的全面发展。维系并深化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逻辑关联,要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联系纽带作用。     

略论中国古代的"天下"、"国家"和"中国"观

中国古代先民心目中包含“中国”和蛮、夷、戎、狄五方之民在内的“天下”具有某些现代国家的 属性。“中国”一词之“中”,并非源自地域位置,而是源自“以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在春秋大一统学说中,“中国”和“天下”终究是要合一的。     

近代华牧徐松石“中国认同”的三重变奏

徐松石是近代著名华牧和“壮学先驱”.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汉—壮”交融的民族情感,中华大传统、岭南小传统与基督神学间的交织互动等元素,通过“知识—信仰”二元运行机制,总体促成了徐松石“中国认同”的三重变奏:早期延续家教传统,寄情于中华帝制往史和民国政治;居沪四十年,力推本色教会运动,希图“依照圣经真理,建立簇新的中国文化”,护教理念与国粹主义相始终,开创了“以文化成”的认同范式;晚岁流居港澳美加等地,信仰日趋保守而治学日见开放,力倡神本主义“灵治之道”的同时,欣然洞见“环太平洋”族群的华裔底蕴以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辩证关系,并以之重构了海外浪者的“民族认同”.